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說諸葛亮這么聰明的人，怎么就敗給了司馬懿呢？”1952年秋夜的中南海書房里，周恩來將熱茶遞給正在翻閱《資治通鑒》的毛澤東。毛澤東放下線裝書，推了推眼鏡：“潤之啊，你看問題要辯證。諸葛亮同志有三個致命弱點......”這段鮮為人知的對話，揭示了毛澤東對三國歷史獨到的軍事見解。

建安十二年的隆中草廬里，27歲的諸葛亮在竹簡上勾勒著天下大勢。當劉備第三次叩響柴門時，這位躬耕南陽的年輕人已經預見到：想要在群雄割據中突圍，必須依托荊益二州的戰略縱深。他提出的“跨有荊益”藍圖確實精妙，但就像在懸崖邊堆疊積木，任何一塊基石的松動都將導致全盤崩塌。劉備入蜀時帶走半數精銳，留給關羽的不過三萬守軍。這個數字對比孫權在江東的十萬水師，差距堪比雞蛋碰石頭。

建安二十四年發生的荊州劇變，堪稱三國版“蝴蝶效應”。當關羽在北伐襄樊取得水淹七軍的輝煌時，東吳的呂蒙正帶著士卒假扮商隊潛入江陵。史書記載關羽當時對東吳使者說：“江東鼠輩，也敢覬覦吾土？”這種目空一切的傲慢，恰恰暴露了蜀漢集團在戰略協同上的重大失誤。諸葛亮明知關羽性格缺陷，卻仍讓其在荊州獨當一面，這種用人方式就像讓烈馬看守糧倉——早晚要出事。

街亭失守那夜的祁山大營，諸葛亮握著馬謖的認罪書，帳外雨聲如訴。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參軍在山上扎營時，竟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書教條奉為圭臬。其實早在南征孟獲時，諸葛亮就發現馬謖“言過其實”的毛病，但蜀漢人才凋零的困境迫使他不得不冒險。這種飲鴆止渴的用人策略，像極了后來李自成對劉宗敏的縱容，都為失敗埋下伏筆。

建興五年的成都朝堂上，諸葛亮捧著《出師表》的手微微顫抖。“益州疲弊”四字背后，是蜀漢政權難以啟齒的經濟困局。蜀錦貿易帶來的財政收入，根本填不滿五次北伐的軍費窟窿。當諸葛亮在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時，成都的糧倉存糧僅夠支撐三個月。這種經濟上的捉襟見肘，與后來洪秀全定都天京后的處境何其相似。

有意思的是，諸葛亮晚年發明的木牛流馬，倒像是某種歷史隱喻。這些精巧的運輸工具能翻越秦嶺，卻載不動蜀漢積重難返的頹勢。就像毛澤東后來在《矛盾論》中分析的：“當主要矛盾轉化為次要矛盾時，戰略就必須相應調整。”諸葛亮至死抱著“漢賊不兩立”的執念，卻忽視了三國鼎立已成新常態的現實。

站在軍事指揮的角度看，諸葛亮的“事必躬親”更像雙刃劍。他親自校核糧草簿冊，連杖責二十軍棍的處罰都要過問，這種細致入微的作風固然可敬，卻導致蜀漢將領普遍缺乏獨當一面的能力。對比劉邦“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用人智慧，諸葛亮的做法顯然違背了“將能而君不御”的治軍原則。

當我們翻開《三國志·諸葛亮傳》，會發現個耐人尋味的細節：這位丞相臨終前特意叮囑“葬漢中定軍山”。這個選擇不僅體現了他“鞠躬盡瘁”的執著，更像是對畢生理想的最后堅守。可惜歷史從不相信眼淚，當鄧艾偷渡陰平的消息傳到成都，劉禪的投降決定，徹底宣告了諸葛亮畢生心血的付諸東流。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引諸葛亮為鑒：“戰爭指導者最忌機械執行既定方針。”這句話道破了蜀漢敗亡的癥結。從赤壁之戰到五丈原星落，諸葛亮始終在踐行二十七歲時的戰略構想，卻忘了時移世易的道理。這種戰略定力與思維僵化之間的微妙界限，正是歷史留給后人最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