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71 年，上海女知青宋秀琴于皖南小村誕下親子，無奈含淚返城歸滬，僅留一張泛黃紙條，成了母子間唯一的情感紐帶與聯系憑證。

42 年時光匆匆而逝，合肥男子許文武手握舊口琴，踏上了艱難的尋親之旅，滿心迷茫地自語：“媽，上海城這般廣袤，我究竟該往何處尋您？”

彼時電話那頭，一位七旬老人輕輕摩挲著那張早已褪色的信紙，口中喃喃低語：“文武，你真的會來嗎？”

當那扇銹跡斑斑的防盜門，在漫長的等待后緩緩開啟，兩段被歲月深埋、塵封已久的人生，又將激蕩出怎樣動人心弦的漣漪？

42歲的許文武，人生頭一遭獨自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鐵。

他坐在從合肥開往上海的車廂里，位置靠窗。

高鐵飛速行駛，窗外的風景“唰唰”地往后退。

春末的陽光透過玻璃灑進來，晃得人眼睛發花，可許文武心里卻像壓了塊大石頭，沉甸甸的，陽光根本照不進去。

他左手死死攥著一張泛黃的紙條，紙條邊角都磨得起了毛。

右手緊緊握著一只舊口琴，口琴上的漆掉得斑斑駁駁，有些地方都露出了底下的金屬。

這兩樣東西，是母親臨走前留給他的，也是他尋找親生母親宋秀琴僅有的線索。

紙條上的字跡已經褪色得厲害，好多地方都模糊不清了，但許文武還是一遍又一遍地看著，嘴里輕聲念著紙條上的話：“文武，要是有一天你想知道媽媽的事兒，就去上海虹口區**路找宋秀琴。”

落款就簡單一個“媽”字，既沒寫時間，也沒做任何解釋。

許文武長長地嘆了口氣，把紙條仔細折好，揣進上衣口袋，嘴里嘟囔著：“媽，你讓我去上海這么大個地方找她，我上哪兒找去啊……”

他的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回到了小時候。

小時候村里的大人小孩老愛說他跟別的鄉下孩子不一樣，皮膚白白凈凈的，五官也長得秀氣，“就像上海人”。

那時候他年紀小，根本不懂這話啥意思。

直到上初中，有一天放學路上，他無意間聽到幾個嬸嬸在背后小聲議論：“你們說那孩子，是城里女人生的，野種一個，怪不得平時不愛說話。”

那一刻許文武心里“咯噔”一下，對自己的身世第一次產生了疑問。

這疑問就像一顆小石子，掉進了他心里那平靜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可卻一直沒人給他個答案。

他曾經試著問過養母，每次話剛到嘴邊，還沒說出口，就看見養母眼圈紅了，然后扭頭就走，不搭理他。

時間長了，他也不好再問了。

如今養母也走了，他終于下定決心，要親自去把這事兒弄清楚。

他閉上眼睛，腦海里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閃現出關于父母的那些零碎記憶。

他聽說宋秀琴原本是上海人，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被“下放”到了他們那個皖南的小村子。

她總是穿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的中山裝，說話聲音輕輕的、細細的，眼神清澈，可又透著那么一點點疏離。

村里人背地里都叫她“那個上海知青”。

那時候許建成是村里出了名的“刺頭”，脾氣倔得像頭驢，干起活來不要命，人長得也精神。

他第一次見到宋秀琴，心里就像被什么東西撞了一下，一下子就動了心。

從那以后他就天天跟著宋秀琴，幫她挑水、割草、修農具，臉皮厚得跟城墻似的。

村里人看著他這副樣子，都忍不住笑話他：“許建成，你想得倒美，人家上海姑娘，能看上你？”

可許建成根本不理會這些閑言碎語，追得更起勁了。

宋秀琴一開始對他連個好臉色都不給，還偷偷找隊長反映，說許建成老跟著她，影響她干活。

直到有一天，宋秀琴在田埂上干活，一腳沒踩穩，整個人往前一撲，差點就跌進水溝里。

許建成剛好在附近，眼疾手快，一個箭步沖過去，一把把她拽了回來。

兩個人都摔了一身泥，衣襟上沾滿了濕漉漉的稻草。

宋秀琴氣得臉通紅，一邊使勁拍身上的泥巴，一邊沒好氣地說：“你能不能別老跟著我，我自己能行。”

許建成咧著嘴，嘿嘿一笑說：“我真不是故意跟著你，就是剛好路過。”

從那以后宋秀琴對許建成沒那么冷淡了。

漸漸地，兩人開始有了交流。

許建成有時候會帶宋秀琴去村后的山坡上看野花，一邊吹著口琴，一邊給她講家里的一些趣事。

他說：“我沒啥文化，可我就想娶個有文化的媳婦，這樣以后孩子也能跟著學點東西，有出息。”

宋秀琴一開始就當是聽個樂子，沒往心里去。

可沒想到那年夏末下了一場暴雨，改變了一切。

兩人躲進地頭的草棚里避雨，雨越下越大，棚子里又暗又悶。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兩人一時沒控制住，就發生了關系。

兩個月后宋秀琴發現自己懷孕了。

她心里又慌又亂，猶豫了好幾天，最后還是找到許建成，直接跟他說：“孩子是你的。”

許建成一下子愣住了，好幾秒鐘都沒反應過來，緊接著就像被點著的干柴一樣，激動得滿臉通紅：“那……那咱們成親吧，我去跟隊長說！”

可現實遠沒有他想的那么簡單。這事兒一傳開，村里就像炸了鍋一樣，各種流言蜚語滿天飛。“上海女人在我們這兒未婚生子，這像什么話！”

“肯定是犯了什么事兒才被下放的吧！”

在那樣的年代和環境里，宋秀琴心里也動搖過。

她一個人去醫院門口轉了好幾圈，看著醫院的大門，心里五味雜陳，最后還是咬了咬牙，轉身離開了。

她心里想：“既然我選擇了留下這個孩子，就得自己扛起來。”

她找到許建成，堅定地說：“我決定了，孩子我留下，咱們一起把他養大。”

孩子出生那天，天陰沉沉的，烏云壓得低低的，感覺隨時都要塌下來。

隨著一聲響亮的啼哭，一個小嬰兒來到了這個世界。

他睜著一雙烏黑發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看著周圍的一切。

宋秀琴抱著他，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滴一滴地打濕了襁褓。

可命運似乎并不打算放過這個剛剛組建起來的小家庭。

孩子滿月那天，許建成對宋秀琴說：“我去后山采點野菌，給你補補身子。”

說完他就背著竹簍出門了。

宋秀琴在家里等著，從早上等到中午，又從中午等到晚上，許建成一直沒回來。

她心里越來越慌，一種不祥的預感涌上心頭。

最后是村里人在后山的懸崖邊發現了許建成的尸體。

人摔得面目全非，根本認不出模樣了，只能靠那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才確定是他。

許建成摔下山的消息，是在一個陰沉沉的傍晚傳到村里的。

村口一個村民急匆匆地跑進來，邊跑邊喊：“出事了！出事了！許建成從山上掉下去了！”

宋秀琴正在屋里納鞋底，針線在鞋底上穿梭，突然聽到這話，手里的針線“啪”地一聲掉在地上。

她整個人像是被雷擊中了一樣，愣了幾秒，然后猛地站起來，連鞋都沒顧上穿，光著腳就往外跑。

她邊跑邊喊：“許建成！許建成你在哪兒啊！”

天色暗得很快，風刮得緊，帶著泥土和灌木的腥味。

宋秀琴一路跑到山崖邊，只見那兒圍了一群村民，大家都低著頭，沒人說話，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在哪兒？讓我看看他！”宋秀琴像瘋了一樣推開人群，沖到那塊蓋著黑布的地方。

她手發抖，猶豫了一下，還是揭開了黑布的一角。

一張血肉模糊的臉出現在她眼前，五官已經分辨不清了，只有那件破舊的軍綠色上衣還讓她覺得熟悉。

宋秀琴的腿瞬間軟了下來，跪在地上，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一樣，想哭卻哭不出來。

那一夜宋秀琴一夜沒睡。

她抱著襁褓里的許文武，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孩子，小聲地、一遍又一遍地說：“你爸走了……可媽在，媽還在這兒，媽會保護你……”

幾天后公社突然來了調令，說宋秀琴的返城申請終于批下來了，可以回上海原單位報到。

但是政策有規定，不允許帶家屬。

那天傍晚，宋秀琴抱著許文武站在村口，腳下是泥濘的路，遠處的山影黑沉沉的。

孩子的小臉貼在她的脖子上，睡得正香。宋

秀琴卻覺得胸口像壓了一塊大石頭，沉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

她掙扎了好幾個晚上，最后在一個月光淡淡的夜里，去了淑蘭家。

淑蘭是村里少數幾個愿意和宋秀琴說話的人。

屋里光線很暗，炕上躺著的孩子睡得正熟，呼吸均勻。

宋秀琴輕輕摸了摸孩子的額頭，然后轉頭對淑蘭說：“淑蘭，我……我想走了。”

“你不是說，要留下來自己把孩子養大嗎？”淑蘭詫異地抬起頭，看著宋秀琴。

宋秀琴眼眶紅了，聲音顫抖：“我是想啊，可我現在什么都沒有，戶口、工作都在城里。我帶著他，什么都辦不了……不走，我們倆只能困死在這兒。”

她從懷里掏出一張紙條，遞給淑蘭：“這是我上海的地址。你幫我照顧他……等我安頓好了，我一定回來接他。”

淑蘭接過紙條，看著那串熟悉又陌生的字，沉默了很久。

“你要走，容易。可你知不知道，一個女人帶個孩子長大，要付出多少艱辛？”淑蘭看著宋秀琴，認真地說。

“我知道。”宋秀琴抹了把眼淚，“所以我才求你……我這輩子，能托付的就只有你了。”

淑蘭低頭看著孩子，嘆了口氣：“行，我答應你。但你記住今天說的話，別忘了回來接他。”

兩人默默相擁，沒有再多說什么。

天還沒亮宋秀琴就悄悄走了。

她不敢再多看孩子一眼，只在門口輕聲留下一句：“謝謝你，淑蘭。”

從那天起，淑蘭就成了許文武的“媽媽”。

她確實按照地址寫過信，寄去上海。

但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始終沒有回音。

有人勸她：“她可能早把你們忘了，你還等什么？”

淑蘭不回嘴，晚上還是坐在油燈下，一針一線地縫著孩子的舊衣裳，神色平靜。

后來她不再提宋秀琴，也不再寄信。

她把許文武當成親生兒子一樣對待，一手拉扯大，從沒對人訴過苦。

有幾回媒人上門給她說親，她總是笑著推辭：“我忙著帶孩子呢，沒空想那些。”

“一個人，帶別人家的孩子，還帶得這么上心？圖什么呀？”村里人背后議論紛紛。

淑蘭只是輕輕一笑：“那不是別人家的孩子，是我命里該養的。”

直到五個月前，淑蘭被確診為胃癌晚期。

她病得越來越重，走幾步就氣喘吁吁的。

終于有一天，她把許文武叫到床邊，拉著他的手，眼神濕潤又堅定。

“小武啊，媽快不行了……有件事，你得知道。”淑蘭的聲音微弱但清晰。

那一晚她說了很久很久，把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秘密全都講了出來。

講到最后她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像是放下了所有的負擔。

“你媽不是不要你……她只是沒辦法。我當年怨她恨她，可現在只希望你，別怪她。”

淑蘭看著許文武，認真地說道。

許文武聽得渾身發緊，喉嚨像被什么卡住了一樣，眼淚一滴滴落下來。

淑蘭抬手替他擦掉眼淚，嘴角露出一點微弱的笑：“你是個好孩子，媽知道。”

那句話，成了淑蘭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話。

“各位旅客請注意，列車再有三十分鐘就要到達本次行程的終點站——上海站了，請大家提前整理好隨身攜帶的物品，做好下車準備。”

車廂里突然響起的廣播聲，一下子把許文武從那段壓抑又沉重的回憶里拉回了現實。

他猛地睜開眼睛，這才感覺到脖頸僵硬得厲害，酸疼酸疼的，原來自己不知不覺靠著座椅睡著了。

他下意識地扭了扭脖子，緩解一下酸痛，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的景色早已不是之前那一片片綠油油的田野和起伏的丘陵，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緊密排列的高樓大廈。

那些交錯縱橫的立交橋，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在城市上空蔓延開來。

許文武伸了個大大的懶腰，隨著身體的伸展，骨節發出“咔啦咔啦”的聲響。

他順手揉了揉有些干澀的眼睛，就在這時肚子很不爭氣地“咕咕”叫了起來，聲音在安靜的車廂里格外清晰。

他這才反應過來，從早上出門到現在，已經過去五個多小時了，自己連一口東西都沒吃。

他趕緊打開背包，熟練地從最上層摸出一個保鮮袋。

打開袋子，里面是用油紙仔細包著的兩個熱乎乎的烙饃，韭菜炒蛋的餡料還帶著一絲溫熱。

這烙饃是妻子早上五點多就起床給他做的。

他出門的時候，妻子還在廚房里收拾灶臺，爐灶上的油煙還沒完全散去，爐火也沒完全熄滅。

他一邊拆著袋子，一邊嘴角不自覺地上揚，輕聲嘟囔了一句：“還是這么細心。”

這句話，好像是對著手里的烙饃說的，又好像是在說給遠在家里的妻子聽。

其實這次來上海，他心里糾結了很長時間。

自從淑蘭離開后，他整個人就像被抽走了靈魂一樣，每天渾渾噩噩的。

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眼睛直勾勾地望著院子里的那株槐樹發呆，手里緊緊捏著一張舊紙條。

那是宋秀琴留下的最后線索，紙條上的字跡因為時間的流逝已經變得發白，紙角也翹了起來，折痕一道又一道，感覺隨時都會碎成兩半。

有一天晚上，妻子看著坐在那里發呆的他，輕聲問道：“你難道真打算就這么一輩子都不去弄清楚當年的事？”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一句話也沒說。

妻子接著又說：“你心里一直惦記著她，那就給自己一個交代吧。就算到時候見了面，不知道該說些什么，至少也能讓自己心里沒遺憾。”

他聽了妻子的話，心里亂成一團，嘴上卻只是淡淡地說：“說起來容易，真要做起來哪有那么簡單。”

那晚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腦子里全是過去的事。

天剛蒙蒙亮，他就爬起來上網查了最近去上海的車次，第二天就收拾好東西出發了。

臨走的那天，妻子把那兩個熱烙饃裝進飯盒，遞給他的時候笑著說：“等你回來，可得好好跟我講講她，講講你心里一直記著的那個她，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他接過飯盒，點了點頭，沒有說“謝謝”，卻把那張紙條小心翼翼地貼身放進了胸前口袋里，感覺就像給自己貼了一塊護心符，心里踏實了不少。

此時高鐵車廂里開始有些熱鬧起來。

有的人站起來活動活動筋骨，伸伸胳膊踢踢腿；

有的人拿著水杯去接熱水；還有的人拿著手機，壓低聲音打著電話。

許文武抱著飯盒，也跟著人群往車廂盡頭走去。

他看到幾個年輕人熟練地操作著飲水機，心里有點緊張，但還是硬著頭皮學著他們的樣子，笨手笨腳地按下按鈕。

熱水“嘩啦啦”地流進盒子里，熱氣一下子撲面而來，他感覺臉上都有點發燙。

接完水，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小心翼翼地把水倒在烙饃上。

干硬的餅皮慢慢吸收著水分，漸漸變軟。隨著熱氣的升騰，熟悉的味道在車廂里彌漫開來。

那是妻子炒雞蛋時放的香蔥的味道，是面粉經過妻子手心反復壓實后帶著的微微咸味，也是他這么多年一直熟悉的生活味道，雖然平淡卻讓他心里感到無比踏實。

他低下頭，輕輕咬了一口烙饃，熱氣一下子沖進鼻腔，讓他的鼻尖都有些發潮。

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覺得，這趟旅程，也許真的值得。

列車緩緩滑進上海站，伴隨著車輪與鐵軌輕微的摩擦聲，最終穩穩地停了下來。

車廂內原本靜謐的氛圍瞬間被打破，乘客們紛紛起身，有的拖著沉重的行李箱，有的則忙著掏出手機，給家人或朋友報平安。

耳邊充斥著“快到了”“我在出口等你”之類的對話，整個車廂像是一鍋煮沸的水，熱鬧而喧囂。

許文武也站起身，他拎起那個陪伴他多年的背包，隨著人流慢慢向車門移動。

他走出站臺，踏上站前廣場那堅實的水泥地，一股濃重的都市氣息撲面而來。

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耳邊是此起彼伏的喇叭聲，遠處則是高樓大廈林立，仿佛在訴說著這座城市的繁華與喧囂。

他抬頭望向這座陌生而又熟悉的大城市，心中卻只有一個念頭在反復回蕩——她，是否還住在這里？

他伸手進口袋，摸出那張珍藏多年的紙條，上面寫著一個地址，那是他母親曾經留下的，也是他此次來上海的唯一線索。

他邊走邊留意著路邊的出租車，終于一輛空車緩緩駛來。

他抬手示意，出租車穩穩地停在了他面前。

司機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頭戴一頂洗得有些發白的鴨舌帽，眼神中透露出幾分活絡，嘴巴也閑不住，一上車就主動搭話：“你是外地來的吧？來上海是出差還是探親啊？”

“我來找人。”許文武簡短地回答，同時把紙條遞給了司機，“麻煩您帶我去這個地址。”

司機接過紙條，看了一眼，皺了皺眉：“哎喲，兄弟，這地方早就沒了。你這地址，看樣子起碼是十幾年前的了吧？”

許文武心頭一緊，急忙問道：“拆了嗎？”

“早拆了，那一帶現在全是新蓋的樓盤，漂亮得很。”

司機說著，熟練地打了個方向盤，“要不這樣，我送你去附近的派出所，你去那里問問，說不定能查到點什么線索。”

“行，那就麻煩您了。”許文武點頭答應，心中涌起一絲希望。

派出所不大，外墻刷著淡藍色的油漆，顯得干凈整潔。

門口的玻璃門一開一合，帶出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前臺坐著一個年輕民警，胸前掛著名牌，上面寫著“孫銘”。

小伙子看上去剛參加工作不久，精神飽滿，說話也帶著幾分客氣和生疏：“老人家，按照規定，我們這里不受理私人找人的查詢。”

“我不老，我才四十二。”許文武插了一句，語氣雖然不急，但卻透露出幾分倔強。

孫銘聞言，嘴角微微上揚，眼神中閃過一絲笑意，像是被許文武的認真給打動了。

他耐心地聽著許文武講述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母親留下的地址，紙條如何輾轉多年未曾丟棄，妻子的鼓勵和支持，以及淑蘭臨終前的囑托……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說得那么平靜，但卻字字都壓在許文武的心頭。

孫銘的神情漸漸變得嚴肅起來，他起身說道：“叔，您稍等一下，我去系統里查查。”

十幾分鐘后，他回來了，神情認真得讓人看不出他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警察：“我查到了。有一位叫宋秀琴的老人，現在住在水泊小區，三號樓，一單元四樓，402室。她今年七十歲了。”

聽到這一串信息，許文武心頭猛地一震，他連聲道謝：“謝、謝謝你啊，同志。”

水泊小區是典型的九十年代老式居民樓，小區口的鐵門已經斑駁不堪，半掩著，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

樓下停滿了電瓶車和自行車，墻角的公告欄上貼著紅紙黑字的物業通知，風一吹，就嘩啦啦地響個不停。

許文武順著樓下的指示牌找到了3號樓，一單元的防盜門正敞開著，樓道里沒有燈，光線昏暗得讓人有些不適應。

一股潮乎乎的味道撲鼻而來，讓他不禁皺了皺眉。

聲控燈顯然早就壞了，他掏出手機，打開手電筒，燈光晃過剝落的墻皮和斑駁的樓梯扶手，他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心中既緊張又期待。

終于他來到了四樓，找到了402室。

門牌號碼已經斑駁不堪，但仍然清晰可辨。

他站在門口，久久未動，舉起的手遲遲沒有落下。

他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幕幕畫面：門緩緩打開，一個面容蒼老、神情復雜的女人站在門內，她的眼神中既有尋找熟悉的渴望，又有回避什么的猶豫。

他又想起了妻子出門前那句輕輕的叮囑：“就算什么都沒問清楚，至少你也來過了，心里也就踏實了。”

也想起了淑蘭臨終前那只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握住他，喃喃地說著：“不怪她……媽只希望你也別怪她。”

他深吸了一口氣，終于鼓起了勇氣，抬手敲門。

“咚——咚——咚！”敲門聲在空蕩蕩的樓道里回蕩著。

屋里沉默了一會兒，過了幾秒，才傳來一陣緩慢、拖沓的腳步聲。

那腳步聲越來越近，仿佛每一步都踩在許文武的心上。

“誰呀？”是個蒼老的女聲，嗓音沙啞得讓人心疼，但卻依然帶著幾分力氣。

許文武沒立刻回答，只是屏住呼吸，靜靜地聽著門那邊傳來的一陣沉重的腳步聲。

那腳步聲一步接一步，越來越近，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和人生的不易。

終于，“吱呀”一聲，門緩緩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