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在譚嗣同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妻子李閏不顧一切地想要見他最后一面。

她賣掉了所有首飾和家財，終于打通關節得以進入監獄。

當看到丈夫“滿身鮮血”、“皮開肉綻”的慘狀時，李閏“當場落下眼淚”，跪在譚嗣同身邊哭問道：“不是說沒事的嗎？怎么會變成這樣呢？”

面對妻子的悲痛與困惑，譚嗣同淡淡地回答：“革新嘛，總要有得有失的。”。

當李閏追問“你還能出去嗎？”時，譚嗣同用沉默給出了答案。

意識到丈夫必死無疑后，李閏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舉動，她哭著拽住譚嗣同的手，說出了那句發自肺腑的請求：“就算不能出去，至少讓我為你留個后。”

譚嗣同看著妻子，眼中充滿了淚水，他思量了很久，卻說出了一句硬如石頭的狠話。也正是那句話，道出了世間的各種無奈。

官宦世家的“叛逆者”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的官邸中。

他的父親“譚繼洵”是朝廷重臣，時任湖北巡撫，后官至光祿大夫、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

按理說，那樣的官宦世家本應培養出一個循規蹈矩的封建官僚，但譚嗣同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五歲那年曾患重病昏死三日，卻又奇跡般復活，家人因此為他取字“復生”。

也許正是那次生死經歷，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對生命意義的思考種子，以至于后來有了那樣的成就。

譚嗣同十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老師的影響下，開始對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學說產生了濃厚興趣。

與當時大多數讀書人不同，譚嗣同對科舉應試的八股文毫無興趣，甚至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表達不滿。

光緒三年（1877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后來同樣成為維新志士的唐才常訂交，又師從涂啟先，系統學習中國傳統典籍，同時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

此后十年間，他游歷直隸、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那段經歷極大地開闊了他的視野。

同時，他開始廣泛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思想逐漸成熟。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知道后，心中充滿憂憤。

痛定思痛后，他開始大力提倡新學、呼吁變法：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鉆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他深感“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認識到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龢等人，正式投身維新變法。

譚嗣同與李閏的愛情故事

在古代，國人結婚比較早，公元1883年，18歲的譚嗣同就結婚了。

他的妻子叫做“李閏”，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李壽蓉是戶部主事，兩家可謂門當戶對。

婚后，譚嗣同與李閏的關系非常好，說不上舉案齊眉，但也是性情相投，情投意合。

在當時，雖然女子大多不讀書，但李壽蓉十分注重女兒教育，從小為她聘請家庭教師。

在父親的悉心培養下，李閏精通女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是典型的大家閨秀，卻又有著超越閨閣的見識。

正是那種教育背景使她能夠理解并支持譚嗣同的很多理想追求，成為譚嗣同精神上的伴侶而非僅僅是生活上的照顧者。

婚后不久，李閏就給譚嗣同生下了一個男孩。全家將孩子視為掌上明珠，譚嗣同給他取名為“天賜”，寓意上天所賜。

然而命運弄人，天賜4歲時不幸染病竟然夭折了，那給譚嗣同和李閏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孩子夭折后，李閏多年未能再次懷孕，那使她深感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