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周恩來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這不是個空頭銜，它是起義部隊的最高領導崗位，相當于整個戰斗的總指揮。

也就是說，從人民軍隊創立之初，周恩來就是最早的軍隊組織者與領導人之一。在南昌起義中，他不是“出現在一線”的那種象征性角色，而是真正通過黨的體系，對軍隊實施組織、指揮和協調。

在這場起義前后，他和賀龍、葉挺、朱德等一起籌劃，制定作戰計劃，甚至動員部署。

所以在當時，周恩來完全具備調動部隊的權力——而且是代表黨的集體領導行使的。

紅軍早期干部的選任，往往依據任務急迫與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但無論多急，都有一條規矩不能破——必須堅持黨指揮槍。

1929年紅四軍黨內斗爭激烈，是否堅持黨領導軍隊成了爭論焦點。當時毛澤東一度被排擠出紅四軍前委書記職務。

誰來化解？周恩來。他在上海支持了陳毅上報中央的“九月來信”，堅定地支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恢復前委書記。

此舉意義重大：不是周恩來“調動了哪一支軍隊”，而是他保障了黨對軍隊的組織權和人事權，這才是真正的根本調動力。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軍隊干部選任制度逐步系統化，調動軍隊也更具制度保障。

1940年，八路軍規定團以上干部半年鑒定一次，營級干部三個月一次。干部的政治表現、戰場表現、學習能力，都是考核的重要內容。

周恩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參與制定干部任命、調動流程。不是“誰說了算”，而是制度保障誰能調。

例如要調動一支部隊，通常要經過黨委決議、軍事委員會討論、政委與司令聯名簽字，才能執行。周恩來作為軍委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他當然能簽發調動令。

但他不會獨斷。他一向堅持集體決策。很多戰役決策中，即使毛澤東已經定下思路，周恩來也會主動征詢不同意見，比如彭德懷、劉伯承等將領的看法。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后，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他不在前線，卻日夜參與戰役部署、干部調配、部隊調動。

曾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東北戰場情況危急，林彪部隊缺乏重火力。周恩來親自協調將一批繳獲的日軍重武器從關內調往東北，不僅僅是物資調動，更是軍隊調動的一部分。

他親自批閱調動電報，參與戰略計劃的草擬與修改，曾在一天內連起草22份作戰電報。

這些電報的下達，意味著數十萬人次的調動。而這些命令，有的是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有的是他代表中共中央發出。

所以說，不是周恩來有沒有調動軍隊，而是他在黨和軍隊體制下，參與和主持了軍隊調動這一復雜的集體過程。

1949年建國后，周恩來在軍隊中的身份也有所調整。

初期他仍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管軍工事務。1950年代初，他一方面主持國務院，一方面仍處理軍隊中的重要事項，直到1952年由彭德懷接替他負責軍委常務工作。

但這不等于他就與軍隊無關了。他長期分管國防、外交，是軍隊裝備、軍費、戰略發展規劃的重要拍板人。

比如抗美援朝期間，志愿軍的后勤補給與戰場調度，周恩來天天親自過問。

外交場合需要展示軍隊實力的場合，他也會統籌安排具體部隊參與閱兵與演習。

這些，都是“調動”的一種形式。

調動軍隊，是極端重要的政治與軍事行為，必須服從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即便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核心領導人，也不會隨意“調動部隊”。

他們的權力，來自黨組織的授權。

而他們行使調動權的前提，是有明確的制度流程、集體決策機制，以及對人民負責的態度。

所以，周恩來之所以能調動軍隊，不是因為他“說一不二”，而是因為他在黨組織的架構中，處在應當行使這項職責的位置上。

他恪守組織程序，注重集體協商，嚴于律己，深得軍心。

《周恩來年譜》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軍事制度建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

《紅軍時期黨的組織生活制度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