當地時間2025年5月14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美國總統特朗普（中）、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右中）、敘利亞政權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左二）、敘利亞外交部門負責人阿薩德·希巴尼（左一）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右一）舉行會晤。 視覺中國 圖

美國對敘利亞的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據環球網援引法新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4日在利雅得與敘利亞政權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會面，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過視頻方式參加了此次會面。特朗普說，華盛頓正在探索與敘利亞恢復正常關系的可能性。白宮表示，特朗普呼吁沙拉與美國合作，以阻止“伊斯蘭國”（ISIS）卷土重來。

半島電視臺稱，這是美國總統和敘利亞政權領導人25年來的首次會晤。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白宮官員的話稱，特朗普與沙拉的會面時間持續了33分鐘。

此前一天，據新華社報道，特朗普在利雅得出席活動時說，他將下令解除對敘利亞的制裁。

特朗普說，在與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和埃爾多安討論敘利亞局勢后，他做出了這一決定。“海合會主要國家在美敘關系重置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調解作用。”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楊玉龍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分析稱，不過美國政府還沒有系統性公布解除對敘利亞經濟制裁的實際舉措，其具體的政策變化特別是美針對敘利亞實施多年的制裁外交是否會全面取消，仍待進一步評估和觀察。

楊玉龍認為，美國解除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具有重要的政治外交象征意義，將為美敘關系正常化奠定政治基礎。“美國對敘利亞政策進入重要的重置階段，可能將結束美敘兩國長期存在的對抗性關系，也將為周邊國家、地區國家和國際行為體參與敘利亞經濟重建工作，恢復貿易投資關系，推動敘利亞融入東地中海地區經濟體系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有益于美國的相關盟伴國家加強對敘利亞的外交接觸，有助于緩解敘利亞面臨的人道主義危機形勢，為敘利亞經濟重建進程創造積極的新發展道路。”楊玉龍分析道。

特朗普解除制裁意味著什么？

“新政府有望成功穩定國家，維護和平。”特朗普13日在沙特表示，“我將下令停止對敘利亞的制裁，給他們一個走向偉大的機會。”

敘利亞外交部門負責人希巴尼當天表示，敘利亞歡迎特朗普有關解除對敘制裁的表態，認為相關舉措將有助于敘利亞重建進程。曾在奧巴馬時期擔任美國駐敘利亞大使的羅伯特·福特亦對特朗普解除制裁的舉措表示贊賞。

“三個月前我訪問了敘利亞，這個國家在經歷了13年的內戰后滿目瘡痍。它需要重建，需要外國融資來實現這一點。”福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取消制裁將使國際資本能夠從海灣國家、其他阿拉伯國家以及不同的援助機構流入敘利亞。

美國對敘利亞的制裁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當時美國政府將敘利亞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并對其實施武器禁運和金融限制，包括對外援助的限制。2003年美國國會通過《清算敘利亞法案》和《敘利亞責任及黎巴嫩主權法》，并于2004年5月開始通過各種行政命令實施進一步制裁，包括限制更多武器出口和限制敘利亞與美國的經濟往來。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后，奧巴馬政府先后簽署多項行政命令，對敘利亞政權核心人物及其商業網絡實施資產凍結、旅行禁令和貿易限制，并凍結敘政府在海外持有的資產、禁止美國在敘投資以及限制石油進口。

2019年12月，特朗普在首個任期簽署所謂《凱撒敘利亞平民保護法案》（簡稱《凱撒法案》），擴大對敘經濟和政治制裁范圍，幾乎覆蓋了敘利亞所有國計民生的行業，成為過去十年間美對敘制裁體系的關鍵一環。受美國制裁影響，即便海灣國家有意向敘利亞出口燃料和小麥等關鍵物資，敘方也無法進口。

即便在2024年末敘利亞新政權上臺后，白宮也仍然保留了對敘利亞的制裁措施，原因是“無法確定敘利亞新任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的想法”。在此之前，沙拉所屬的“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被認定與基地組織存在關聯，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將其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這也是國際社會對解除敘利亞制裁持謹慎態度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估計，敘利亞在2011年至2024年戰爭期間的“GDP損失”約為8000億美元。目前，敘利亞9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之中，四分之一人口失業，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縮水至2011年的一半以下”。另外，敘利亞的人類發展指數（衡量預期壽命、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分已降至199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該機構今年2月的一份報告估計，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敘利亞需要50多年才能恢復到戰前的經濟水平。

“美國國會是否會配合特朗普政府取消美國對敘利亞實施制裁的《凱撒法案》，在法律程序方面目前仍具有不確定性。同時，敘利亞經濟在短期內仍將面臨一系列復雜的結構性困難和障礙，即使美國政府迅速解除針對敘利亞的重要經濟制裁，也不會在短期內迅速改變敘利亞經濟重建面臨的困境。”楊玉龍分析道。

“在大馬士革建一座特朗普大廈”

早在4月30日，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私營能源公司Argent LNG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喬納森·巴斯（Jonathan Bass）到訪大馬士革，與沙拉進行了4個小時的會晤，并一直試圖安排兩位領導人舉行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晤。針對二人對話的內容，巴斯向媒體表示，“沙拉希望達成一項有利于國家未來的商業協議”，并指出該協議可能涉及能源開發、對抗伊朗的合作以及與以色列的接觸。

“他（沙拉）告訴我，他想在大馬士革建一座特朗普大廈。他希望與鄰國和平相處。他告訴我，這對該地區有利，對以色列也有利。”巴斯表示，沙拉還分享了自己與特朗普的聯系——兩人都曾遭到槍擊，但都僥幸逃脫。

據幾位熟悉美國動向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大馬士革建造特朗普大廈、緩和與以色列的關系以及允許美國獲取敘利亞的石油和天然氣，都是敘新政權戰略舉措的一部分，目的是爭取與特朗普舉行會晤的機會。

有分析認為，敘利亞新政府竭力將自己塑造成一支能夠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溫和力量，包括與被認定為“恐怖主義”的組織保持距離，承諾與外國勢力合作開展“反恐”行動，并公開表示支持少數民族權利。

但楊玉龍指出，有鑒于“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的意識形態背景和政治軍事經歷，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對敘利亞政權保持一段時間的謹慎觀察，美敘關系正常化進程不會在短期內迅速實現，兩國關系重置仍面臨重要挑戰，包括敘利亞政府的“外國戰斗人員”、以敘關系等議題仍有待解決。

三位熟悉政策制定情況的美國官員表示，白宮“尚未制定和闡明清晰的敘利亞政策”，美國政府更傾向于從反恐角度看待與敘利亞的關系。兩位消息人士稱，在敘利亞外長希巴尼4月訪美期間，參與會見的美方人員包括一名來自國務院的高級反恐官員。

然而，楊玉龍認為，自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對敘利亞問題的外部干預政策不僅是出于反恐戰略的安全考量，也具有地緣政治戰略考慮，即遏制和削弱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等國家行為體在敘利亞境內的影響力。

2024年12月敘利亞變局發生后，美國在敘利亞的地緣政治、安全等相關利益考量發生了重大變化，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勢力基本退出敘利亞，“伊斯蘭國”極端勢力在敘利亞的殘余勢力“死灰復燃”的可能性較小，且美國已得到土耳其、伊拉克等國家的保證，將建立區域性反恐聯盟合作打擊“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殘余勢力。

“因此，美國特朗普政府決意減少在敘利亞的戰略性存在，減縮軍事人員規模，這是美國對敘利亞政策的重要變化。”楊玉龍分析道，“美國對敘利亞問題的利益關切將逐漸脫離反恐、安全等考量，特朗普政府也可能積極參與敘利亞的經濟重建，利用敘利亞經濟重建提供的商機，為美國企業創造經濟投資機會。”

地區格局迎來變化？

自去年敘利亞“變天”后，中東地區和域外一些國家紛紛作出反應。分析人士認為，敘政局劇變打破了外部勢力在敘的原有狀態，一些被認為從變局中受益的外部勢力謀劃通過外交、軍事等手段搶先布局，其他外部勢力則試圖保持存在、維護在敘利益。

據新華社報道，土耳其支持的敘新政權上臺后，以色列以“阻止敘前政權的軍事裝備落入敵對勢力之手”為由，對敘境內目標發動數百次“先發制人”式空襲。此外，以軍還占領了戈蘭高地軍事緩沖區及周邊區域，稱尋求將敘南部庫奈特拉省、德拉省、蘇韋達省“全面非軍事化”。

目前，以色列地面部隊已占領敘利亞西南部領土，同時游說白宮保持敘利亞的分裂和孤立狀態。以色列表示，襲擊行動的目的是保護敘利亞少數群體，但敘利亞則認為一系列襲擊將導致局勢升級。

以色列所指的“少數民族”主要指分布在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及其占領的戈蘭高地的德魯茲人，長期以來，以色列與敘利亞的德魯茲社區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聯系。自敘政權領導人沙拉掌權以來，以色列擔心相關勢力在敘南部的擴張可能對以構成安全威脅，因此采取軍事行動保護德魯茲人，還在敘南部擴大軍事行動以遏制潛在的安全風險。

耐人尋味的是，以色列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或與特朗普的和解傾向產生沖突。不過，雙方的分歧不止于此——特朗普日前積極推動與伊朗就其核計劃進行談判。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特朗普在宣布解除對敘利亞制裁的投資論壇上還表示，他絕不會允許伊朗獲得核武器，但鑒于旨在限制伊朗核計劃以換取制裁解除的談判正在進行，他已準備好達成協議，并敦促德黑蘭方面接受他伸出的橄欖枝。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日前和也門胡塞武裝達成停火協議前未知會以色列，也未阻止胡塞武裝繼續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國土報》分析稱，長期以來,以色列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支點，尤其在安全與反恐領域扮演關鍵角色。但當前形勢表明，這一傳統定位正受到挑戰。特朗普以“交易優先”思維重構地區秩序，在關鍵問題上繞開以色列。

“就敘利亞問題而言，以色列主要以安全化外交政策為主導，但美國力圖減少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美以雙方在敘利亞問題的政策分歧較為突出。不過，美以特殊關系仍保持著較強的韌性，戰略分歧與政策矛盾并不意味著美以雙方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合作關系會出現顯著破裂，雙方仍保持著穩定的安全協調、軍事合作、情報分享與外交互動。”楊玉龍認為，以色列正在通過阿聯酋渠道與敘利亞政權秘密會談，以敘兩國關系可能會出現緩和趨勢，在美國對敘政策重置的背景下，以色列可能會加強對沙拉政府的務實接觸政策，但安全化外交政策在短期內重置的可能性較小。

作為深度參與敘利亞事務的另一域外力量，土耳其長期以來在敘利亞的戰略目標不僅包括扶植代理人、讓數百萬逃到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回國，還包括遏制受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庫爾德人勢力、沿土敘邊界在敘境內設立緩沖區。在美國智庫中東研究所前研究員比羅爾·巴什坎看來，敘利亞變局令土耳其成為“最大贏家”。今年3月，土耳其甚至向敘利亞派出一支軍事代表團，討論土方幫助敘新政權訓練軍隊以及提供軍事顧問等事宜。

《華盛頓郵報》則援引批評人士的話分析稱，美國若對敘利亞維持過長時間的制裁，可能會疏遠有意與美國合作的敘利亞新任領導人，并可能增加敘利亞對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其他支持者的依賴。

楊玉龍認為，隨著美敘兩國加強務實接觸合作，土耳其可以借此在敘庫爾德問題、土以兩國在敘利亞的地緣競爭等議題方面與美國加強對話，要求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土耳其在敘利亞的安全利益訴求，有效限制敘庫爾德武裝對土耳其構成的國家安全跨境威脅，限制以色列在敘境內對土耳其的敵視政策。

“從美國角度分析，如果敘利亞政權過于依賴土耳其給予的軍事、安全和經濟支持，將打破敘利亞的多重地緣政治競爭平衡，既不利于維護美國在敘利亞的地緣、安全、經濟、軍事等利益，也將增加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直接對抗的風險。因此，特朗普政府解除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事實上具有一定的地緣政治、外交的平衡政策考量。”楊玉龍分析道。

（實習生劉紋溪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