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的一個黃昏，“主席，我怕做不好。”梁國棟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外低聲開口，手心還留著握方向盤時那層老繭。

外界一直好奇：這位曾八年陪在毛主席身邊、上戰場卻從未開過槍的司機，離開中南海后究竟被安排到什么位置？有人猜是普通司機，也有人說是處級。答案其實很明確——正廳級，不過這段歷程并非一帆風順，得從更早的日子說起。

1926年，20歲的梁國棟在爪哇港口裝卸貨物。華僑圈子里流傳著“要改變舊世界，就得跟共產黨干”的話，他聽進了心里。當年冬天，他在印尼巴達維亞秘密宣誓入黨。船只螺旋槳轟鳴，他的聲音卻還在回蕩：“哪怕漂泊，也要干一番事業。”

1930年，任憑風高浪急，他坐上回國貨船。黨組織讓他輾轉上海、海南做地下交通聯絡。十余年摸爬滾打，熟門熟路，應付巡捕房、租界探員游刃有余。也因此，干部名單里一直有他“工作老到，駕駛熟練”的雙重備注。

抗日烽火越燒越烈。1938年，他抵達延安，剛下窯洞便被交際處同志盯上——延安正缺一個既忠誠又會修車的人。幾番討論后，他被派去負責毛主席的車輛。毛主席當時的出行方式仍以騎馬為主，只在雨雪時才坐車，這份工作看似普通，卻要24小時待命。

延河岸邊的冬夜零下二十度，發動機凍裂是常事。梁國棟半蹲在篝火旁修化油器時，總聽見主席在窯洞里朗讀《資治通鑒》。有一次，車隊要穿冰河。冰面積雪，厚度難辨，他干脆卷起褲腿，拿根鐵釬試探。結果兩步踏進暗裂縫，膝蓋以下瞬間濕透。事后有人埋怨他多事，他卻說：“我要是不試，老鄉過河掉下去咋辦？”長年冰水浸泡，他落下關節炎。毛主席知道后，叫來留蘇歸國的大夫，交代一句：“可別把老同志的腿耽誤了。”

八年的近身相處，讓梁國棟明白一句話：做事別只盯著個人得失，要想著普通百姓。戰爭結束，毛主席覺得他再當司機“屈才”，便寫信給東北局推薦。就這樣，梁國棟背著行李，踏上北去的火車。從松花江到牡丹江，他先后參與整頓地方保安、接管日偽監獄、疏散難民，白天做調查，晚上補課程，連毛筆字也是那時練穩的。

建國后第七個年頭，中央擬在廣東成立勞改局。選人時，公安部有人提議：“南方情況復雜，需要一個既懂群眾路線又管理過監所的老黨員。”名冊翻到梁國棟，所有人點頭。1956年，他正式任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局長，行政級別正廳。上任當天，他依舊背著那只舊皮箱，里面只有換洗衣服和一把銼刀——修車用。

廣州那場短暫的會面，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國棟同志，位置變了，為民的心不能變。”他笑著回答：“您放心，我還記得冰河那一下呢。”

后來不少朋友來探望，順口提起“廳級干部福利多”，梁國棟擺手：“別繞彎子，事辦不公，帽子再大也白搭。”廣東勞改系統當時物資短缺，他把自家配給布票一半塞進干警福利箱。有人替他打抱不平：“這也太清苦。”他憨笑：“車壞了得補零件，干部的心壞了，用啥修？”

1960年代初，海南老家遭臺風，糧食緊缺。地方政府按標準給老革命家屬發救濟，他電話回去：“統統退回，縣里還有沒房子住的漁民。”孩子疑惑，他只說：“想想那些日子，咱啥都扛過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的提攜并非個案。同樣由貼身崗位轉崗的，還有衛士李銀橋、機要秘書張玉鳳。李銀橋進天津公安局時，毛主席送了張合影；張玉鳳后來回到鐵道系統當普通干部也從未越軌。梁國棟常講：“我們得到的不是特權，是再干一輪的機會。”幾句樸素，卻道出了當年老同志普遍的價值觀。

梁國棟退休后，仍隔三差五到獄政干部培訓班授課。他最常提的不是自己與領袖的“私人情誼”，而是那張冰封的河面、那條顛簸的山路。他說：“我開的車，牌照早報廢了，可路一直在，誰上去都得穩穩當當。”

2003年，梁國棟在廣州逝世，享年九十七歲。治喪辦公室按規制擬寫生平，他的子女特地補了一句：“他最滿意的，是曾給毛主席當司機，更是能在地方當好‘人民的司機’。”至此，關于“毛主席昔日專職司機建國后是什么級別”的疑問，也有了最樸素的注腳——正廳級的牌子掛在門口，但真正的“級別”，刻在一輩子為民做事的日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