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中拉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月中旬在北京舉行，會議加強了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經貿和外交關系。同時，會議也凸顯中國政府對促進拉美和加勒比人民了解中國的重視。習近平主席在論壇上宣布，未來3年，中方將向拉共體成員國提供3500個政府獎學金名額、1萬個來華培訓名額、500個國際中文教師獎學金名額、300個減貧技術人才培訓名額、1000個“漢語橋”項目來華團組名額，實施300個“小而美”民生項目。此外，對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烏拉圭5個國家實行免簽證政策，也是中方鼓勵民間交流的明確標志。

習近平主席在主旨講話中引用了一句古詩“人生樂在相知心”，這讓我想起中國現代知名作家林語堂先生在其1935年出版的《吾國與吾民》一書中寫道：“一個人要么喜歡中國，要么不喜歡，并開始舉例來證明自己的好惡……在被理解與被稱作偉大之間，中國寧愿選擇前者，這對周圍的任何人都有益。”拉美地區若想在對華關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創造性的作用，就必須對中國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這遠遠超出了經濟指標或貿易協定分析的范疇。最重要的是，需要對指導中國體制的政治和制度邏輯、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以及塑造中國社會組織的歷史和文化價值觀有系統性理解。

在西方，中國的國家治理常常被簡化為二元刻板印象。這種膚淺的觀點將高度復雜而古老的文明置于僵化的概念框架中，削弱了辯論的深度，損害了對話的質量。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必須摒棄這種過度的簡單化。由于植根于悠久的歷史和政治文化，中國的治理有其自身的邏輯，其中包括：具有明確目標和衡量標準的長期規劃；以黨為基礎、兼顧德才的干部選拔制度；協調一致的機構動員與縱向及橫向監督機制；日益廣泛的公眾參與評估和制定政府舉措。傳統的西方政治分析工具無法完全理解這些因素。

如果缺乏對中國權力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構內部決策流程運作方式的了解，誤解就會反復出現。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可預測性、謹慎性和內部共識優先于短期沖動。不少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對中國社會的節奏和態勢的理解不夠深入。如果不了解中國的國家治理邏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就有可能淪為被動的合作伙伴——只會做出回應，而不是提出建議。因此，了解中國的五年規劃、不同行政層級（中央、省級、地方）的協調機制、中國政府的內部優先事項以及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公報，對于開展富有成效的對話至關重要。

中國已盡己所能，在外交政策中采取了一系列有組織的行動，這些行動以“知識外交原則”為指導，其根基是在談判與合作之前對合作伙伴進行深入研究。中國設立拉美研究中心并與拉美大學合作，推動了高水平學術外交的發展，旨在建立惠及所有相關各方的伙伴關系。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中設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啟發，中拉共同體的科技合作有望催生“知識特區”，這對于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發展非常關鍵。

中拉論壇明確指出，南南合作潛力巨大，但需要加強信息對稱。然而，盡管中國投入大量資金研究拉美，拉美國家對了解當代中國的制度性努力仍然很少。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培訓項目、中國問題研究投入以及學術和機構交流的區域協調，拉美地區仍將只能充當被動的對話者。

打造拉美研究和中國研究項目的外交努力須由大學和智庫承擔，以搭建科技對話的橋梁。此外，最重要的是，這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認知：不再局限于華盛頓的視角，而是要看到中國真實面貌。有效的對話并非僅僅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契合或商業利益之上。它需要知識、制度上的同理心和文化敏感性。中國重視理解其世界觀、政治語言和歷史脈絡的合作伙伴。拉共體國家要想提出項目、自主談判并影響多邊議程，就必須理解中國的治理、決策、談判和優先排序之道。

了解中國，是以成熟和戰略性的方式與中國打交道的先決條件。中拉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不僅僅是一次外交盛會，它也提醒我們，21世紀的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亞洲—拉美關系的質量。為此，我們必須系統地投資于拉美和中國之間深入且戰略性的相互理解。這種知識外交對全球文明倡議至關重要，有助于中國與拉美及加勒比地區更有效地構建命運共同體，并根據各自的獨特性調整外交方式。（作者是巴西弗魯米嫩塞聯邦大學國際法學教授、2023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