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在生產建設的過程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因為政見思路不同，不少人的人生經歷了巨大考驗，尤其是在特殊時期，很多人為了生存下去，不敢再說話，國內形勢頗為微妙。

直到1976年華國鋒和葉帥采取行動結束特殊時期，局面才開始緩和。但在撥亂反正的時候，很多人因為對一些人和事依然缺乏清醒的認識，于是在80年代初期，全國又開始了一波拆除毛主席雕像和語錄牌的風潮，出現了一些批評過度的問題。對此國內外高度關注，一位名叫法拉奇的女記者圍繞此事同鄧小平進行了交談，期間提到了關于如何評價江青的問題。

這位名叫法拉奇的女記者之所以要同鄧小平交流該問題，是因為當時國際社會對當時的中國非常好奇和疑慮。好奇是因為在此之前，中國在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不和外國人做買賣，非官方的外國民間人士也不來中國，他們對中國十分好奇，甚至有的人還以為中國和清朝一樣還在“留辮子”。疑慮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接下來要走的路感到困惑，因為按照馬列的理念，資本市場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無法和中蘇朝等國的制度融合，外國不知道中國會怎么發展市場經濟。所以包括法拉奇在內的外國記者，很想知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如何評價毛主席，以及如何同世界其他國家的市場經濟接軌。

對于這一切，鄧小平也心知肚明，中國只有向世界展示明確的思路，才有利于接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于是在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兩天，鄧小平和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進行了兩次對話，內容信息量很大，十分精彩。在對話剛一開始，法拉奇就提了國內外最關注的問題，那就是關于毛主席以及江青的問題。她提到既然“四人幫”是少數人，為什么這一小部分人可以控制全國，甚至打倒很多開國名將和老革命家，江青能做到這些，是不是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借助了毛主席的非凡影響力，而其他人無法撼動她。

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直言：“有這個因素，我說過，毛主席是犯了錯誤的，其中包括起用他們幾人”，隨后，鄧小平想了想，說“他們是有一幫的，利用一些年輕人沒有知識，拉幫結派，有相當的基礎。”這番話實際上回答了她的最大疑問，那就是為什么江青能有這么大的政治號召力，一方面是因為毛主席，另一方面是因為有很多頭腦不清醒的年輕人。

隨后她還問了很多更細節的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對江青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是否干預過江青的行為。對此，鄧小平明確表示：“江青本人確實打著毛主席旗幟干壞事，但在1966年就已經分宅而居，毛主席干預過，但干預不力，因此毛主席是有責任的”。對于如何評價江青，鄧小平嚴肅的表示“給‘四人幫’定罪不過分，他們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對于女記者提到的該如何給江青個人評分的問題，鄧小平直言“零分以下”，這四個字可以說十分清晰的亮明了鄧小平對她的態度，那就是此人完全不可取。但對于毛主席，鄧小平還是堅持他之前的態度，那就是功是功過是過，要正確評價毛主席，不能一邊倒。

鄧小平和女記者法拉奇的這番對話，其實對外表達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明確態度，那就是全盤否定“四人幫”，但不是全盤否定毛主席，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但不會放棄黨選擇的道路，這兩者并不矛盾，要走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讓國家富起來，實現小康目標。所以鄧小平的這番回答可以解答很多外國人的疑問，讓他們不要擔心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之路會中止或者“開歷史倒車”，讓外資放心的進入中國市場，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至于對江青的評價，鄧小平的態度也不難理解，畢竟從1966年6月開始，鄧小平的政治生涯經歷了很多坎坷，幾乎每一次都是江青在推波助瀾，讓劉少奇和他陷入了危險境地，江青還給他扣上了“第二號最大走資派”的帽子。鄧小平和江青的博弈持續了十年，這其中的驚心動魄，只有當事人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