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央急調李先念進京，接任財政部長，他三次拒絕，毛主席發火：你要是不干，我只好請宋子文回來了，一錘定音，他站起來說，我干。

地方功勛與中央召喚

1950年春，武漢，米價瘋漲，棉布斷供，鹽巴靠搶，湖北財政赤字超過十億舊幣。

接管不到一年，地方干部天天往北京打電報，喊“撐不住”，中央不想動，毛主席批了三個字：李先念。

李，41歲，干過紅軍，打過仗，管過兵，后來主政河南、湖北，外號“鐵李”，不多話，點頭就干。1950年2月，他從河南調任湖北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

抵漢當天，沒住招待所，住在漢口老武勝路的省政府宿舍，屋里沒炭，地上鋪了席子。

晚上冷，他裹著軍大衣，在會議室開到深夜，盯預算、批項目，三天跑遍了武漢三鎮的糧站和棉紡廠。

最先出手的是投機倒把，他帶省公安廳夜查糧倉，查出中間商囤積幾千石糧食，賬簿上寫的都是“流通損耗”。

李一句話：辦！第二天，三人被公審，財產沒收，糧食平價投放市場。

不到三個月，物價穩定，半年后，湖北財政實現“自給”，結束對中央的緊急補助。

1952年，全省工業產值恢復到抗戰前水平，比1949年增長超90%，全國八大區中，湖北財政回升最明顯，工業增速排第二。

陳云注意到他。

1953年底，中央正在籌劃五年計劃，國家財政缺口大，公私合營、資本金改造、各省交賬，一樁樁都繞不開財政部長，時任部長薄一波調去主管國家計委，空出位子。

陳云向毛主席提了人選：李先念，45歲，不怕事，干實活，不說空話，關鍵是能管錢。

李接到調令，是在1954年春，地點：武漢郊外湯遜湖。

那天他正在調研荊江分洪工程，秘書遞來電報，他看完，皺眉，沉默。當晚，他在備忘錄上寫了幾行字：“不宜調動，無基礎，可另擇人。”

理由只有一句：木匠出身，沒學過經濟。

毛主席的“難題”與李先念的抉擇

1954年5月，李先念三次推辭，理由簡單：“我沒念過大學，不懂財政。”這不是謙虛，他當年在紅四方面軍，是做軍械修理出身，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會鋸木頭，看不懂預算。”

中央沒有松口。

第一輪勸說，是鄧小平打來的電話，說財政問題要靠實干，不靠論文，李回答：“我怕出錯，出錯不是我個人事，是國家大事。”

掛電話后，他讓秘書拿出一封寫好的信，是給陳云的，說自己不適合調京。

陳云沒有回信，直接到了武漢。

他們在東湖賓館談了兩個鐘頭，李說：“湖北情況復雜，我還沒做完。”陳云只說：“主席要你來。”李沒回話，送陳云出門時，他站在石階下沒動。

幾天后，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見李先念。

沒有官場客套，也沒有寒暄，毛開門見山：“國家財政出大問題了，你不干，我就得請宋子文回來。”

這句話很重，宋子文，是蔣介石當年的財政部長，留美博士，清華畢業，外號“財神爺”，毛主席說出這話，意思再明顯不過：不做，就丟臉。

李先念坐直了，沉默了一會，說了一句：“那我干。”

會后，他回到湖北，沒人送行，他收拾東西，把日記本封上，留給秘書，只說了四個字：“不回來了。”

從門外漢到“經濟四大名旦”

李先念到北京，不帶秘書，只帶兩本筆記本和一套舊軍裝。

1954年6月，財政部新辦公樓還在裝修，他臨時借了國家計委的東側辦公室，靠窗，屋里沒沙發，只有一張小桌，他說別換，坐得住。

第一件事，他讓人送來全國稅收總表、中央預算分項、各省級賬本，統共三十六卷，他每天只睡五小時，一頁頁翻，數字他不怕，怕的是看不出破綻。

他曾對身邊人說：“打仗講地圖，看財政也一樣，全國賬面就像戰場，不清楚就容易走錯。”

三個月，他不開會、不接待、不說話，就是看賬。

他不會用術語，不會講“貨幣投放量”之類的話，但他能在匯總表里看出廣東一項“企業統籌支出”多了1300萬，叫人查，結果是造船廠重復上報了一次。

這事被陳云知道了，說：“老李這人，腦子是實的。”

秋天，財政部第一次內部干部會，陳云坐鎮，李先念只講十分鐘，說得直白：“我不是學財政的，我在學，兩年內不懂，就不干。”

然后宣布分工，自己抓基建投資和專項撥款，幾項大的交給副部長。

他寫下學習計劃，兩年要學完《政治經濟學（蘇聯教材）》《財政學基礎》《財政收支體制概覽》。

每天晚飯后，背公式、記定義，自己出題，交給辦公廳主任批改。有一次寫錯了“增值稅抵扣機制”，他第二天就去找陳云請教，“老師，我不明白這個倒扣怎么算”。

陳云沒笑，拿紙圖給他畫流程圖，兩人一聊就是一小時，后來有人問陳云怎么看李先念，他說：“他不是學者，但肯學。”

李先念用了不到一年時間，熟悉了所有財政口徑，所有省的稅種、專項補貼、基建支出，他都能說出平均占比。

1955年，中央開會討論“統籌基建投資”方案，會議上出現爭議，有人認為東北地區應優先支持重工業，李先念提出“各地投資不能一刀切”，否則“東部透支，西部斷糧”。

他不大聲說話，但說一句，別人就記一句，陳云、薄一波、李先念，被稱為“經濟三駕馬車”，再加上余秋里，后來被人稱為“經濟四大名旦”。

這個稱號，不是宣傳寫的，是口口相傳。

李先念沒把自己當成“財經專家”，他說：我就是個管賬的，國家的錢是老百姓的，每一分錢都要有賬。

21年財政部長的“鐵腕與溫情”

李先念任財政部長的時間，從1954年開始，到1975年結束，整整21年，這段時間里，他沒有請過一天假。

1958年夏，南方大旱，湖南、江西、湖北、安徽都在缺糧，調糧成為重壓。李先念親自跑糧食部和鐵路總局，一夜三次調度列車，發出緊急撥糧令。

辦公室的人說他沒換過辦公桌，1970年，有人要換成橡木大班臺，他拒絕，說：“原來這張挺結實。”抽屜里放著他十幾年前的賬本和舊筆記，沒人敢動。

財政部里流傳一句話：“李部長說的‘可以’，就是批了；他說‘再看看’，就是不批。”

他眼里不揉沙子。

一次，西南某省申請一筆5000萬投資擴建機場，報告寫得漂漂亮亮。李先念看完，皺眉說：“人口不到五十萬，要兩個跑道干啥？”文件原路打回。

還有一回，他在部務會上拍桌子，說：“不準在預算里藏項目，不準借名目套錢！我來財政部，不是給人蓋章的。”后來副部長都說：“李先念不講人情，只認賬。”

但他也有“溫情”。

1961年，糧食緊張，國家要優先保沿海口糧，李先念親自調出庫存，安排兩萬噸面粉直發西北，理由是“那里孩子多”。

他不寫長講話稿，每次會議只講要點，從不說套話，生活極簡，辦公室夏天不開空調，靠電風扇。下屬說他穿的中山裝有補丁，左袖口磨白了，他只說一句：“省下錢去貼項目。”

家風也是一貫的“鐵”。

子女想經商，他批：“別沾公家油水。”想進財政部，他拒：“我在這兒，你們不能來。”他三個孩子都在基層單位工作，無一人進機關。

他在位期間，構建了完整的財政體制，從分稅制雛形、到專項撥款制度、到基建投資評審，每一條都留痕跡。

他不簽空白文件，不簽急件，不讓別人代簽，他說：“簽字是擔責，不是應付。”

1975年，卸任財政部長，接任的王丙乾說：“賬目清清楚楚，找不到漏洞。”辦公桌里留著一封信，是他給財政干部的：“辦賬要準，心要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