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去陪陪他的……”1976年9月9日清晨，賀子珍攥著剛送來的電報喃喃自語。床頭的臺燈在泛黃的信紙上投下搖曳的光影，她枯瘦的手指反復摩挲著“毛澤東同志逝世”六個鉛字，淚水在布滿皺紋的臉上沖出兩道蜿蜒的痕跡。

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整個上海瑞金二路的寓所陷入死寂。孔令華趕到時，正撞見賀子珍對著墻上的照片絮絮低語：“當年在茅坪，你說革命成功要帶我去看天安門……”話音未落，她突然劇烈咳嗽起來，驚得醫(yī)護人員慌忙遞上氧氣罩。這個曾經在井岡山叱咤風云的女戰(zhàn)士，此刻蜷縮在輪椅里的身影，仿佛是被歲月揉皺的舊報紙。

江青倒臺的消息傳來時，賀子珍正在福州鼓浪嶼療養(yǎng)。海風裹挾著咸腥氣息掠過露臺，她忽然放下手中的《人民日報》，轉頭對正在剝橘子的侄女說了句：“該寫回憶錄了。”陽光下，她斑白的鬢角泛起銀光，渾濁的眼底卻迸發(fā)出異樣的神采。誰都明白，這二十年她等的就是這個時刻——當年在蘇聯療傷時被江青截斷的書信，延安時期被刻意抹去的革命足跡，如今終于能重見天日。

命運卻總愛捉弄人。1977年初春的上海乍暖還寒，賀子珍突發(fā)中風倒在了書案前。鋼筆尖在稿紙上拖出長長的墨痕，未寫完的《回憶井岡山歲月》被急救人員的腳步掀落在地。主治醫(yī)師發(fā)現她糖尿病惡化時，這個向來倔強的老人第一次流露出孩童般的惶恐：“還能握筆嗎？”顫抖的聲音里，藏著太多未竟的遺憾。

轉折發(fā)生在次年兒童節(jié)。當上海市委書記捧著鮮花走進華東醫(yī)院特護病房，賀子珍正對著窗外梧桐樹發(fā)呆。聽聞自己被增補為政協委員，她突然攥住來人的袖口：“我要去北京！”指甲深深掐進掌心也渾然不覺。這聲遲到了三十年的吶喊，讓在場所有人紅了眼眶——1937年延安分別時，主席那句“革命勝利再相見”的承諾，竟成了纏繞半生的心結。

1979年9月3日的北京城籠罩在薄霧中。當輪椅碾過紀念堂漢白玉臺階的瞬間，賀子珍忽然挺直了佝僂的脊背。水晶棺里的面容熟悉又陌生，她顫抖著摸出貼身珍藏的舊懷表——那是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毛澤東用繳獲的銀元專門為她打的。表鏈上的紅綢早已褪色，秒針卻仍在固執(zhí)地跳動，就像當年并肩作戰(zhàn)時，他們在八角樓的油燈下校對過的每一份情報。

醫(yī)護人員后來回憶，老人全程沒有說一句話。但當她被推出紀念堂時，朝陽正穿透云層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賀子珍突然抬手遮住眼睛，指縫間漏出的，不知是刺痛的光線，還是積蓄了四十二年的淚水。那只始終緊握的左手緩緩松開，掌心里躺著的，是片從紀念堂臺階縫隙里摳出來的青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