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這場會議的議題，是討論“進一步深入開展對黨內一小撮走資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毛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提到一件事，感慨說：“許世友60多歲的人，尚不知道這是敵人的陰謀！”

毛主席提到的這件事，正是困擾周總理數十年的“伍豪事件”。在這一敏感時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差點上了“敵人”的當，造成誤判。

“伍豪”的由來

革命時期，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更好地展開工作，大多數中央領導人都有化名。比如毛主席，就曾用過“李德勝”的化名。

周恩來長期領導中央工作，也曾化名“伍豪”。以至于現在人們規避周恩來的名諱，也用“伍豪”代稱。

周恩來為什么化名“伍豪”？這還要從1919年五四運動后說起。當年9月，周恩來剛剛被國民黨北京當局釋放，坐火車返回天津。

在回津的火車站上，周恩來與郭隆真等進步學生熱烈交談。幾人商量后認為，五四運動初期，男女學生是分開的，不能形成合力，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新要求。必須打破男女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組織。

大家商量的結果，是把以男生為主的“天津學生聯合會”與以女生為主的“女界愛國同志會”合并到一起。周恩來進一步提出，要學習北京的經驗，創辦刊物，宣傳學生運動，引領潮流。

9月16日，進步團體《覺悟社》應運而出，社刊《覺悟》也問世，不定期更新。

周恩來作為《覺悟》的主編，在創刊之初提出一個要求：進步學生發表社論不為出名，只為通過發聲改變社會，因此不使用真名，20名成員都必須使用化名。

起名的方式很簡單，用抽簽的方式決定，每個人抽一個號碼，用號碼的諧音取名。周恩來抽簽的時候，抽中5號，于是化名“伍豪”。鄧穎超作為女子社團代表，抽中了1號，化名“逸豪”。

另外像趙光宸，他抽中9號，根據英文發音化名“奈因”。

也是從這時起，“伍豪”成為周恩來最常用的化名之一。

創建中央特科，著名的“伍豪之劍”

覺悟社的成員，只有在發表文章的時候才使用化名。但周恩來不一樣，“伍豪”成為他最常用、最喜歡的化名，后來從事革命斗爭也用這個名字。

從天津衛到上海灘，再到主持中央地下工作，周恩來都用“伍豪”的化名，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周恩來編制我黨第一本無線電密碼時，使用“豪密”的名字，也出自他的化名。

中央機關遷往上海后，為了應對白色恐怖，中央特科應運而生，也是周恩來一手創辦的。中央特科，也有了一個響當當的名號——伍豪之劍。

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保衛領導人安全，同時懲治叛徒。因為身處隱秘戰線，時時面對危險，特科的主要領導人都有化名。

比如情報科科長陳賡，就化名“王庸”在上海活動。陳賡善于交友，上海的三教九流都認識他，親切地稱呼他“王先生”，關系好的直接叫“老王”。

又如陳云。陳云是顧順章叛變后，上海中央遭到嚴重破壞，臨危受命領導特科工作的。主持特科工作期間，他的化名是“李介生”。

說起來，顧順章的叛變對上海中央、特科影響非常大。1931年4月，特科紅隊領導人顧順章在武漢逗留，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隨即叛變。

顧順章了解黨的機密，供出了一大批活躍在上海的中共黨員名單。他甚至知道錢壯飛在蔣介石身邊當秘書，以此作為資本，向蔣介石發密電邀功。

不料電報發到南京，國民黨中統局局長徐恩曾出去跳舞去了，沒有及時看到這封密電。顧順章長嘆一聲：“這下糟了，周恩來抓不住了！”

這一夜，錢壯飛看到這封“十萬火急”的電報，立馬派女婿到上海，向李克農匯報顧順章叛變，出賣同志的情況。

收到情報后，周恩來展現出非凡的膽識和過人的智慧，立馬開會研究。周恩來決定，果斷清理顧順章在上海的關系，同時通知上海中央、江蘇省委迅速轉移，從而避免了一場大的災難。

“伍豪事件”，毛主席發聲證明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央多年在上海的經營毀于一旦，必須尋找新的落腳點。周恩來得知，毛主席、朱德領導的紅軍在贛南、閩西開辟出大片根據地，決定將中央機關遷往贛南。

1931年12月，周恩來一行人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打開了革命斗爭的新局面。

然而在國民黨眼里，讓周恩來離開上海，無異于放虎歸山。國民黨非常惱火，決定采用輿論戰的手段，污蔑周恩來，讓中共黨內自亂陣腳。

為了攻擊周恩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張沖，一手策劃了“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張沖通過上海《時報》《申報》等具有影響力的報紙，發表了一篇名為《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污蔑周恩來叛變，脫離共產黨。

張沖不僅是特務頭子，撰寫文章也極具迷惑性。他沒有刻意抹黑共產黨，說話很有分寸，給人造成一種假象，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一時間社會震動，一片嘩然，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真的以為周恩來叛變了。這起事件影響極大，給周恩來在黨內的工作造成極大被動。

中共中央當即識破了國民黨的陰謀，在《申報》上發表《伍豪先生鑒》的文章，間接拆穿了國民黨挑撥離間的陰謀。

接著陳云領導的中央特科也行動起來，專門請了一個法國律師辟謠。這封啟事中寫道，叛變的另有其人，只是也使用了“伍豪”的化名，請讀者不要誤讀。

“伍豪事件”中，毛主席也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1931年12月周恩來抵達中央蘇區，不久后接替毛主席，擔任中央局書記，毛主席則去了東華山休養。

休養期間，毛主席讀到“伍豪事件”的文章，親自撰寫一份布告，駁斥國民黨發布的謠言。毛主席寫道：事實是伍豪同志在蘇維埃政府擔當重要職務，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

毛主席雖然休養，但仍然是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且在中央蘇區影響力巨大。他的發聲，直接宣告國民黨污蔑周恩來的陰謀破產。

“伍豪事件”波瀾再起，毛主席斥責許世友

值得一提的是，一手炮制出“伍豪事件”的特務頭子張沖，后來與周恩來化干戈為玉帛。

西安事變后，張沖和周恩來分別作為國共雙方代表，參加了談判。周恩來沒有因為“伍豪事件”遷怒于張沖，真誠相待。張沖大為感動，與周恩來結為好友。

張沖雖然身處國民黨陣營，但為共同抗戰做了不少事情。在談判受到國民黨頑固派阻撓的時候，他設立秘密電臺，專門負責周恩來與蔣介石聯絡。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出現裂痕，又是張沖極從中斡旋，極力彌補。半年后張沖因病去世，周恩來送來3萬元，并親自出席追悼會，送上挽聯。

主導“伍豪事件”的張沖去世了，然而數十年之后，這起事件又被翻了出去，矛頭直指周恩來。

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回憶說，在“伍豪事件”中，毛主席曾三次表態，為總理說話。

第二次是在1967年5月。當初正出于“運動”初期，一些在上海的“小將們”翻出1932年的報紙，聲稱周恩來脫黨，以此誣陷總理。上海軍務歸南京軍區管轄，這些材料被送到許司令那里。

許世友文化水平不高，沒有意識到這是敵人的陰謀，立即動身前往北京，向毛主席匯報。1967年5月4日，許世友覲見毛主席，道出自己掌握的情況。

毛主席非常吃驚，不是懷疑總理，而是對許世友的疏忽大意感到難過。四天后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專門提及此事，哀嘆說：“許世友60多歲了，尚不知道這是敵人的陰謀，可見了解當時情況是不容易的。”

隨后，周恩來也寫信給毛主席，講述當年事件的來龍去脈。

1968年1月，北大一名學生又舊事重提，寫信反映“伍豪事件”，毛主席第三次表態：此事已經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援引：《周恩來紀念網》：周恩來緊急處置顧順章叛變與“伍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