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四個字不僅成為當時即將在全黨開展的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也成為中共中央黨校的校訓，一直延續至今。

就在毛澤東題寫這四個字的數月前，中共中央召開了“九月會議”，拉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經歷過嚴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其中，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最大的，是以教條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遵義會議以來，黨在組織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軍事上、政治上糾正了王明的“左”傾錯誤，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從全黨范圍內對過去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對過去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同時，抗戰以來伴隨著黨組織的發展壯大，一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被帶進黨內，成為各種錯誤傾向滋長的溫床。因此，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是十分必要的。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九月會議)在延安召開。先后參加會議的共23人。這次會議雖然持續時間很長，但實際上只有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五次會。

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分析了主觀主義的三個來源：中國的傳統，“左”的傳統；外國的傳統，過去共產國際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影響；中國是科學不發達的、存在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國家。接著，他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辦法：要認識主觀主義的嚴重性；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對于理論脫離實際的人，提議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宗派主義既排外又排內，必須整頓；要實行兩條路線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事務主義；報紙上要多登文章，獎勵辯證唯物論的文章，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實行學制的改革，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要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決議；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先進行調查，再進行改革；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實行全黨動員，除增強黨性決定、調查研究決定外，再寫些文章。

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整風所要解決的問題、方法及根本方針，為這次會議及其后的全黨整風運動定下了基調，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贊同。會上，許多人以自我批評、對黨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檢討了自己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只有王明在會上絲毫不作自我批評。他雖然作了兩次發言，承認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卻把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為自己開脫。為了幫助王明轉變態度，認識錯誤，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談，但毫無效果。在10月7日的談話中，王明甚至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他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共產黨跟從之；建議中央不要實行新民主主義，設法同蔣介石妥協。次日，他又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大肆宣揚這種錯誤觀點。

鑒于這種情況，會議期間，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幾天工作會議，進一步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評。10月13日，毛澤東根據大家發言的意見，歸納了幾點看法，作為準備提交六屆七中全會，再提交七大的一個結論草案。其要點是：(1)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2)這一錯誤的時期問題，從1932年開始，到1934年五中全會時便發展到最高峰。(3)我黨20年來的歷史問題。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立三路線與蘇維埃后期是“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是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遵義會議后，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抗戰四年來，我黨的自覺性比五四時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動活潑，更能靈活地運用辯證法。(4)這次討論，要從檢討過去錯誤中得到經驗教訓，使全黨了解失敗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辦法。現在我們黨最缺乏的是對于中國實際的調查和研究，今后我們要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統一起來。(5)要進行加強對學習組的領導、對過去被冤屈打擊的干部重新作結論等實際工作。這個結論草案沒有形成正式決議，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后來被吸收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1941年的九月會議，通過檢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實際上成為一次黨中央一級干部的整風會議。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的中央學習研究組，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時決定成立各地高級學習組。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閱讀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件。中共中央書記處為此還編印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和《六大以來》等學習文件。這樣，就為開展全黨普遍整風運動作了組織和思想上的準備。

這次會議結束后不久，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開始了。

為了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系統總結，1942年春，毛澤東在全黨范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通過整風運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錯誤思想，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使全黨進一步掌握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加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資料來源：《印記——檔案中的百年黨史》，曾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