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這樣一位偉人，他帶領人民披荊斬棘，建立了新中國。他的名字叫毛澤東，一生征戰(zhàn)幾十年，從未被困難嚇倒。然而，在他深入研讀《三國演義》時，卻對一個名叫賈詡的謀士產(chǎn)生了一種特別的憂慮。憂慮不是因為賈詡有多厲害，而是因為他的策略讓毛主席看到了一個隱藏的威脅——“和平演變”。

毛主席跟《三國演義》結下不解之緣

毛主席打小就喜歡《三國演義》。他八歲進私塾，開始接觸這本通俗小說。那時候，他最愛翻的就是《三國演義》，常常拿著書給村里的小伙伴講關羽刮骨療毒、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到了1910年，他進了東山學堂，還是放不下來這本書，走到哪兒帶到哪兒，講起三國故事頭頭是道，同學們都叫他“三國故事大王”。1913年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他又開始啃《三國志》，把小說和正史結合起來琢磨。

長大后，毛主席走到哪兒，三國就跟到哪兒。1928年在井岡山打游擊，條件苦得不行，他聽說茶陵有本《三國演義》，高興得不得了，覺得這書比啥都寶貝。長征路上，他還讓警衛(wèi)員去找書，結果因為湖南口音“書”和“三鍋”聽岔了，鬧了個笑話。

1958年在成都武侯祠，他問講解員：“諸葛亮一輩子坐了幾次車，騎了幾次馬？”這問題聽著稀奇，可見他對三國細節(jié)多上心。到了晚年，他眼睛不好了，還是堅持看各種版本的《三國演義》，書房里堆滿了書，簡裝的、線裝的都有。

他常說，《三國演義》是故事書，《三國志》是歷史書，兩者一結合，能看透人性、權謀和戰(zhàn)略。比如在井岡山建根據(jù)地，他學諸葛亮治蜀，抓民心、建組織；抗日戰(zhàn)爭時，他參考孫權守江東，靈活對付日本鬼子。他還鼓勵戰(zhàn)士們讀《三國演義》，學里面的戰(zhàn)略和外交。他拿劉備夷陵之敗舉例子，說統(tǒng)一戰(zhàn)線多重要；拿諸葛亮七擒孟獲講大膽策略。

賈詡的計謀讓毛主席起了憂心

賈詡是三國時期曹魏的謀士，腦子特別好使，被人夸為“算無遺策”。他在《三國演義》里有兩次出名的策略，讓毛主席看完后直皺眉頭。

第一次是公元208年，曹操剛打下荊州，想一鼓作氣滅了孫權。賈詡勸他說：“你剛拿下荊州，威風正盛，不如先安撫民心，招攬人才，用荊州的富庶打動江東，這樣不費一兵一卒就能贏。”可曹操沒聽，覺得武力才是硬道理，結果就有了赤壁之戰(zhàn)。

曹軍被孫劉聯(lián)軍一把火燒得稀里嘩啦，統(tǒng)一的大業(yè)泡了湯。史書《三國志》里說，要是聽了賈詡的話，曹操興許能避開這場敗仗。不過也有學者覺得，當時荊州不穩(wěn)，曹操急著打江東也有他的道理。

第二次是公元223年，曹丕剛當上皇帝，想接著他爹曹操的夢想收拾吳蜀。賈詡又站出來說：“你剛登基，應該先搞好文治，穩(wěn)住天下。吳國有江河天險，蜀國有山高路險，孫權和諸葛亮都不是省油的燈，硬打不一定行。兵法里說，別打沒把握的仗，先用文攻再說。”曹丕還是沒聽，當年秋天發(fā)兵攻吳，結果魏軍困在江陵打不下來，還碰上瘟疫，死傷一大片。次年四月，曹丕只能撤兵，吃了大虧。《資治通鑒》里寫，這仗打得魏國元氣大傷，曹丕回去后悔不已。

毛主席讀到這，特別留意賈詡。他覺得，賈詡的策略不光是幫曹操出主意，還透出一種不靠武力就能搞亂敵人的路子。他把這跟20世紀的“和平演變”聯(lián)系起來，覺得這威脅比打仗還可怕。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搞的陰招，用文化、經(jīng)濟這些軟手段，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國家。1953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說，要用“和平方式”讓社會主義國家自己變質，從內部垮掉。

1958年，毛主席看到新華社的《參考資料》，知道了這事兒，馬上讓干部們研究。1959年，他正式提出要防“和平演變”，說這玩意兒比武力入侵還陰險。1964年，他又把這事提到更高層面，要求全黨加強思想教育，別讓敵人的“糖衣炮彈”得逞。“帝國主義等著我們幾代人變質，我們不能上當！”這其實跟賈詡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從內部下手，不動刀槍卻能翻天。

毛主席用反“和平演變”保住我國江山

有了這份警惕，毛主席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全面布局，防止“和平演變”。1964年，他正式提出這個方針，要全黨全國都動起來。那時候，西方對我國搞經(jīng)濟封鎖、文化滲透，想從內部把我們搞亂。毛主席看得清楚，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我們得把自己的事兒干好。”于是，他開始推動全國搞思想教育，工人、農(nóng)民、學生都參與進來。

面對西方的各種招數(shù)，我國愣是沒倒。毛主席老強調，內因才是關鍵，只要我們內部團結，外部再咋折騰也沒用。

我們能扛住“和平演變”，靠的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這根主心骨。黨始終把群眾路線抓得死死的，把人民利益放第一，敵人想鉆空子都沒門兒。

賈詡一計讓毛主席憂慮，可憂慮硬是變成了我國發(fā)展的護身符。真正的威脅不一定是刀槍，而是藏在暗處的軟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