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作為一個通過正常市場公開競標程序獲得，且在過去10年無端經受了至少三次政治與安全審查的港口經營項目，由中國嵐橋集團經營的達爾文港項目在澳大利亞屢屢成為“政治足球”，而且在此次大選后面臨著被政府毀約并強制收回的壓力。就此問題，中國駐澳大使肖千日前在接受中澳媒體采訪時表示，中方一直通過外交渠道同澳聯邦政府和北領地政府保持溝通，認為“在港口虧損時把它租出去，在港口盈利時將其收回，這在道義上是欠妥的”。
縱觀達爾文港10年來的變化，除在商言商的互利共贏外，在當時澳聯邦政府“根本無意支持該項基礎設施建設”的背景下，嵐橋集團之于達爾文港和北領地可謂“雪中送炭”。從幫助港口經營狀況扭虧為盈，緩解北領地政府的債務危機，到投入超過8300萬澳元維護升級港口設施，使到港船舶總噸位（GRT）大幅增長95.7%，再到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嵐橋集團給達爾文港帶來了系統性的、積極正面的變化。澳大利亞前北領地總檢察長約翰·埃爾芬克此前表示，當時的聯邦政府批準該交易時，沒有提出任何安全擔憂。
眾所周知，達爾文港開始和所謂“國家安全”掛上鉤，并遭受各種近乎無妄之災的政治與安全審查，和華盛頓的“關切”有很大關系。但是，澳近幾屆政府的多次審查結果均表明，達爾文港并不存在所謂“國家安全風險”，2023年的調查結果更得出“無須取消或更改這一租約”的結論。然而，近來毀約棄約風聲頻起，甚至在競選活動中被渲染成不分黨派的“共識”，足見當前澳國內反華逆流依然有沉渣泛起之勢。但是，一旦邁出強制收回達爾文港這一步，勢必在以下三方面為澳大利亞埋下遺患無窮的禍根。
嵐橋集團在達爾文港的經營是中資企業在海外依法合規投資經營的典型案例。如果澳政府在沒有正當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單方面撕毀協議，無異于向全球投資者發出一個危險信號：澳大利亞政府可以出于政治目的任意干預商業合同。這種“政治凌駕于法治”的做法，將令外國投資者對澳營商環境的信心嚴重受挫，尤其是在基礎設施、能源等需長期投入的大型項目領域。澳方一些人士放風稱將確保“中國業主嵐橋集團獲得良好的投資回報”，這種“給點錢就能隨意違約”的思維恰恰證明了澳方在所謂“收回租約”問題上是問心有愧的。試問，澳方要出多少錢，才能夠買回自己在這一事件中損失的契約精神、彌補道義缺陷呢？
過去一些年，中澳關系經歷了諸多波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澳方在處理涉華問題時的過度政治化、安全化。近期，在雙方秉持務實合作態度的努力下，雙邊關系整體上重回平穩軌道。倘若達爾文港事件被進一步政治化，港口被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強收，這將會成為影響中澳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又一個負面典型案例。這必然會沖擊目前企穩向好的雙邊關系，加劇兩國民間的對立情緒，進而損害兩國政府和企業間的互信。
將達爾文港從嵐橋集團手中收回也將是達爾文港從商業合作向軍事開發危險轉向的象征。近年來，美國在達爾文的軍事部署頻頻升級，常駐并輪換海軍陸戰隊、升級和擴建軍事基地，試圖將達爾文地區打造成印太戰略前沿。這種“去中國化”操作是為美國在澳北部推動軍事布局清障開道。更重要的是，一旦港口的功能被部分甚至全部轉化為軍事用途，當地經濟發展將被軍事戰略綁架——正常的港航物流活動將讓位于軍事演習、艦隊補給和戰略儲備，當地民生和產業難以正常發展，民眾的安全感大幅下降。
達爾文港的經營本是市場經濟行為，理應在法治和市場規則框架下運行。然而，當華盛頓的壓力壓倒了澳本國利益，基于規則的商業活動被政治化邏輯踐踏時，受損的不僅是澳大利亞自己的國際信譽，是難以再生的互信土壤，也是本可拒絕外部軍事博弈的戰略自主空間。我們呼吁澳大利亞政府以大局為重，恪守契約精神，回歸法治軌道，停止以政治偏見破壞經濟合作。是讓達爾文港成為貨運繁榮的合作之港，還是危機四伏的風暴中心，并不難抉擇，卻考驗堪培拉的戰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