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蘊俠被抓那年，沒有人覺得他能活著出來。

他是特務(wù)，是叛徒，是被公審萬人唾罵的罪人，可幾十年后，他成了政協(xié)委員，還寫下了一本沒人敢公開的回憶錄，故事的反轉(zhuǎn)，從他戴上手銬那一刻開始。

錯過飛機：從特務(wù)頭目到逃亡者

重慶機場最后一班起飛時間是1949年11月29日凌晨兩點，鄭蘊俠沒有趕上。

他的司機叫李增榮，中統(tǒng)西南情報處副處長，鄭蘊俠，剛燒完機要文件，火光映著地下室潮濕的磚墻。

“走。”他說得很短，鞋跟在地上擊出重音。

車子發(fā)動后不到十分鐘熄了火，鄭蘊俠把左輪上膛，推開車門，引擎死了，李增榮低頭不語。

“你干了什么？”鄭盯著他。

李增榮抬起頭，眼神閃著寒光，“油箱里進了沙子。”

這是內(nèi)線，他早就被策反了。

鄭蘊俠沒開槍，他清楚，這時再打死人，只會讓自己更快暴露，車停在嘉陵江邊，機場還有三公里。跑過去，來不及了。

重慶機場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被炮擊，徹底焚毀，那架軍統(tǒng)高層撤離專機成為絕響。

鄭藏在山城下水道里三天，期間聽到解放軍裝甲車駛過中山四路，機關(guān)大樓的鐵門被炸開，濃煙嗆人。

他從下水道通到一間廢棄糧站，扒著谷倉躲過一輪搜索。

第四天夜里，他拿出衣服里的殘鈔，剪去帶有“中央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字樣的印章，換下中山裝，穿上撿來的破布衣。

“劉正剛”第一次出現(xiàn)是在成都東門的水貨集市，鄭蘊俠剃了頭，涂灰遮面，肩挑榨菜筐。

他學會了不抬頭，不快走，不講話，眼神平淡，熟人再見也看不出端倪。

成都守不住，軍統(tǒng)名單正在流傳，他換了一張身份證，上面的名字是“何安平”，印章粗糙，是他夜里一筆筆刻出來的。

他花了整整十天模仿四川話中的“兒化音”和本地人發(fā)音的吞音。

他學種菜、熬鹽、挑擔、用劣質(zhì)紙張裹破布，他剪斷自己曾背熟過的《孫子兵法》筆記，撕碎燒光。

在貴州務(wù)川縣，他變成一個貨郎，他娶了當?shù)匾粋€啞巴女人，左手無名指綁著稻草戒指。

沒人知道他是誰，包括他自己。

1951年冬，他被榨菜廠招作臨時工，工資不多，工友都叫他“劉哥”。

有人問他識不識字，他說：不會，寫名字時拿木炭在布袋上畫圈，他寫得太工整，反而惹人懷疑。

于是他故意寫錯，他學人左手寫字，字歪斜像雞爪，下班后去牛棚掏糞，混跡農(nóng)工之間。

他親手縫制了一本假戶口簿，偽造遷移記錄，那本本子背后貼著一層煮過的米糊，用來模擬公章的印壓痕，他練習跟人握手時壓低聲音，讓指甲帶泥。

這是反偵查訓練帶來的直覺，不是為了活得體面，而是活得下去。

1953年，公安派出所做過一次全鎮(zhèn)人口登記，鄭排在隊尾，他在表格里寫下“務(wù)川縣濯水鎮(zhèn)第三社外來人員”。

戶籍員是個年輕人，問他：“你哪里人？”

他答：“合川。”故意不說“重慶”，怕引起聯(lián)想。

戶籍員抬頭看他，寫下“籍貫不詳”，這四個字讓他多活了五年。

身份暴露：一句成語引發(fā)的抓捕

1958年春，務(wù)川縣響應(yīng)公私合營，調(diào)鎮(zhèn)內(nèi)勞工骨干到縣里集中學習，名單上，“劉正剛”被列為“思想進步、識字不多、勞動肯干”。

第二天早上，他坐上了去縣城的卡車，和二十多個農(nóng)工一起。

住的是縣工會招待所，水缸里有兩個蛇皮袋裝的谷子，墻上掛著“大煉鋼鐵”標語，宿舍里有人高聲朗讀報紙，鄭裝作聽不懂。

晚上分組寫心得，他猶豫了一下，拿出隨身攜帶的圓珠筆，旁邊的組員盯著他說：“你有筆？”

他低聲說：“早年從鎮(zhèn)上帶的。”

寫完后，他將筆順改成豎寫，這是習慣，過去在軍統(tǒng)寫報告，都是這樣，他忘了。

第二天早上，組長叫他過去，桌上放著他昨晚的心得。“你這寫得不錯啊，‘不翼而飛’，誰教的？”

他心頭一沉，“不翼而飛”是他的用詞，這個成語，暴露了他受過良好教育。

他回答：“聽別人說的。”

組長皺眉，“農(nóng)村人會說這種話？”他頓住，沒答。

縣里的文教干部來了三個，一人姓魏，戴近視眼鏡，拿起他的筆看了看，又翻出那份心得體會。

魏干部問：“你以前在哪讀過書？”

鄭搖頭：“沒讀過。”

“沒讀過能寫成這樣？”

他還是搖頭，干部們沒再問，只說‘回去等通知’。

他們沒立刻抓他，他也知道，問題已經(jīng)發(fā)生，他不敢逃，怕引起更大懷疑，他選擇回鎮(zhèn)上照常干活。

1958年8月，公安局出動一組警員，封鎖濯水鎮(zhèn)入口，全鎮(zhèn)斷水三小時，名義是檢修。

清晨六點半，鄭蘊俠正蹲在雞圈前喂食，他左手拿著稀飯，右手撥開谷殼。

一只雞撲騰跳起，驚動了背后幾人，他緩緩轉(zhuǎn)頭。三人站在身后，兩人持槍，另一個手握拘捕令。

鄭瞇著眼，看清了蓋章，“西南公安部”，熟悉的字跡，他沒動。

“鄭蘊俠。”其中一人喊他。

他笑了下，沒否認，“等我喂完。”他們沒阻止他。

幾分鐘后，他拍了拍褲腿，站起來，伸手遞出手腕，戴上手銬時，他說：“抓得不差。”

這次行動公安準備了三年，西南公安部建立專項檔案，排查重點對象34戶，當初僅憑一張豎寫的心得報告，才鎖定方向。

抓捕時帶隊的是三級警監(jiān)曾文清，他在報告里寫道：“目標心理穩(wěn)定，行動沉著，語言簡練，具備高級情報人員特征。”

鄭被帶往縣公安局，關(guān)進獨立小室，他沒喊、不抗、不求饒，他等，他知道，最難的不是被抓，是怎么被審。

改造與新生：從戰(zhàn)犯到政協(xié)委員

1958年冬，重慶體育場外聚集了上萬人，寒風中，一輛解放牌卡車駛?cè)雸龅刂醒耄?strong>鄭蘊俠被帶下車，身穿囚服，戴著高帽。

公審會的布告上寫著他全名，罪名七條。

主持人高聲朗讀：“參與滄白堂事件、較場口血案、特務(wù)滲透、反動組織潛伏……”每一條都像當眾剝皮。

鄭沒有低頭，他知道，這不是處決，而是一個決定他生死的“表態(tài)”機會。

輪到他發(fā)言。他只說一句：“過去是錯，現(xiàn)在是罪。”

一句話，不是懺悔，他知道如何把話說得剛好。

審判結(jié)果下達：死刑，緩期執(zhí)行，送重慶市第一看守所。

兩個月后終審改判，刑期十五年，送往貴陽監(jiān)獄，檔案批注理由：“主動坦白，情節(jié)交代詳細，供出多名關(guān)鍵潛伏線索。”

他把過去當情報官的訓練反過來用了：主動、清晰、配合，所有人都說他變了，他沒變，只是換了戰(zhàn)場。

1959年冬，他提交了一份《自述材料》，總共三千一百二十七字，開頭第一句：

“我犯了錯，不是因為我信錯人，是因為我信了制度。”

這句話留在了檔案袋的首頁，五年后，他被減刑兩年，又三年后，監(jiān)獄改編教學小組，他任“文化教員”。

這不是表揚，這是利用，他清楚，他曾是敵人，現(xiàn)在成了可用之人，他接受，他知道活下來就是勝利。

1975年，他被特赦。

晚年與歷史見證：百歲老人的反思

出獄那年，鄭蘊俠57歲，特赦令只給他一張紙，沒有戶口、沒有身份、沒有前途。

他回到務(wù)川縣，原來那間榨菜廠早已拆除，鎮(zhèn)上的人不認得他，他用自己的假名重新報到。

第二年，縣里安排他到務(wù)川縣二中任教，教歷史，課堂上，他講得慢，講得細，從不說“我們過去如何”，只說“歷史就是血”。

1981年，縣政協(xié)擴員，鄭被選為委員，那年，他63歲，已經(jīng)謝頂，臉頰清瘦，他提出一個提案：《西南戰(zhàn)時情報網(wǎng)口述資料保護建議》。

政協(xié)文員問他：“你是哪個單位轉(zhuǎn)來的？”

他說：“我是原來被抓來的。”沒人反應(yīng)過來，他笑。

1989年，他交出一份長達四萬字的資料，題目是《軍統(tǒng)在西南》，他親自整理、口述、校對。

其中涉及上百條地下情報線、被策反軍官名單、機密通信線路。

政協(xié)歸檔人員說：“這不是普通資料，這是歷史。”

他說：“我不是要洗白，我是怕你們忘了。”

晚年，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穿舊軍裝，煮茶、研墨、練字，他寫得最多的四個字是：“棄暗投明”。

他種梅、養(yǎng)兔，早飯吃兩個饅頭，一碗鹽水，別人問他長壽秘訣，他只說：“一口氣咽不下去，就活下去了。”

他不常講過去，但提到“李增榮”時，他說：“那不是背叛，那是選邊。”

他留下三本手稿、一段口述錄像、一塊竹板，寫著：“此人原名鄭蘊俠，終未改。”

2009年，鄭蘊俠去世，享年91歲，葬禮低調(diào)，只有縣里兩名干部到場。

遺物中發(fā)現(xiàn)一本日記，最后一頁寫著：

“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知道歷史怎么記我，我只求一句話：不求洗白，但求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