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深東的北京，一份特殊文件在一位時年67歲、已經入黨整45年的老黨員面前鋪開，“開除黨籍” 四個字赫然在目。

但頁面下方，周總理的鋼筆字跡清晰有力：“他不會反黨”。這行批注像一枚勛章，靜靜躺在 “開除黨籍” 的決定旁。

檔案里的履歷清晰如昨：這位老黨員，便是曾在中央特科負責電臺技術、在延安創辦通信學校的涂作潮。出身湖南寧鄉鐵匠之家的他，革命軌跡始終與黨的通信技術初創史緊密相連。

1926 年，涂作潮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專攻無線電技術，1930 年回國后歷任中央特科技術股長、紅軍通信學校校長等職。他的技術生涯的高光時刻，是為黨培育了首批成建制的通信技術骨干。

1935年長征期間，涂作潮以門板為黑板、油燈為教具，向紅一軍團通信排戰士講解天線架設，要求 “半小時內完成電臺拆裝”。

通信員陳樹（1990 年《紅軍長征通信史料》受訪者）回憶：“爬夾金山時，他（涂作潮）背著 30 斤重的電臺零件行軍，仍邊走邊教識別電子管型號，許多戰士的技術啟蒙，就是在雪山泥路上完成的。”

而正是這些在戰火中成長的技術兵，確保了長征中 80% 的無線電指令準確傳達。

后來抵達陜北后，涂作潮在延安創辦紅軍通信學校，針對學員文化程度低的情況，編寫了“棕一紅二橙是三”電阻色環記憶口訣。據學員回憶錄記載，他曾用鐵絲彎成電阻形狀并涂色，讓只有初小文化的戰士通過觸摸記憶阻值，這種教學方式培養出大批通信骨干。

首批 120 名學員中，37 人后來成為八路軍各師通信科長，19 人成長為團級以上技術軍官。

王諍

據 1941 年學員花名冊及《八路軍通信兵發展史》記載，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長王諍、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寅均出自該期學員，他們正是涂作潮 “零件教學法” 的直接受益者。

學員李志強在 1982 年口述史中提及：“1940 年冬，我因記不住電路圖急得落淚，涂老師用日軍罐頭盒制作電容模型，在煤油燈下講解三小時，直至我完全掌握。”

這種實操教學法成效顯著，至 1945 年抗戰勝利，經其直接授課的 500 余名學員，被派往各抗日根據地，成長為八路軍通信骨干，成為晉察冀、山東等軍區通信網的核心搭建者。

1941 年，涂作潮又奉命赴上海淪陷區重建地下電臺，化身霞飛路 “慎昌鐘表行” 老板。

在上海潛伏期間，他培養了 3 名工人出身的情報員。他將修表技術與電臺原理結合，要求學徒通過拆裝懷表掌握齒輪傳動，最終 3 人皆能獨立維護地下電臺并執行情報傳遞，并搭建的 “鐘表鋪 - 米店 - 裁縫鋪” 情報網，成為華中局與延安的重要聯絡通道。由他們獲取的日軍調防情報，最終出現在延安的軍事地圖上，成為新四軍部署的重要依據。

1942年某日，日本軍官進店脅迫他為日軍工廠工作，危急時刻學徒打翻零件盒分散注意力，他趁機轉移電臺零件。

如此，在滬三年間，涂作潮通過改裝的鐘表設備發送日軍情報 80 余次，從未暴露，保持了“零技術失誤”的記錄。

1944年，涂作潮奉調重返延安，和家人團聚，后又隨中央機關赴西柏坡。

涂作潮一家在西柏坡

1949年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為軍代表，再次踏上他曾潛伏多年的城市，奉命接管上海兩大電訊公司——中央無線電公司和中央有線電公司。

在上海，慧眼識人的涂作潮很快發現公司下屬研究所有20名工程師，當即提議將這批人才全數調至北京。

后來，這20人中半數轉入國防部五院，其中4位成為工程院院士、榮膺兩彈一星的元勛。

而涂作潮，新中國成立后相繼在第一、第四機械工業部工作。

1970 年，涂作潮經歷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被開除黨籍并下放河北。

而周恩來總理在審閱相關材料時，作為中央特科歷史親歷者，于文件上批示了這樣一段話：“涂作潮同志長期在特科負責技術工作，為黨的通信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我了解此人，不存在反黨行為。”

此批示由中辦專人送達當地，令涂作潮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

在河北農村期間，涂作潮利用廢舊收音機零件制作了 23 套教具，為 23 名青年農民授課，其中 7 人后來成為縣農機廠技術骨干。

學員張建國在2005 年接受采訪時依舊清晰記得，涂老師在地上畫電阻符號時說，學會這個，將來能鼓搗發電機、拖拉機 —— 他從不提培養人才，只教實實在在的技術。

1979 年，歷史終于恢復了本來的面目，涂作潮終于得以恢復黨籍。

恢復黨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1940年延安通信學校的合影重新掛回墻面。照片里，他身著粗布制服，手中握著鐵絲彎成的電阻教具，目光堅定地望向鏡頭，身后是笑得燦爛的學員。

1984年，涂作潮因病于電子部402醫院逝世。《人民日報》在他的訃告中這樣寫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一生，無論在白區做地下工作，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都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他襟懷坦白，光明正大、剛直不阿，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干部，優秀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