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總理收到一封特別的電報，發電報的人是曾經的叛徒，如今，他提出一項請求，周總理如何應對？

包惠僧曾是一名記者，幾年的時間里，他幾乎跑遍了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然而展現在他面前的是飛揚跋扈的洋人和橫行霸道的軍閥，百姓們永遠都是忍受欺凌的那一類，無力反抗怨聲載道。

包惠僧只覺得世道黑暗，他想要找尋一條光明的道路，卻不知道該往哪邊跑。就在這時，陳獨秀的一番話給他指明了方向。

1921年7月23日，包惠僧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年27歲。27歲的他在大會上踴躍發言。

“一大”結束之后，包惠僧回到武漢，擔任湖北共產黨的領導，而毛澤東則回長沙主持湖南共產黨的工作，此后，因為黨的工作需求，兩人經常會有信件往來。

次年，毛澤東遭到國民黨軍警通緝，避居在包惠僧的辦公室，兩人共同居住了將近20天，相處的非常融洽。在工作之余，包惠僧還請毛澤東下館子，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回湖南后，包惠僧就去了北京，經李大釗的介紹，前往北洋政府交通部秘密從事黨的工作，被選為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長，還兼北京《憲報》總編輯。

工作期間，包惠僧也是盡心盡力，他利用自己職務之便，跑遍了京漢鐵路沿線各站各廠，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和工人們打成一片，耐心地傾聽工人們的要求，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1932年2月1日，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籌備，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時間已經成熟，然而，這一行動卻遭到軍閥的鐵血鎮壓，工人代表和軍閥當局交涉六天都沒能取得成果。2月7日，整個京漢鐵路工人罷工被軍閥武力鎮壓，短短12個小時里，共犧牲40多人，被捕百余人，負傷500多人，近千失業流亡。

“二七慘案”后，包惠僧遭到了軍閥的通緝，為了整頓武漢的黨務工作和工會工作，中央決定將包惠僧調回武漢。但是，當時北京的工作才剛起步，包惠僧的妻子也將要分娩，他不愿意回武漢。

得知包惠僧的想法后，李大釗對他耐心勸說，最后他同意服從組織安排，南下途中，一個噩耗傳來，武漢支部遭到敵人破壞，劉伯垂被逮捕，包惠僧連忙坐車前往上海。

因為廣州需要人參加改組后的國民黨工作，1924年5月，包惠僧被派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自此，他開始用雙重黨籍的身份開展革命活動。

1925年2月，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分學生參加首次東征，留在學校的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愷當即給蔣介石發電報，希望隨軍出征的周恩來能回黃埔軍校，蔣介石給出的答復是：前方工作重要，周恩來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此時，不但整個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負責，這一年，包惠僧才31歲。

1927年，包惠僧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看不到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沒多久就主動脫離了共產黨。

生活所迫，包惠僧繼續賣文為生，幫賀耀祖辦《現代中國》雜志，之后又借著自己和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共事過的這段關系，擔任蔣介石陸海空總司令的參議。

九一八事變后，包惠僧在國民革命軍內是中將，稱得上高級將領，不過沒有實權，只能算一個幕僚。

礙于包惠僧曾是共產黨員的身份，國民黨對他并沒有多少信任，1936年，包惠僧從軍界退役，轉任文官出任內政部參事，主管審核撰擬法令規章和有關計劃方案。1938年，包惠僧被提升為首席參事，任參事處總核稿。

四年后，包惠僧在家里接到來自重慶的長途電話，電話里說陳獨秀病危，讓他立刻給重慶的朋友回話。包惠僧立刻將電話打到重慶，確定此事的真實性。

次日早上，包惠僧出發，在包惠僧臨終時，他趕到了陳獨秀家里。只見陳獨秀斜臥在床上，兩眼緊緊閉著，呼吸聲很大，如同熟睡了一般。包惠僧在病床前站了一個多小時，陳獨秀仍舊沒能醒來，陳獨秀的夫人潘蘭珍便請包惠僧出去吃點心，回來后，他們湊在一起商量后事安排。

他們回去沒多久，發現陳獨秀的呼吸已經是有出無進，不多久，他便停止了呼吸。

送走陳獨秀一年半后，即1944年2月，包惠僧調任戶政司司長，這還是他投靠國民黨之后第一次擔任實職。

在戶政司長這一職位上，包惠僧也盡心盡力，在他看來，當時人口統計資料有些凌亂，便提出了在全國開展人口普查的建議，然而，這一建議一直到一年多后才被采納。

1948年，局勢緊張，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包惠僧見勢頭不對，立刻帶著家眷逃到了澳門。

1949年10月，收音機里傳來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聲音，報紙上還刊登了毛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董必武的照片，看著這些熟悉的人，包惠僧只覺得百感交集，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對于自己的未來，包惠僧已經有了大致的想法，臺北他肯定是不想去的，而北京他卻是不敢去，他中日沉思，總算是給自己找到一條出路，突然，“周恩來”三個字跳了出來。

1949年，周總理收到一封特別的電報，發電報的人是曾經的叛徒包惠僧，內容是他想要重新入黨。

周總理看完后，給他回電：“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包惠僧明白周總理的言外之意，回去后，他便寫了一篇長文，在里面，他鄭重檢討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場不堅定，脫離革命，投靠蔣介石的錯誤，認為自己“罪不可赦”。

包惠僧的答復上報給毛主席后，他們認為符合實際，便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

很快，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迎來了一位57歲的老學生。

1950年1月27日，包惠僧帶著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介紹信，來到華北革大報到，他被安排在政治研究院四班三組學習。之后，他順利拿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大紅印章的畢業證書。

從學校畢業后，包惠僧被安排在內務部工作，先當研究員，后任參事。

但是，除了學習之外，他什么事都不敢做，尤其是在參加工作后，發現身邊優秀的人很多，難免會生出自卑感。

后來，在謝覺哉部長等人的鼓勵下，他終于重新拿起筆，之后，他用“棲梧老人”的筆名寫了一些回憶文章。正當包惠僧沉浸在寫作時，他被調到國務院參事室，他被正式任命為國務院參事，而任命書是周總理親自簽署的。

周總理經常關心包惠僧，不管是在政治、工作還是生活上。彼時，包惠僧已經有了十幾個孩子，即便他工資不低，幾個孩子也都參加了工作，但是架不住人多，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開支都是入不敷出的狀態。因此，每年春節前夕，周總理都會指示給包惠僧生活補助，頭一次就補助了400元。

1979年7月2日早上，包惠僧剛起床就覺得不舒服，家人要帶他去看病被拒絕了，到了下午他依舊精神萎靡，晚飯后，他的家人將他扶上床休息，結果一倒下去，他的臉色慘白，家人立刻打電話給北京醫院。

包惠僧在床上難受不已，才和家人說了沒幾句話，他就沒氣了。10點半，醫生趕到，又是打針，又是人工呼吸，卻沒能將人搶救回來。

1979年，包惠僧走完了自己的85歲人生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