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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公開出版了與中國關系的文件集，全名為《美國與中國關系——著重于1944至1949年時期》，在美國簡稱為《中國白皮書》，在中國一般稱作《對華關系白皮書》。其中公布了大量最近期的美國對華關系和政策的內部文電、絕密檔案，引起了美國、中國以及國際上各方輿論的矚目和強烈反響。

1、為何要發表《對華關系白皮書》？

美國從1948年底以來已經在考慮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在1949年3月已形成決策。但是這樣一項重大的政策轉變無異承認過去的扶蔣政策完全失敗，需要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說辭以向輿論交代。

同時，對華政策當時已成為國內黨派斗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在野的共和黨攻擊民主黨政府的重要題目之一。特別是，國會內外的“援蔣集團”十分活躍，把國民黨的失敗歸咎于美國政府援蔣不力，甚至指為國務院有關人員的失職或“親共”所致。當時美國國會對政府的壓力是向著加強援蔣的方向，而與“脫身”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在一般公眾輿論中，情況卻有不同。主張美國停止卷入中國內戰的意見日益增長。不少傳教士、商人從希望保持在中國立足之地出發，主張美國停止援蔣而設法與新的政權建立關系。1948年底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反對美國繼續以大量軍事和一般物資援蔣的人數已略超過贊成的人數，而1948年4月的民意測驗的結果則相反。

不贊成繼續支蔣的日益增多。根據當時情況，杜魯門政府認為就對華政策進行公開辯論在所難免，可能一般社會輿論比國會內部對政府更有利些，遂決定把事實公之于眾。

杜魯門說：“只有這樣，我國人民及其在國會的代表才能對我們遠東政策的健康演變有一個必要的了解。”

這一想法最早是1948年11月國務院政策設計司的凱南和戴維斯提出的。他們在提出“脫身”政策的同時，建議及早把蔣介石政府的情況告訴美國公眾。當時馬歇爾認為這樣一來，等于由美國給蔣介石政府以“致命的一擊”，因此不同意這樣做。

當時杜魯門同意馬歇爾的意見。到1949年初，艾奇遜接任國務卿以后，又與杜魯門談到此事，他認為此時情況與幾個月之前又有所不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已瀕臨崩潰的邊緣，隨之美國必須從對它的支持中脫身出來”，因此他力主準備一份“透徹”說明美中關系的“實錄”，以過去5年為重點，在國民黨政府垮臺之時公布。

杜魯門同意了這一意見，于是組織了一個班子，由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和巡回大使杰塞普任主編。文件于1949年7月29日交給杜魯門總統，8月5日正式公布。這就是發表《白皮書》的起因和目的。很明顯，其目的是為美國對華政策作全面的辯護。

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是為了說明，蔣介石垮臺是他自己不行，不是美國支持不力之故，美國遠東政策的演變是“健康”的。

同時也是為美國“脫身”作輿論準備。從這點出發，《白皮書》詳盡敘述了美國自抗戰結束以來給予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顧問等各方面的援助，以及這一切都歸于失敗的事實。

全書畫龍點睛之處就是艾奇遜的《附信》中的一段話：

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制所能及。我國在其能力合理限度之內，已經做的或可能做到的一切，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也不是由于美國還有什么沒有做到之事影響了內戰的結果。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美國也曾試圖對這些力量施加影響，但未能成功。中國國內已經作出了一種決定，縱使這是有欠缺的決定也罷。

據說這一段話的原起草人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裴斐。他在致杰塞普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的意圖是要向公眾強調一點：“國務院沒有失敗，美國沒有失敗，失敗的是別的什么人，我們無能為力，是我們之外的，非我們所能及的一種事物作出的裁決。”

2、發布的時機考量

《白皮書》是一部全面為美國對華政策辯護的文件。它大大地美化了美國的意圖和政策，完全不承認100年來中美之間不平等的關系，和美國在華所享受的特權。關于國共兩黨的歷史關系的敘述也作了從美國觀點的片面解釋。但是，由于其目的是為了說明國民黨垮臺非美國援助不力之過，這份文件對美國如何不遺余力地援蔣作了比較坦率和充分的敘述，這里所表現出來的一個外國對中國內政干涉到怎樣深入的地步，一個中國政權對外國依賴到怎樣的程度，都是發人深省的。

8月5日，與《白皮書》發表的同時，艾奇遜發表了一項聲明，題為美國對遠東政策的基本原則，主要解釋發表《白皮書》意欲說明的問題。

他說，中國的局勢突出說明了美國在對外關系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美國盡管可以出自最良好的動機對一個外國政府給予大量的援助，卻不能保證該援助能夠達到它的目的。”

美國的政策不能建立在一廂情愿或是幻想的基礎上。他重申美國對遠東政策的基本原則，關于中國，還是強調，“反對中國受任何外國，或代表外國利益的政權統治”。

換言之，繼續支持國民黨已無用；但對中國共產黨還要繼續反對。

在《白皮書》發表之前，征求美國政府內部各方意見時，有以下幾種保留意見，其中大部分來自軍方，也有來自其他部門及國務院內部人士。

(1)《白皮書》整個內容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貶抑極甚，會引起對方“深刻而持久的反感”，而且可能傷害整個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2)由于有必要著重談國民黨一方的情況，會顯得偏袒了共產黨。
(3)公眾由此將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中國局勢無望，美國不應再給予援助。這樣，以后一旦需要再給援助時，更難得到公眾支持，這將損害美國政策的靈活性。
(4)可能造成障礙，妨礙找到足以抵制或扭轉共產黨在中國得勝趨勢的措施。
(5)對美國當前對臺灣的政策不利。因為《白皮書》的發表要么會促使蔣介石倒臺，共產黨乘虛而入；要么使蔣介石更加抵制美國對該島的任何影響。
(6)可能打擊東南亞國家的反共士氣。
(7)可能引起國會內共和黨人的攻擊。

另外，還有意見認為，是否可以不公開發表，而以內部文件方式發給國會有關小組委員會在秘密會議上討論。

如果要發表，時間最好在國民黨丟掉廣州以后（美國當時估計在8月間)，這樣可以避免造成印象：美國的行動加速了國民黨的垮臺。

以上的意見多數都是從如何有利于繼續反對中共的角度出發。這說明美國軍方到那時并不贊成“脫身”，還在想方設法扶持蔣政權把內戰進行下去。

最后，美國國防部長約翰遜專門寫給艾奇遜一封信，表示此事決定權在國務院，他只要求說明，軍方沒有人參加這項工作，也沒有提供任何材料，一切全是國務院發起，根據國務院的檔案整理，由國務院負責。

艾奇遜對種種保留或反對的意見的回答是：

當初決定發表這樣一本文集時，對這一切都已經考慮過了。此舉當然冒一定風險，不過正當美國必須對整個遠東政策徹底重新審議時，“有必要把事實告知國會和輿論，俾使將來的政策建立在現實的和對形勢了解的基礎上。這一需要是壓倒那些風險的”。

關于發表的時間，美國國務院認為與廣州或其他地區何時易手關系不大，反正這是大家預料中事。唯一的考慮是須在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后。因為預料《白皮書》的發表定將觸怒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甚至可能引起群眾抗議事件，免得大使在華承受各種不愉快之事。

杜魯門完全支持艾奇遜的意見。他對此事態度堅決，認為既不能沖淡其內容，也不能再推遲發表。當時司徒雷登已接到調令，《白皮書》的發表日期原定于8月1日，后因司徒辦離華手續拖了幾天，最后定于8月5日發表。

關于美國對發表日期的考慮，毛澤東主席當時分析道：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杜魯門把他親自決定的這一舉動說成是“今后一個時期中我們最重大的行動之一”，并且在發表前特意將全文送給業已退休的馬歇爾審閱。杜魯門的原因當然是希望在國內外獲得對自己政治上有利的效果。結果卻引起各方面從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對美國對華政策空前強烈的抨擊。

3、對中共的影響

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看來，《白皮書》的發表，不但是美國承認大力支持鎮壓中國革命的自供狀，而且等于美國政府進一步公開宣稱，繼續與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為敵，不斷地進行搗亂，是美國的既定政策。特別是艾奇遜的《附信》中以帝國主義特有的傲慢態度，公然表示，美國之所以沒有大規模直接出兵干涉，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這封信對中國的歷史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作了嚴重的歪曲，把剛剛領導中國人民成功地進行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使長期受外來壓迫的幾億中國人民感到從未有過的揚眉吐氣的中國共產黨誣蔑為“為一個帝國主義效勞的政黨，已經舍棄了他們的遺產”，把當時一片歡騰的解放區說成處于“悲慘局面”。

最后公然聲稱，美國將鼓勵“中國民主個人主義再顯身手”，以推翻被稱為“外來羈絆”的新中國政權。

這一切，激起了中國廣泛階層的極大憤慨。共產黨領導抓住這一機會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對人民進行反帝教育。新華社于8月12日發表了以“無可奈何的自供狀”為題的評論。之后，毛澤東又親自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5篇文章，陸續發表，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給予迎頭痛斥，并且抓住這一“反面教材”在人民群眾中展開廣泛的認識美國的帝國主義面貌的教育。

整個8、9月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大城市國家工作人員、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中掀起了討論和譴責《白皮書》的高潮，學生舉行了抗議示威游行，每隔幾天，《人民日報》就以相當的版面登載這方面消息。

據新華社報道：

“討論范圍涉及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一百年來的中外關系、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系、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系，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斗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系中應取的態度，對帝國主義的新陰謀應如何對付，等等。”

特別是艾奇遜的信中提到寄希望于“民主個人主義”這一點，使當時愛國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看到自己被列入美國爭取來反對本國政府的對象，紛紛強烈表態。

例如當時民主建國會副主席黃炎培發表文章就代表了這種感情，他說：

“‘民主個人主義’一詞已經夠滑稽了，拿來侮辱我們各黨派，更不成話。”

他指出：“美國失敗的原因在哪里呢？怕到今天他自己還沒有了解。”

它只覺悟到錯信了蔣介石，“而不知失敗的主因，是在它太看不起中國老百姓”。許多還處于中間狀態的人士，態度迅速明朗化，站到擁護新政府的一邊。另外還有自以為本來可以對共產黨起些影響的民主人士，托人向美方打招呼，說是《白皮書》的發表使他們的影響削弱，不敢再多說話，要美國以后不要再公開表示支持中國“民主分子”。

總之，《白皮書》發表總的結果是加強了中國的廣大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反美情緒，或者使他們更進一步同美國的影響拉開距離。它所起的作用恰好是動員中國人民進一步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支持當時的靠攏蘇聯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大約是艾奇遜等人沒有想到的。后來，在中國“左”的思潮進一步占統治地位時，艾奇遜的這句話成為許多知識分子受懷疑和受迫害的原因之一，這更是艾奇遜本人始料不及的。

有一位美國學者后來指出，艾奇遜的《附信》中有關中國共產黨的一段話是“虛妄而帶有煽動性的”，是“迎合美國國內反共主義的最丑惡的表現”，“這一千零五十四頁表明了美國對蔣忠誠到何種程度，又是如何明確地拒絕主張與中國共產黨妥協的意見”，它“關上了原來半掩著的（與共產黨)繼續保持關系的可能性的大門”。

這話有一定道理，盡管《白皮書》本身不一定對“關上大門”起那樣決定性的作用。

4、國民黨的“唾面自干”

國民黨對于這樣一份公開暴露其腐敗無能，證明一切失敗只能歸罪于自己的文件，當然是十分惱火的。但是他離不開美援，因此態度不敢太強硬。1949年6月，有關《白皮書》的風聲已由報界透露出來，艾奇遜在答記者問時也肯定了正在準備這樣一份文件。國民黨對此十分不安。

蔣介石一方面向美國人表示他并不要求美方推遲發表，因為提出此要求等于認錯了；一方面又指示其外交官通過各種渠道分別找美方說情，希望其考慮，發表某些文件將對“國民政府”產生不好影響，損害“新政府”（指李宗仁政府)正在進行的抵抗共產黨的“英勇努力”，要求至少推遲發表。

這當然沒有什么效果。在發表《白皮書》的同時，美國表示準備再給國民黨一些援助。顧維鈞私下對宋子文說，這就像踢你一腳，然后給糖吃，還裝得若無其事。《白皮書》發表后，國民黨方面最早的表態是顧維鈞8月7日向新聞界發表的聲明。他因預先從美國親蔣人士那里得知內容，故早有準備。

聲明大意謂，《白皮書》發表是不尋常舉動，內容系美國一面之詞，“中國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后可能提供補充文獻；過去犯錯誤不僅“中國”一家，愿吸取經驗教訓，但不能“因噎廢食”，仍要求美國繼續援助。并對艾奇遜沒有表現“失敗主義”情緒（指其還要致力于鼓勵一切反對新中國的力量)，感到“深受鼓舞”。顧有意避免批評國務院，因為以后還指望通過它爭取援助。

國民黨政府方面的正式聲明8月17日才公布。該聲明對艾奇遜信中誣蔑中國共產黨為“莫斯科工具”這一點表示高興，同時聲稱對其他內容有不同看法，以后將在適當時候充分陳述有關事實，云云。該聲明經蔣介石親自審定。原來在李宗仁主持下已起草一份聲明，經“最高政策委員會”通過，并已將內容透露給美方。

但當時已“引退”的蔣介石堅持要經他審定，并指定王世杰根據其意圖重新起草，使李宗仁很難堪，這是蔣抓權不放的又一例。在聲明發表的同時，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美方打招呼，說明目前這一聲明是政府考慮的唯一行動。

葉還以“自己”的意見表示，“委員長”的態度溫和出乎他意料之外。在此之前，蔣夢麟向美方透露，蔣介石只輕描淡寫地表示：“我想這是他們的制度，非公布出來不可。”蔣夢麟是美方比較信任的人之一，蔣介石是清楚的，所以他的這一表態顯然是為了透露給美國人的。

《白皮書》最后發表了李宗仁于1949年5月5日給杜魯門的信，其中承認馬歇爾調停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和談也缺乏誠意，以及未做到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改革，致使美援未能產生預期的效果。

據說此信原來是司徒雷登建議李宗仁這樣寫的，以便可以繼續得到美援。此信發表后，使國民黨內部頗為困窘，李宗仁也向美方表示“略感不安”，不過他態度“友好而親切”，毫無怨言，他同意美方的意見，這件事“越早停止議論越好”，當然落腳點也仍在爭取美援，希望不要來得“太少和太遲”。其余國民黨文武要員大體上也按其政府聲明的調子表態。其中有人多流露埋怨情緒，著重為國民黨辯護，有人則承認美方批評有理，多做自我檢討，但結論都是要美國繼續援助。

只有陳誠的聲明比較強硬，說有些中國人有殖民地意識，總想靠別人，應該靠自己。據說陳的話代表了蔣自己不敢公開說出的真實情緒。但是事實上蔣自己就要靠美國，所以只能把苦藥丸吞下去，這與他在1947年居然忍受魏德邁的訓話是一個道理。

美方原來預料國民黨方面會有強烈反應，甚至可能發生官方鼓勵的“民眾示威”，因此美駐臺北“總領事”要求美國國務院將發表日期及早通知，以便早作準備。但是結果卻使美國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溫和”。而且美方駐華人員并沒有像原來估計那樣遭冷遇，相反卻一直受到“中國官員”的“親切友好”接待，有些人甚至加倍熱情。

美國外交官納悶之余，分析說：

“目前這種態度的誠意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目前為爭取美援而作絕望掙扎占壓倒一切的地位，而且他們正在竭其所能向這方面對美國施加影響。有一個中國官員對法國領事說：‘我們如果得到美援后重新強起來，我們是忘不了《白皮書》的。’這話也許最能代表中國的真實感情。”

事實上，國民黨要說而不便說的話，通過美國國內當時甚為囂張的所謂“援華集團”替他們說了。這一個時期國民黨的“游說活動”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駁《白皮書》中所揭露的對國民黨不利的情況，抵消其影響，提供材料和論點，配合美國國會斗爭，由美國人來為自己說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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