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0, No.3, May-June 2025

Title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脈絡、內涵特征與實現路徑

作者簡介

干春暉1 賈文星*2

1上海社會科學院

2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

郵箱：jwx2024@sass.org.cn

摘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作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部署，明確了新形勢、新時期下的新要求、新舉措。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討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脈絡、內涵特征以及戰略路徑，為推動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持續優化與升級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科學化。通過梳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歷史脈絡，本文概述了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涵：政府和市場主體的協調性、市場化體系改革的標準性、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完備性、高水平內外開放的廣泛性四大特征。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核心，著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深化市場機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統籌財稅金融改革、深化對外開放、強化風險防控體系，共同構成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戰略路徑。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與市場；內涵特征；戰略路徑

經過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和探索實踐，中國已實現了從單一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轉變，并逐步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創造性地回答了“要不要發展市場經濟、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問題（任保平、李培偉，2024）。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作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部署，明確了新形勢、新時期下的新要求、新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在出現新的結構性沖突與對抗，“半全球化”“慢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聲音甚囂塵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確定性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經濟已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社會經濟轉型仍然是一個時期內的重要任務，賦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要求。在此背景下，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助于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尤其是新質生產力相適應、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同社會發展相適應，不僅為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更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注入了強勁動力。

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脈絡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和構建在中國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主脈絡看，通過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科學化，實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定型，并逐步形成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體可以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個階段。從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建設內容分脈絡看，通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協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以及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最終實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

（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脈絡

一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于1979年首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塑，也是對西方傳統主流思想中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尖銳對立的突破（胡家勇，2016）。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并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這也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底層邏輯（蔡昉等，2024）。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十幾年的摸索成長且面臨風險的關鍵時期，“南方談話”為進一步推動改革指明了方向，這一時期以民營經濟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得到長足發展。

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質作出創新性界定。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務擘畫了宏偉藍圖。在構建目標和基本框架明確之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經歷了漸進式的發展歷程。經過近十年的摸索，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前提和支撐，明確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對經濟高速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壓艙石”的作用。黨的十七大后，各項改革不斷細化，積極破除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梗阻，圍繞統籌處理政府與市場、國企和民營經濟、國內和國外市場等關系，以及完善市場制度、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提升國家宏觀治理能力、推進國企市場化改革等方面，推動理論與實踐創新。

三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新階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正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范疇，這一制度剛性規定的方式是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模式變革的深刻認可，強調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表明了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的內在一致性（林志友、李子忻，2021），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具備相對成熟條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首次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明確了目標期限，即“到二零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契合了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期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分脈絡

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演變。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核心問題，黨的十二大報告就提出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就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進經歷了動態博弈、制度合作和功能協調的過程（任保平、李培偉，2024），在政府宏觀治理能力不斷提升的前提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從十四大開始就被明確賦予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將“基礎性”作用調整為“決定性”作用，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系統性、漸進式的完善，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總體來看，市場通過價格機制調節資源的分配，使得各種要素能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企業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做出生產決策，競爭促使企業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吸引顧客，市場上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可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不同需求，消費者則根據價格選擇商品和服務，從而優化整個經濟體系中的資源配置。

二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工業所有制結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78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分別占77.6%和22.4%，只存在零散個體工商戶。黨的十二大賦予了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的地位，黨的十三大則首次承認和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的學術爭論，堅定了市場主體的發展信心（申始占、楊春學，2024）。此外，1992年前后，國企改革也由初步探索進入到制度創新階段，并逐步明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截至1997年底，國家確定了分類指導方案，集中抓千家重點企業，民營經濟通過兼并、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舉措，盤活了大量國有資產。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提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在基本制度層面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黨的十六大則進一步形成了“兩個毫不動搖”重要論述。此后，黨的歷屆代表大會不斷對國企改革、民營經濟發展等作出新的部署，國企、民企、外企多元競爭而又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其中，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與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是相輔相成的，早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指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黨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的新要求，賦予了市場體系“現代”的時代內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被提出并逐步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包括高標準的市場基礎制度、高質量的市場發展環境、高效率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高水平的市場開放制度、高效能的市場監管機制等方面（馬建堂，2021；任保平，2023）。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將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與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聯系起來，并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具體內容和方向。

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及特征

（一）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

社會主義特色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顯著的特征，推動構建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認識并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優勢，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機結合，形成獨特的體制優勢。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持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鄧力平，2022），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根本立場和價值取向，是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始終服務于人民利益，旨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相結合（陳龍，2022），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集中力量解決重大問題和突發事件。

通過一系列改革和創新措施，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健全和完善。但作為一項復雜而系統精密的任務，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存在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市場發育仍不充分、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等痛點難點。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特征，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涵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下，實現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互補共存，通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完善政策工具，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以“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強化制度型開放，確保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

一是政府和市場主體的協調性。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協調優勢，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逄錦聚、荊克迪，2020）。“有效市場”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競爭和激勵機制推動要素流動和資源高效配置。“有為政府”則通過政策引導、法規制定等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實現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協同發展。政府和市場主體的協調性不僅促進了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和活力，還確保了政府在關鍵領域的有效調控，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

二是市場化體系改革的規范性。市場化改革需遵循一套明確、統一且高效的規則體系，以確保資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開放共享和自由流動。一方面，通過建立健全統一的市場基本制度和市場監管制度，為要素市場的順暢運行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有效破除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壁壘，確保監管執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旨在形成要素流動暢通、價格反應靈活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劉戒驕、劉冰冰，2023），推動要素根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和市場競爭實現有效配置，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為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和話語權奠定基礎。

三是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完備性。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完備性直接關系到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和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建設，推動市場規則和監管的公平統一。構建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相對獨立的產權保護司法體制，能夠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通過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簡化市場準入流程，降低事前成本，增強要素自由流動，有助于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加強反壟斷力度、創新反壟斷行為監管模式，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保障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和積極性，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四是高水平內外開放的廣泛性。深化高水平內外開放符合社會化大生產向全球拓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必然趨勢（簡新華，202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開放型經濟，其內在機制要求資源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以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高水平內外開放的廣泛性，意味著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交流等多個領域，減少或取消保護主義限制和措施，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通過實行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對外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商品、資金、技術、信息、人才的自由流動和高效利用。同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原則，確保在開放中維護國家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安全。

三、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

（一）處理好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

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一，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這要求處理好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整體實力，也要積極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形成相輔相成、優勢互補的所有制經濟體系。這決定了要充分激發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在要素使用、市場競爭和法律保護等方面的公平性，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內生強勁的發展韌性（申始占、楊春學，2024）。

從分配方式來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健全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一要求根植于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基礎，并契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按勞分配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為市場經濟趨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而且其反對平均主義的特點與市場經濟發展動力相契合，實現了市場經濟與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和諧統一。同時，按生產要素分配作為市場經濟高水平發展的必要條件，通過賦予生產要素所有者參與最終生產成果分配的權利，有效激發生產要素流入市場，促進資源配置優化，增強市場經濟的內在活力。

（二）處理好“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系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要義。政府與市場作為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兩個主體，“有為政府”的角色在于通過政策扶持、監管國有資產、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等手段，解決市場失靈、貧富分化、資源配置不均等問題。而“有效市場”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等實現資源最優化配置，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與創造力，促進經濟效益最大化。但從現實維度來看，當前我國市場體系發展存在機制仍不健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等問題。具體表現為，在關鍵要素領域，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尚待進一步提升；出于局部利益考慮，部分地區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嚴重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不僅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削弱了市場經濟的整體效能。

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深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與處理。政府與市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復雜系統。只有推進政府和市場的深度融合，協同發力，才能構建更可持續、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林志友、李子忻，2021）。這要求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必須明確政府職能邊界，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既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的補充與引導作用，從而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

（三）處理好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

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表現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著既競爭又合作、相互補充的緊密關系。國有企業憑借其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市場化改革方向確立以來，國有企業經歷了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層面的深刻變革，通過“制度嵌入-體制改革”的漸進式路徑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任保平、李培偉，2024），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為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明確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與投資領域，不僅有助于增強國資國企的核心功能與競爭力，同時能夠有效避免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擠出效應，進一步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

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民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競爭行為主體（劉偉，2024）。民營企業的壯大不僅有助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提升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水平，還促進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更好地完善和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面臨內外環境嚴峻、市場盈利下滑、企業循環不暢等嚴峻挑戰。為此，必須加強制度建設，保障民營經濟作為市場經濟參與者的公平地位，以實現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效能互補，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堅實基礎。

（四）處理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關系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著力處理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關系，協同推進深化對內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有機銜接與良性互動。在新發展格局下，依托國內大循環，暢通國際循環，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不僅有助于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國內市場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還能促進國內外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場的深度融合，從早期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變，實現“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向“一個市場、一種資源”轉變，獨立自主參與全球化進程，避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附庸。國內市場方面，推進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劉志彪，2022），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實支撐，通過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促進市場功能完善與強大，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平衡國內與國際市場雙循環，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際市場方面，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特征客觀上要求推進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劉志彪，2023）。通過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嵌入國際市場，推動規則變革和優化制度設計，形成與國際經貿活動中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規則和制度體系，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種內外市場的有機銜接，不僅促進了國內外資源、技術、市場的有效整合，還提升了國內市場的國際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四、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路徑

（一）發揮制度優勢，推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一是建設“有效市場”。充分利用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價格信號指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實現資源的科學有效配置。強化競爭機制，打破市場分割，激勵企業科技創新和管理提質，促進優勝劣汰。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實施有效的產權激勵，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和決策主體利益的最大化，為市場經濟提供強大動力。二是打造“有為政府”。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推動財政、貨幣、產業等政策的協同實施，確保政策執行的一致性與前瞻性。同時，完善社會信用與監管體系，強化市場競爭規則的制定與執行，持續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和市場干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務效率，營造公平、健康、法治的市場環境。

（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實現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效能互補

以優質服務充分激發市場主體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推進國企民企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升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立足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通過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提升國企核心競爭力。積極推動相關領域國有企業改革和資源重組，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加大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布局力度，增強其在新興產業中的引領和帶動作用。二是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同時，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三是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從國家層面制定并不斷完善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法規體系，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等方面提供更為有力的法律保障，提高法律執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時，通過信息化手段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推動政府服務數字化與智能化，提升政策執行協同性，消除不同領域、部門和層級之間的障礙，提高政策的連貫性、一致性和協同性。

（三）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推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其核心在于打破地域壁壘，促進區域市場的深度融合與協調發展。一是強化市場治理體系建設。著力推進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的統一，通過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及優化產權制度，為市場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同時，深化政府規制改革，通過精準的產業政策引導，鼓勵企業間的正當競爭，激發創新活力，推動產品與服務的持續優化與升級。二是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網絡等關鍵設施的建設與升級，打破行業與地域的固有壁壘，有效降低商品與要素的流動成本，促進區域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為市場一體化提供有力支撐。三是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機制。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和公平競爭制度，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促進全國市場的統一與深度融合。加強市場監管的公平統一，建立健全跨地區、跨部門的協同監管機制，提高監管效能，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

（四）深化市場機制改革，激活市場發展潛能

深化市場機制改革的核心在于通過細化與優化市場機制，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與經濟的持續增長。一是完善價格機制，確保市場價格能夠精準反映供需動態，從而有效引導資源的合理流動。具體而言，加強對價格形成過程的監管，堅決打擊市場壟斷和價格操縱行為，以確保價格信號的真實性和透明度，為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提供堅實基礎。二是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一方面，健全土地、勞動力、資本、數據、知識產權等要素市場的交易平臺，拓展要素交易平臺的功能，完善交易規則和服務，以提供公開、公平、透明的交易環境，促進要素的合理定價和有效流通。另一方面，積極破除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和標準，打破地區和行業的市場壁壘，實現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公平配置。三是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一方面，加快構建綠色能源、數字產品等領域的準入政策體系，通過明確準入標準、優化審批流程等措施，降低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監管和服務體系，促進新技術新產品加快應用、迭代升級，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另一方面，完善企業退出制度。明確企業退出的標準和程序，確保企業退出過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建立高效、便捷的破產清算程序，降低企業破產成本，提高破產案件的審理效率。

（五）堅持法治先行，強化法治基礎保障

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戰略路徑。一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推動涉產權冤錯案件依法甄別、糾正常態化機制化，規范統一產權糾紛案件的執法司法體系和法律適用標準，強化執法司法部門的工作協同，提升涉產權執法領域的決策和執行水平，確保依法、平等、全面保護各類所有制企業產權。二是完善公平競爭機制。一方面，健全公平競爭政策體系，豐富競爭監管執法工具，加大典型違法案件查處力度，持續創造公平競爭、競相發展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推進民生領域反壟斷執法專項行動，加強經營者集中反壟斷監管，幫助經營者識別、評估和管控經營者集中反壟斷法律風險。

（六）統籌財稅金融改革，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一是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職能，健全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通過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有效激發市場活力。二是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完善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激勵創新及促進公平競爭，進一步增強市場經濟主體活力。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特別是對高新技術企業、小微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給予更多的稅收減免，增強其再投資能力和市場競爭力。三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創新和完善現代化金融體系，通過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降低融資成本、優化資金流動，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經濟需求，推動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同時，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鼓勵金融機構設立創業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為初創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

（七）深化對外開放，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一是推進貿易便利化。通過數字技術，進一步簡化通關流程，優化口岸營商環境，提高通關效率，降低企業成本；豐富貿易支付結算的渠道和工具，積極推廣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提升外匯業務辦理和資金結算的效率。二是健全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深化外貿體制改革，通過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擴大外資準入，構建外資服務生態體系，推動高水平開放和全面依法治國。三是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組織的緊密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設與改革。同時，加強政策統籌協調，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擴大自主開放領域，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八）強化風險防控體系，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

強化風險防控是確保經濟長期穩定繁榮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推動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要抓手。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形成適應市場經濟需求的穩定環境，推動市場活力的持續釋放。一是建立健全風險預警與響應機制。通過整合宏觀經濟數據、金融市場信息、企業運營狀況等多維度數據，加強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風險監控和評估工作。同時，加強應急管理能力建設，通過調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實施行業監管措施，有效遏制風險擴散，維護市場穩定。二是建立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確保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流動性管理和信貸質量符合監管要求。同時，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測和分析，及時發現并糾正市場違規行為，防范金融風險跨市場、跨行業擴散。三是持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在經濟發展中的貫徹落實，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升級。同時，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提高生態環境質量與可持續發展水平。

五、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新發展階段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上升為關乎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重大時代課題。這一任務的完成，需要系統性的戰略部署與深入的實踐探索。在此過程中，深化市場機制變革、完善法治環境體系、促進市場深度融合、實施全面開放戰略、強化創新驅動引擎以及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共同構成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未來方向。具體而言，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構建更加靈敏、高效的市場反應機制；不斷完善法治環境體系，確保市場公平透明，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一個穩定、可預期的法律環境；將市場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作為重要方向，通過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深化區域合作，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深入實施全面開放戰略，推動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轉變，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同時，持續加強創新驅動能力，通過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完善成果轉化機制以及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有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一系列舉措將共同推動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堅實保障。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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