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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了嗎？傅市長昨晚又去日本人的宴會了，派頭大得很吶！”

街頭巷尾，竊竊的議論聲在寒風中飄散。一九四零年的上海，寒風透骨。這座曾經的“東方巴黎”，如今籠罩在膏藥旗的陰影之下。時局艱難，人心叵測。有的人選擇在屈辱中茍活，有的人在絕望中沉淪，也有的人，卻在這樣的亂世里，被一步步推向了一條意想不到的險途，走上了一條旁人想都不敢想的路。

一九四零年的秋天，上海的風刮在人臉上，冷颼颼的，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黃浦江的水還是那樣流，可江面上的船，好多都掛著日本旗，黑洞洞的炮口嚇人得很。

“十里洋場”，老上海人一提這詞兒，都覺得臉上有點光。可現在，這“洋場”味道全變了。三年前，就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打進來了，上海就完了。街上，到處是日本兵，端著槍，兇巴巴的。老百姓見了，都低著頭趕緊走開，生怕惹禍。

“唉，這日子可怎么過啊？”張家姆媽拎著空癟的菜籃子，對鄰居李家伯伯嘆氣。 “誰說不是呢！米價一天一個樣，再漲下去，阿拉一家老小都要喝西北風了！”李家伯伯愁眉苦臉。

以前霞飛路多漂亮，現在看著也冷清。百樂門的歌舞倒還有，可那歌聲聽著就讓人心里發慌，好像是硬撐出來的熱鬧。老百姓的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難。米貴得嚇死人，煤球、洋油，樣樣都缺。不少人家一天只能吃兩頓稀飯，孩子餓得直哭，大人心里難受啊。這仗打的，把整個上海都罩得死死的。

可越是這種亂時候，就越有人能“混出頭”。傅筱庵，就是這種人。

說起傅筱庵，上海的老人兒多少都聽說過。這年他六十六了，是浙江鎮海人。年輕時候，可是個“洋學生”，上海有名的圣約翰大學畢業，英文說得比外國人還好聽。腦子活，會巴結，清朝末年、民國剛開始那會兒，他就已經是個不大不小的人物了。

你想想，他當過招商局的“大經理”，管過上海這片地方的“市長”。后來，還當了上海總商會的會長，上海灘那些有錢的老板，哪個不給他幾分面子？中國銀行里也有他的股份。這關系，這錢財，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傅老板這個人，精明啊！” 茶館里，一個穿著長衫的老先生呷了口茶，對身邊的人說，“民國剛辦那會兒，今天跟這個大官喝酒，明天跟那個軍閥聊天，誰他都不得罪，你看他，一直都順風順水的。”

一九三八年，上海叫日本人占了。日本人想，得找個中國人出來管事，好幫他們搜刮東西，也顯得他們“親善”。挑來挑去，就挑中了傅筱庵。為啥？因為他有名氣，又會“看情況辦事”。

傅筱庵呢，也就半推半就地當了這個日本人封的“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搬進了虹口公園旁邊的一座大洋房，派頭十足。從此以后，傅筱庵就死心塌地給日本人干活了。幫著日本人騙老百姓，說什么“大東亞共榮”；幫著日本人搜刮糧食、棉花，運回日本去打仗；還幫著日本人抓那些不服氣、偷偷跟日本人作對的中國人。

“這個傅筱庵，真是把祖宗的臉都丟盡了！”一個穿著短衫的工人，在弄堂口低聲罵道，“為了自己當官發財，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來！” 老百姓背地里都罵他是“大漢奸”，可傅筱庵不當回事，照樣過他的好日子。

一九四零年的上海，那日子真叫一個亂。

日本人管得嚴，老百姓出門都提心吊膽的，不敢大聲說話。街上到處貼著日本人的標語，看著就嚇人。

“阿婆，儂當心點，別給那些‘黃狗’（指偽警察）看到了。”一個小青年扶著自家奶奶，小聲提醒。 “曉得了，曉得了，現在這世道，唉……”老太太嘆著氣。

可怪的是，在那些洋人管的地界，也就是租界里頭，看著還挺熱鬧。洋行開著，舞廳跳著，電影院也放著外國片子。好像外面的打打殺殺跟這里沒關系一樣。不少有錢人從外面躲到租界里，以為這里安全。他們天天吃喝玩樂，卻不知道這種好日子能有多久。

傅筱庵那個“市政府”，說白了就是日本人的傳話筒。日本人要什么，他就得給什么。上海的工廠，能造東西的，差不多都讓日本人占了。造出來的東西，先給日本人用。中國人自己呢？肚子都吃不飽。傅筱庵倒好，還在報紙上吹牛，說什么“中日一家親”，真是不要臉。

東西缺，黑市就多起來了。只要有錢有門路，米、面、油，甚至外國來的稀罕玩意兒，都能在黑市上買到。可那價錢，一般老百姓連想都不敢想。有些當官的，跟黑市上的人勾結起來，倒買倒賣，發國難財。整個上海，看著平靜，底下亂得很。

“老板，這棒子面怎么又漲價了？”一個主婦在黑市糧店里，看著那粗糙的棒子面，忍不住問。 “這位太太，現在什么不漲價？我這還是看老主顧，沒多要你的。日本人把好米好面都搜刮走了，阿拉也沒辦法呀！”糧店老板攤攤手，一臉無奈。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怕日本人。那些有骨氣的中國人，還在暗地里跟日本人斗。國民黨留下來的人，叫“軍統”、“中統”的，還有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都在偷偷地想辦法。他們印傳單，告訴老百姓日本人的壞，傅筱庵的丑；他們還悄悄地破壞日本人的東西；有時候，還專門找那些鐵了心幫日本人的漢奸下手。

每一次這種事發生，上海灘就要議論好幾天。老百姓嘴上不敢說，心里頭都覺得痛快。像傅筱庵這種給日本人當大官、幫著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自然就成了這些抗日隊伍最恨的人。

這消息傳到重慶，就是那時候國民黨政府待的地方，當官的都氣壞了。特別是蔣介石，他最恨那些投降日本的漢奸。傅筱庵以前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現在居然給日本人當走狗，蔣介石覺得臉都給丟光了。

“豈有此理！這種人，一定要除掉！”蔣介石拍著桌子，對他手下的人吼。

要除掉傅筱庵，這事兒就交給了國民黨最厲害的特務機關——軍統。軍統的老大，就是戴笠，人稱“戴老板”。

戴笠這個人，手腕又硬，腦子又好使。他知道，干掉傅筱庵這種大漢奸，不光能嚇唬嚇唬其他想投降的人，還能讓全國老百姓提提神，更有勁兒抗日。于是，他把這個要緊的任務，交給了他手下一個最能干的特工。

這個特工，叫陳恭澍。

陳恭澍是黃埔軍校第五期出來的，正經軍人。三十多歲，看著挺年輕，但在軍統里，可是有名的“行動好手”。他不怎么愛說話，臉上也沒什么笑模樣，可那雙眼睛，尖得很，像老鷹一樣。聽說他槍法好，腦子快，下手也狠，從來不啰嗦。這些年，死在他手里的漢奸、日本特務，數都數不過來。軍統里的人，提起陳恭澍，都佩服。

“恭澍啊，”戴笠把陳恭澍叫到辦公室，親自交代，“上海的傅筱庵，你曉得伐？這個人，現在是日本人的一條大狗，民憤極大。委員長的意思，必須盡快除掉他，給那些漢奸看看我們的決心！” 陳恭澍“啪”地一個立正，聲音不大但很有力：“老板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沒過幾天，陳恭澍就帶著幾個心腹手下，偷偷摸摸地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陳恭澍就覺得這地方跟重慶不一樣。街上的人看著都緊張兮兮的，就算是最熱鬧的南京路，也透著一股子假熱鬧。

他頭一件事，就是要把傅筱庵的情況摸清楚。傅筱庵住在虹口公園旁邊的大洋房里，那地方原來是英國人的，院子大，墻頭高，門口有日本兵和傅筱庵手下的警察站崗，里里外外都看得很嚴。洋房里頭，還有傅筱庵自己養的一幫保鏢，聽說個個都是不要命的，身上都帶著槍。

“這個傅筱庵，還真是怕死啊。”陳恭澍的一個手下，小聲嘀咕了一句。

傅筱庵出門，那更是小心。他坐的是特制的防彈汽車，玻璃又厚又硬，手槍子彈都打不透。每次出門，前后都有好幾輛摩托車開道，車上的人都帶著槍。而且，他走哪條路，從來不固定，今天走這邊，明天可能就繞到那邊去了，讓人抓不住他的行蹤。

陳恭澍派人偷偷看了好幾天，又讓上海的軍統情報站幫忙打聽，弄到了不少關于傅筱庵的消息。他琢磨著，想在大街上動手打傅筱庵的冷槍，怕是難得很。那樣干，不一定能打中，就算打中了，自己這邊的人也跑不掉，說不定還得全折進去。

“隊長，要不，咱們直接沖他家里去？”一個年輕點的手下，有點沉不住氣。 陳恭澍瞪了他一眼：“胡說！傅筱庵那官邸，里外三層都是人，還有日本兵看著。我們這點人，沖進去不是白白送死嗎？” 他吸了口煙，慢慢吐出來，看著煙霧在空氣里散開。“傅筱庵這條老狐貍，把自己包得跟個鐵桶一樣。想砸開這個鐵桶，不能硬來，得想別的法子，找他的縫兒。”

“隊長說的是，”另一個稍微年長些的手下接口道，“這種人，身邊防得這么嚴，硬碰硬肯定不行。咱們得找個巧辦法。” 陳恭澍點了點頭：“沒錯，得動動腦筋。”

接下來的幾天，陳恭澍把自己關在一家小旅館的房間里，面前攤著一張上海地圖，還有一堆寫著傅筱庵情況的紙條，翻來覆去地看。他知道，再厲害的防備，也總有不那么結實的地方，就看你能不能找著。

他讓人把傅筱庵身邊能天天見到他的人，都寫在一張紙上。從他手下當官的，到他家的親戚，再到他公館里干活的傭人，一個都沒漏掉。然后，他一個一個地琢磨。

那些當官的？大多也是些貪生怕死、見錢眼開的家伙，可要讓他們幫忙對付傅筱庵，風險太大，這些人身邊也都有日本人的眼線。傅家的親戚？傅筱庵這種人，眼里只有自己，親戚也未必能靠得住。

陳恭澍的眼神，最后停在了傅筱庵公館里那些傭人的名單上。這些人，天天在傅筱庵眼皮子底下轉悠，最容易靠近他，也最不容易讓他起疑心。

“隊長，這份是傅公館下人的名單和背景。”一個手下把整理好的材料遞給陳恭澍。 陳恭澍接過來，仔細地看著。

看來看去，一個叫朱升源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個朱升源，五十多歲，寧波人，跟傅筱庵算是老鄉。他在傅家干活已經二十多年了，從傅筱庵還沒當這么大官的時候就跟著他，一直管著傅筱庵吃飯、睡覺這些事，可以說是傅筱庵身邊最貼心、也最信得過的一個老傭人。這種人，因為身份不高，平時也不惹眼，傅筱庵那些保鏢反而不怎么會死盯著他。

更要緊的是，情報上說，這個朱升源最近正為一件事發愁。他有個兒子，二十幾歲，前一陣子沒了工作，到處找活也找不著，家里日子過得挺緊巴。朱升源雖然在傅家做事，可畢竟是個下人，掙的錢也有限，眼看著兒子一天比一天沒精神，兒媳婦也愁眉苦臉的，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兒子沒工作，日子難過……”陳恭澍的手指在“朱升源”三個字上輕輕一點，臉上露出了一絲幾乎看不出來的笑意。“看來，這就是個突破口。”

他對手下說：“去，再仔細查查這個朱升源，特別是他兒子的事，越詳細越好。” 他知道，對一個老實本分，又心疼兒子的當爹的來說，兒子的前途，往往就是他最大的心病，也是最容易被人拿捏的地方。

陳恭澍心里有了主意。他沒打算直接派人去嚇唬朱升源，或者拿錢收買他，那樣太明顯，容易把事情鬧砸了。他決定用個更巧的法子，讓他自己動心。

他從手下里挑了個機靈的，也是寧波人，寧波話說得地道。陳恭澍交代他，讓他找機會，“碰巧”遇上朱升源。

幾天后，是個傍晚，上海下起了小雨，不大，但淅淅瀝瀝的，下得人心煩。天陰著，路上的行人不多，都急急忙忙地往家趕。

朱升源跟平時一樣，傍晚時候會從傅公館出來，到附近一個小菜場給傅筱庵買點新鮮的小菜，做夜宵用。這是他好多年的習慣了，傅筱庵就愛吃他買的東西。

朱升源提著個小菜籃，打著把舊雨傘，走到一條沒什么人的小巷子里。那個寧波籍的情報員，裝作是躲雨，也急匆匆地鉆進了巷子邊一個破屋檐底下。

“哎喲，這雨，真是說下就下，煩死人了。”情報員搓著手，用寧波話自言自語地抱怨。

朱升源聽到是家鄉話，不由得抬頭看了一眼。

情報員好像這才看到他，臉上帶著點“巧了”的表情，試探著問：“這位老哥，聽儂口音，也是阿拉寧波人？”

朱升源點了點頭，有點不太自然地“嗯”了一聲：“是啊，是啊。”出門在外，能聽到家鄉話，心里總歸會熱乎一點。

兩個人就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上了。從天氣聊到米價，又從米價聊到各人現在干的活兒。情報員說自己是來上海投靠親戚，結果沒找著，暫時在碼頭上扛大包，日子過得苦哈哈。朱升源也嘆了口氣，說起自己兒子沒了工作，天天在家待著，他心里著急。

“唉，現在的年輕人，找個活兒做真不容易啊。”朱升源搖著頭。 “可不是嘛！”情報員接過話茬，“特別是阿拉這種沒啥門路的，更是難上加難。要是有個貴人能拉一把就好了……”

雨點打在巷子里的石板路上，濺起小小的水花。情報員看著朱升源那張愁苦的臉，覺得話說得差不多了。他把聲音放低了些，湊近了一點，好像是不經意地提起，又好像是知道什么秘密一樣，用一種只有他們倆能聽見的聲音，慢慢地說了一句聽著平常，卻又好像有點別的意思的話。

那句話很短，但聽在朱升源耳朵里，卻像一個炸雷。

朱升源提著菜籃子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籃子里的青菜差點掉到地上。他臉上的血色一下子就沒了，白得跟紙一樣。嘴唇抖個不停，過了好半天，才從嗓子眼里擠出幾個又輕又沙的聲音：

“我……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