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獨秀的路線給中共造成很大損失。共產國際于1927年7月14日發來一紙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于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時，向忠發作為工人領袖，進入中共政治局。

向忠發，湖北漢川人，1880年出生于上海。漢口八七會議時，作為湖北省總工會負責人的向忠發，在武漢領導的工人運動正風生水起。到了1927年10月初，共產國際代表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向忠發就帶團到了莫斯科，期間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共產國際東方部很快就讓向忠發參加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具體事務問題，并且向忠發也處理了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作出決定，向共產國際派駐蘇兆征、向忠發作為全權代表。蘇兆征為書記，秘書為李振瀛。

1928年3月下旬，共產國際作出決定：組織大批工人作為100至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

向忠發

在1928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向忠發被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地位上，成為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中共總書紀。

向忠發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做過兩件在中共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決定：第一件是不讓張國燾到江西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再一件事是，讓毛先生來做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

顯然，由毛先生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中國革命的的發展進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傳統上，一般認為在顧順章叛變之后、向忠發被捕后也接著叛變，其實這種說法是有異議的。

首先一點，向忠發是1931年6月22日被捕的，兩天后的6月24日即被處死。一個中共最高領導，手里應該掌握很多核心機密；真的叛變了的話，交代問題兩天也交代不完啊。

還有一點，1933年10月，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出版的《轉變》一書中，刊登了《前共黨中委兼總書紀向忠發的自供》。這是向忠發叛變的重要證據之一。然而在這篇文章里，有很多疑點。

例如，“供詞”中涉及的關向應、余昌生等幾名中共活動家，在向忠發被捕前，均已化名被關押在國民黨龍華監獄內了，這些向忠發都知道；但是，向忠發的被捕，并沒有暴露這些人，他們不久后均被保釋、安全出獄了。

1931年5月，關向應任上海職工聯合會工委書記期間，上海的黨中央機關遭到破壞，關向應在住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關押在龍華監獄，化名李仕真，在獄中表現出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氣節。到10月，經黨組織的多方營救出獄。

后排右四為顧順章

類似的，可疑之處還有不少。聯想到國民黨特務機關曾在上海報紙上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來誣害周恩來、離間中共人員，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前共黨中委兼總書紀向忠發的自供》一文偽作的可能性很大。

曾有人推測說，年已52歲、并不年輕的向忠發，極有可能暴斃于國民黨特務機關逼供的慘烈酷刑之下。但此說法僅是推測而已。重要知情人、黨中央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曾對朝夕相處的向忠發義憤填膺地怒斥“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網上一度有說法稱，"毛先生在文革初追問周公，向忠發叛徒故事才得以流傳"；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1966年6月10日，毛先生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談論中共黨史問題時，就明確發表了他對向忠發的評價，他不僅說“幾朝都是叛變。陳獨秀叛變了，瞿秋白被捕后寫了自首書。向忠發（實際上是李立三路線）被捕之后，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殺了，相當蠢。”

而且，毛先生還說：“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發；第三次是王明。”“陳獨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時間；后來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個月。我剛才說的把我趕出政治局，有人造謠說我被開除出黨，當了民主人士，也是這個時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發，搞了幾個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

由此可見，并非周公在“文革初”回答毛先生的“追問”之后，“向忠發叛徒故事才得以流傳”，而是在此之前，毛先生就對外發表過針對向忠發被捕叛變和“‘左’得很”的評價，并且意見與周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