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

歲月崢嶸 不忘初心

陳獨秀、李立三的選擇，都想使這個黨獨立于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的道路，都沒有搞成，毛澤東同志為什么搞成了？這里面最大的一個區別在于，陳獨秀和李立三在指導方針上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尤其是李立三表現得更為嚴重，而緊密聯系中國革命實際這一點恰恰是毛澤東最擅長的。

毛澤東在選擇方針路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牢牢根植于腳下的土地。他沒有到莫斯科去學習。他是從井岡山和江西蘇區這塊紅土地上成長起來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夕在武漢的毛澤東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之后組織了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原定的方向是打長沙。毛澤東一看這個隊伍的實力，根本打不了長沙，就放棄了打長沙計劃，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

為此，毛澤東受到了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

毛澤東是在“八七會議”中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剛剛開始進入中央的核心層就被撤職，撤職原因是：讓你組織秋收起義主要是攻長沙，把長沙打下來。你沒有打長沙，卻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屬于右傾逃跑。

現在我們看上井岡山這件事。就當時中國革命的現狀，毛澤東上井岡山恰恰是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極其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但是這個開端沒有任何人褒獎，得到的反而是最嚴厲的處分。這也再次說明了我們中國革命道路選擇之艱難和中國領袖成長之艱難。

那么，毛澤東在這塊紅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條正確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論概括中，紅色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而且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講得是不夠的，正因為在廣大的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廣泛的農村根據地，我們黨才在經濟上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擺脫了曾經一直束縛著陳獨秀、李立三的經濟繩索，讓中國革命在一定范圍內能夠真正獨立，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中央蘇區也好，地方蘇區也好，都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政策，既是紅色政權政治運動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我們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經費、送黃金，我們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們還有不少人以為上海中央經費主要來源于蘇聯。當然，共產國際是提供了一些經費，但是從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蘇區等各個蘇區建立之后，蘇區的財政全部自給自足，蘇區不需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蘇區有獨立的工商稅收，有獨立的田稅。

蘇區在這個基礎上已經完全擁有了政權獨立運作的模式。

紅色首腦最先在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產國際、蘇俄的幫助下建立。紅色政權最終在貧困落后的山區、邊區扎根，這可以看做是中國革命一個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當年紅色首腦不集中在現代化的大城市，我們黨不可能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最先進的思想體系，而且也不會收獲后來眾多的精英的領導；如果紅色武裝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后的邊區、山區，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頑強的戰士。

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講到毛澤東道路的珍貴。毛澤東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完全自己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斗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給我們揭示了什么呢？其實今天來看也是我們必須珍視的：中國革命不但要獨立于敵人，而且要獨立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