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說說姚文元和他的父親姚蓬子之間的故事。

姚文元

姚蓬子是浙江諸暨人，1905年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他在大學畢業后投身滬上文壇，并在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加入“左聯”。1933年夏，姚蓬子已經當上了全國“左聯”常委、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聯絡員”，與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進步作家交往密切。當年冬天，因被叛徒出賣，姚蓬子被中統特工逮捕，押解到南京。

姚蓬子入獄之初，表現得十分頑強，但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很快摸清了他的心理。徐恩曾命令手下的特務不要對姚蓬子進行問刑逼供，只將他押入南京北郊燕子磯“中央反省院”拘押起來，同時又密令反省院院長授意幾個在押犯對他肆意尋釁，打罵、罰跪，百般折磨。

這樣一來，姚蓬子可謂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痛苦萬分，此時院長姍姍來遲，呵斥了那些獄霸，又對他好言撫慰。姚蓬子皮肉吃苦，頭腦里更是翻江倒海，不知自己還能硬撐到什么時候。

半個月后，徐恩曾親自找姚蓬子談話，表示自己實在不忍看到他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頻等5位“左聯”青年作家被處決那樣的下場，況且自己與姚蓬子都是浙江同鄉，又是世交。最后徐恩曾勸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自己不會太為難他。姚蓬子思前瞻后，終于屈服了。

徐恩曾

1934年5月14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姚蓬子在文章中公開宣稱“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文壇為之嘩然，魯迅更是生氣地宣布與他斷絕往來。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鐘聲》月刊任副主編，并且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

1934年12月11日這天是姚文元的3歲生日，徐恩曾攜自己寵愛的如夫人費俠專門來到姚蓬子家里，給姚文元送了一個沉甸甸的紅包和一對銀手鐲。費俠很喜歡姚文元，還認他當了干兒子，姚文元便喊費俠“寄娘”（干娘），徐恩曾則順理成章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

姚文元長大以后，逐漸知曉了父親的叛變經歷，他變得沉默寡言。50年代初，在機關集體宿舍生活的姚文元幾乎不與人交往，同事們記得他“一件天藍色干部棉服穿了好幾個冬天”，油光發亮也不洗，被戲稱“賣油條的小販”。這種刻意的疏離與封閉，隱約顯露著姚文元對出身背景的焦慮。

姚文元

1955年成為姚蓬子和兒子命運的又一分水嶺，他因卷入“潘漢年案”被捕，并在自傳中坦白了叛變的經歷。同年，24歲的姚文元因撰寫批判胡風的文章一鳴驚人，引起張春橋的注意。張春橋提醒姚文元：“想在政治上出頭，必須與你父親切割！”

不久以后，姚文元在《解放日報》發表公開聲明，宣布與“叛徒父親”劃清界限，此后他極少歸家，對父母不聞不問。后來姚文元在“運動”中表現得那么“左”，多多少少是受到父親和干爹這兩塊心病的影響。

姚蓬子出獄后，在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書，每逢政治運動必遭批判。1969年，姚蓬子在上海郁郁而終，終年64歲。

姚文元和王洪文

“四人幫”被粉碎后，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他在服刑期間遇到了一件煩心的“家務事”，那就是家里的財產糾紛。原來姚蓬子去世后留下了一筆遺產，姚文元的的母親、妹妹和妻子都想爭這筆財產，家里為此鬧得不可開交。后來監獄方面專門征求姚文元的意見，姚文元對此提出了3條意見：

1.母親和妹妹要繼承遺產的想法是合法的，應予以滿足；

2.自己沒有要繼承的想法，對于母親，自己沒有盡過贍養的義務，感到很慚愧；

3.父親的遺產中屬于自己的那份，應由妻子繼承，這筆財產用于妻子治病和子女們上學。

最終司法部門根據那姚文元的意見，把遺產分成了3份，分別由他的母親、妹妹和妻子繼承，姚文元的家人對此都很滿意。姚蓬子終究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照顧”了被他拖累一生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