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深秋，韶山沖］先生，我不認識那位君王，為什么要磕頭？”八歲的毛澤東抬頭望著面前的靈牌，眼神清亮。跪在一旁的孩子們偷偷側目，私塾里霎時鴉雀無聲，只剩秋風掠過窗牖的沙沙響動。

那是毛順生第一次把兒子送進南岸私塾。一路上，他反復叮囑：“見了先生要恭敬，少頂嘴。”然而，才入門第一刻，三伢子就掀起了波瀾。啟蒙先生鄒春培勉強掩住驚訝，連忙磕頭賠罪，回身卻被孩子追著連問三個“為什么”。這位滿腹經綸的老秀才自認講課條理清晰，可他很快發現，眼前的小家伙不是照本宣科的“乖學生”，而是逢事必較真、句句要論證的“麻煩制造者”。

幾年之后，回憶這場波折，鄒春培苦笑：“他不惹事，但事事都要問到底，不辭掉他，我的面子早被他問沒了。”鄒春培的抱怨并非毫無根據。私塾按部就班地講《三字經》《百家姓》，毛澤東偏要翻《康熙字典》，同伴背書，他卻喜歡拆字、析句、倒著讀。一次，鄒春培外出，毛澤東領著同窗去河塘游泳；回到課堂，他主動承認，并接下一串對子挑戰。短短數語，竟把老先生逼得面紅耳赤。結果可想而知：開學未滿三月，一紙辭書送到毛家，理由只有四個字——“才高難馭”。

換了關公橋私塾，狀況依舊。新任老師毛詠生遠近聞名脾氣火爆，不到半年也舉手投降：“這孩子連我都敢杠，說真的，我還真沒您兒子懂得多。”毛順生先是憋著氣，后來索性認了——三伢子就是愛頂撞。可在母親文七妹眼里，兒子問得多并非壞事，她寧愿孩子做“石三伢子”，也不愿他當沉默的井底之蛙。

讀書之外，毛澤東最大的樂趣是作詩填詞。八歲那年，他隨外婆看舞獅，現場打油成句：“獅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熱些燒，肉放爛些煮。”簡單俚語，卻押韻生動，聽得圍觀鄉親連連稱奇。毛順生本打算狠狠教訓，轉念又想：孩子在詩上有天賦，何不順勢而為？于是，他開始省吃儉用，把家里攢下的一兩銀子全投入兒子的書費。老韶山沖誰家舍得這樣花？左鄰右舍都覺得這父子倆“瘋狂”。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自小感興趣的不僅是古書，也關注時局。光緒二十七年，簽訂《辛丑條約》的消息傳入湘鄉，鄉紳們議論賠款金額驚人。小小年紀的毛澤東聽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每人賠一兩”時，呆坐許久。日后他說，那串天文數字第一次讓他意識到“中國”不只是《三字經》里的詞，而是真實存在、正被瓜分的土地。先生們教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他腦中轟然松動，他暗暗發誓：非要弄明白國家為何受辱。

十二歲那年，毛澤東寫下《詠井》：“清清見卵石，小魚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遠養不長。”井壁窄小、魚群困頓，比喻再直白不過。老師批注“少不更事、立意空泛”，他卻把紙折好，壓在枕頭下。那張黃紙后來被保留下來，成為少年心氣的見證。

真正推開更廣闊天地的人，是表兄文運昌。1909年的一個春夜，文運昌從長沙回鄉，身著西裝、扣著皮鞋，像從報紙上走出來的人物。毛澤東好奇極了，圍著他連轉三圈。家中正因母親病重而愁眉不展，毛澤東背著香灰袋子進門，被表兄一句話懟得愣住：“迷信燒灰治病？給她幾粒奎寧丸，比什么都管用。”接著，又是一串讓人瞠目的數字——紡織機日產千尺布、洋火船日行百里。毛澤東聽得血脈僨張。“潤之，你要想看清世界，得去新學堂，別困在四書五經里。”文運昌的話像一記驚雷。

毛順生聽聞兒子要讀“洋學堂”，起初堅決反對：“你都17了，還去讀小學？”沉默片刻，他摸出賬本：家里尚欠秋糧錢，實在騰不出學費。文運昌隨手掏出一摞大洋拍在桌上：“算我投資。”這一幕讓毛澤東終生難忘。他在昏暗的油燈下寫下誓言：“學不成名誓不還。”

東山學堂的大門，于1910年向他敞開。課桌上擺著《盛世危言》《新民說》，師生討論革命情形、議憲政體制。毛澤東猛然發現，自己先前所有“頂撞”與“詰問”，不過是對未知世界的求索。私塾先生教不了的，現代學堂給了他方向——國弱民窮不是天命，而是制度與技術雙重落后使然。

有意思的是，文運昌后來調侃毛澤東：“當年我用幾塊大洋把你‘買走’，現在看，值嗎？”毛澤東莞爾：“值不值，以后再算總賬。”短短一句，既是玩笑，也是信念。畢竟，他心中已經有了更大的算盤：不再讓孩童讀書時質疑“君為何人”就被視為大逆不道；不再讓老師無奈辭退一個好奇的學生；更不再讓四萬萬同胞替列強賠上白銀。

再回頭看八歲寫詩、十二歲詠井、十七歲離家求學的少年軌跡，不難發現，那份“難管教”恰恰是他后來敢想敢為的底氣。若無私塾先生的辭退，或許也不會有東山學堂里深夜讀書的身影；若無表兄的鼓動，也許更難走出韶山沖去丈量天下。遺憾的是，當初那些被他一次次“頂撞”的先生，多未能見證他日后在天安門宣告新中國成立，否則，他們大概會心一笑：這孩子，當年真沒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