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開國上將隊伍里，陳錫聯有個響當當的綽號——“小鋼炮”，既是對他作戰勇猛、無堅不摧的形象描述，也是他性情耿直、敢講真話性格的生動詮釋。

有意思的是，對于自己這種倔強個性，陳錫聯本人曾用“倔強任性、不屈服人、嫉惡如仇、勇于反抗”的16個字來評價。

或許正是這種純粹的軍人個性，讓晚年的教員在物色執掌三軍的軍事人選時，毫不猶豫的將陳錫聯推向了臺前。在老人家看來，做事坦蕩、從不參與權力之爭的他，是光明磊落的可造之材和可托之人。

當然，陳錫聯也并非在所有事情面前都不爭，至少在八路軍改編后因職務問題向老首長徐向前“抱怨”一事上，就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在僅有的三個主力師編制下，許多干部精簡使用、降級安排，甚至外派到地方都屬于正常現象。

陳錫聯的紅10師被改編為八路軍129師769團。番號雖然壓縮了兩級，但此時的團級番號卻顯得彌足珍貴。

再加上769團作為八路軍的主力團，部隊指揮系統完善、全團2900余人編制健全，機槍連、迫擊炮連、特務連和通信排更是一應俱全，比之當時八路軍其余的地方團、獨立團和補充團，已經算是天花板級別的配置了。

按理說，正規軍的番號，加上主力團的待遇，團長陳錫聯應該知足了。未成想，部隊正式改編后第一個站出來“開炮”的恰恰是他。在徐帥晚年的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陳錫聯當時的想法：

陳錫聯與徐帥感情極深，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陳錫聯就曾因外出就餐而被扣上了“吃喝委員會”的帽子，差點被執行軍法。好在被及時趕到的徐帥救下，并痛批了以“整頓紀律”為由到處抓人的干部。

自此之后，陳錫聯始終銘記老首長的這份恩情。因此在和徐帥談到八路軍改編后的事情時，他都是交心交底，無所顧忌。而他提到的“兩個想不通”，也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指戰員的真實想法。

不過，陳錫聯的“抱怨”并非是為自己叫屈，而是替包括徐帥在內的一部分人打抱不平。

改編后的三大主力師中，115和120師在人員配置上沒有什么大的改動，雖然也是降級使用，但大都按照統一的標準安排。唯獨原四方面軍改編而來的129師，在干部任用上多副職、多降級的狀況普遍一些。

尤其是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當時的任命也僅是129師副師長一職。陳錫聯想不通的是，這樣一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來的隊伍，為何不能由老首長來統一指揮。

此外，曾在四方面軍擔任軍級干部、并為西路軍艱難保留了革命火種的李先念，接到的最初任命也是到129師擔任營長。這在陳錫聯看來，似乎于情于理都很難講得通。

好像只要與紅四方面軍的番號產生一些關聯，在職務安排上就要被壓一壓。

除了徐向前和李先念外，曾在“草地分兵”后被迫隨左路軍南下的紅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以及四方面軍出身的胡奇才、許世友等人，也都因心懷委屈而忿忿不平。

這其中，又以正在延安抗大學習的許世友最具代表性。

當時的抗大中，關于四方面軍的謠言屢見不鮮，四方面軍的將領三天兩頭開會調查也都是家常便飯。許世友本就是粗人，讓他每天都莫名其妙的接受批評，自然不太現實。

一氣之下，許世友便生出帶領一批四方面軍老戰友回到四川打游擊的想法。不過，關鍵時刻，參與行動的王建安清醒的向組織上報了此事，這才阻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但這樣一來，事情也鬧得沸沸揚揚了。只要是頂著四方面軍的番號就會被“區別對待”，這幾乎成為軍中的公開秘密。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當時的抗大中存在一個有名的“雙一原則”，即三個方面軍中優先使用紅一方面軍的干部，紅一方面軍中優先使用紅一軍團的干部。

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看，這種安排也不乏一定的合理性。紅一方面軍，尤其是紅一軍團的干部，大都是參加過南昌起義或秋收起義的“老井岡”，其中的不少人還是黃埔科班出身，論資歷和能力都是軍中最頂尖的人才。

四方面軍由于早期擴編過快，加之曾有“排除知識分子”的歷史舊事，因而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加之很多都是“紅小鬼”出身，到八路軍改編時也就20歲左右的年紀，資歷、威望都有限。

因此，從客觀角度來分析，當時的紅一方面軍整體干部質量，明顯要高于四方面軍。

此外，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即草地分兵后四方面軍南下成都失利，兵力銳減二分之一，加之此后寧夏戰役血戰馬家軍使主力損失較大。

至全軍改編時，曾經兵力最多的四方面軍，已到了必須補充陜北紅軍才能勉強湊出一個師編制的地步。

這也就是為何由劉伯承出任師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四方面軍單獨成師，徐向前擔任師長自然順理成章，可129師畢竟是一支合編而來的部隊，由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顯然也是一次合理的配置。

在兵少干部多的情況下，像李先念等一批干部被層層下放到一線部隊，也都是迫于無奈之舉。不過，“雙一原則”在現實中也確實存在人為主觀因素，導致一些單位在用人時難免存有成見。

從陳錫聯到羅炳輝、胡奇才，再到許世友，面對此起彼伏的聲音，一直忙于處理國共和談和抗日大計的教員親自出馬，讓局面迎來了新的轉機。

在教員本人看來，想法和意見不一致，引起激烈爭論這很正常，知錯就改，大家都還是好同志，畢竟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過程。

基于這種態度，他對紅四方面軍可謂是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干部使用上，他一直堅持著“盡其才，收其心”的標準，不僅要充分發揮將領們的才干，還要讓他們解開心結，心無旁騖地上戰場。

首先是對徐向前的任用安排。徐向前雖在名義上擔任129師副師長，但在整個抗戰期間，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把手”而獨當一面。

從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單獨率部開辟晉東南根據地，到1938年4月率129師和115師各一部進入河北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再到山東抗戰形勢危急時受命徐奔赴山東，統一指揮各抗日力量，足見教員對徐帥信任之重。

這邊安排完徐帥，另一邊的李先念也得到教員新的工作安排：到新四軍高敬亭的第四支隊擔任參謀長。性格豁達、任勞任怨的李先念干凈利落地回答了教員：

李先念之后，在對待羅炳輝的人事安排上，教員先是讓對方出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員，而后又在1939年5月改任其為新四軍第五支隊司令員。

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對許世友的安排。盡管多數人認為“帶頭出走”的許世友應該從嚴處罰，但教員并不認可。隨后，面對一肚子委屈卻又不愿低頭服軟的許世友，教員的一席話令對方銘記一生：

對正在關禁閉的許世友而言，這番話除了是對他的激勵勸進外，又包含了對他既往不咎的意思。

最終，在教員的親自介入和關懷下，許世友、洪學智、王建安這批四方面軍的抗大學員，在從輕處理后很快踏上了抗日前線。

此外，為表示公平對待所有四方面軍的將領，教員還特意委托129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徹查部隊干部任命情況，務必保證公平公正，不能再出現所謂的“雙一原則”。

直至建國后的1961年，教員在回憶起這次事件時，仍不點名地批判了當時的一些錯誤做法：

正是偉人的這份豁達寬廣的胸襟，最終成就了四方面軍將領們的光輝榮耀。

陳錫聯夜襲陽明鋪，李先念指揮中原突圍，許世友打紅膠東半邊天，都是我軍軍史上最濃墨重彩的篇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