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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由于國民黨在南京時代就相較缺乏獨立掌控的資源（經費、交通工具、行政系統上司和隸屬關系、和軍隊實力），所以它中央級黨部和黨務工作人員在撤退中，相較于軍隊和政府單位顯得更為狼狽和慌亂，遭受破壞程度也更沉重。

許多軍隊領袖們在從上海戰場撤退時，原本期望沿途的國民黨地方黨部可以發動人民予以協助，卻發現完全不見黨務人員蹤影，為此對黨務工作進行猛烈抨擊。而原本服務于中央政府各機關的黨員們則只是隨著所屬行政單位撤退，在許久時間內都脫離黨的組織生活。至此，國民黨在南京十年依靠中央軍而生存和發展的缺點暴露無遺。在中央軍槍桿子保護下，黨工作人員還可以在地方上建立一個有模有樣的黨組織。一旦脫離槍桿子，黨組織就陷入癱瘓。

這個遭遇的后果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來。

1、徒有其表的中央黨部

首先是黨員歸隊問題。

照常理推之，從武漢撤退后，重慶市成為中央部會極度集中的城市，黨員人數也應該最大。但是在1939年初，當時重慶市人口從戰前不足20萬急速膨脹到約60萬人，向黨組織歸隊報到的黨員卻只有4千余人，而其中70%是中央機關公務員。

如此算來，當時中央機關公務員已經有20余萬人，而在中央機關報到的黨員人數不足3千人。換言之，在南京時代政府公務員大部分入黨，而到了重慶，黨政軍人員選擇完成黨員歸隊手續的竟然降到2-3%。重慶公務員中原本具有黨員身份的人數肯定很大，只是選擇不再和黨發生組織關系，黨中央雖然再三努力也無法動員他們歸隊。

即便是到了1943年中期，根據重慶市黨部組織處長報告，重慶市黨員報到者仍只有1萬多人，而且黨籍凌亂無緒，隸屬不清。顯然地，經過4年抗戰，仍然有許多南京時代的資深黨員，決定與黨脫離關系。這表示在他們心目中，黨組織已經無關重要、無價值。

第二個征兆是，即使在選擇歸隊的黨員群中，黨組織和活動仍然松散無章，而這個趨勢正是由黨的中央組織領頭示范。

中央黨部遷到重慶后（1938），職員人數膨脹到超過1千人，但是卻無事可做，也缺乏工作能力，造成中央黨部變成一個極度臃腫的官僚機構，內部人事處理成為極大困擾，絲毫看不出它能夠作為全黨表率去營造戰時士氣高漲的氣象。

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在任時以敷衍了事著稱，甚至被賦予一個綽號稱為“葉婆婆”，譏笑他只光做好人而不做事。而副秘書長甘乃光則抱怨他無權過問許多黨部事務，因為整個機構被三數人把持一切。黨部辦事無能、人事糾纏、制度欠缺、過去松散，現在依然如此。國民黨的首腦部門如此不健全，黨務難以推展成為理所當然。

根據陳克文記載，早在1938年初就可以看到黨務工作頹廢跡象。比如說，抗戰不久國民政府為了促進抗戰建國目的，在珞珈山舉辦了高級干部訓練班。中央黨部作為重點單位，率先指派了職員600人去受訓。但是在開學數日之間（6月1-9日），這些黨干部因為生活辛苦而逃學者竟達半數。

而且他們也顯出知識水平低下得驚人，連簡單數學習題（圓周率）都不能解答，招致蔣介石痛斥他們是現代版的“八旗子弟”。黨政干部訓練在抗戰時期是一件大事，創辦中央訓練團的目的，是把全國中上級黨政干部全部予以訓練，以促進抗戰建國功能。到了1944年，形式上經過黨政訓練班訓練的人員已經達到2萬2千人，但是政府費時費錢卻缺乏效果，令蔣介石高度失望。

到了1939年黨中央單位干部們的弱點就更形彰顯，首先是上級領袖們率先輕視和規避黨務工作，下級黨員們當然有樣學樣而變本加厲。

當時一個具體案例是，蔣介石手諭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制定一個公務員生活輔導辦法，其中規定中央各機關的黨干部應該主導該機關公務員每周舉行一次小組會議，并且進一步規定小組會議工作內容共有6項，前3項是檢討和改進過去一周中工作，后3項是閱讀和研究具體問題并提出報告。

這個主意雖然很好，但是在行政院內部就無法推行，因為院內許多黨小組組長都陽奉陰違拒絕開會，而其他各部會機關亦復如此。然而他們呈送給蔣介石批閱的報告則冠冕堂皇，夸稱開會認真，成績斐然。事實上即使極少數小組果然如期開會，與會者也無話可說，只好草草收場。

由于歷來會議都是由上級訓話下級聽訓，很少上下級黨員可以自由溝通者，所以如果上級黨員不關心黨務，則黨務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主義。

難怪陳克文感嘆，“黨部現在最大的毛病確在于工作的紙片化和機械化。下級對上級固不免敷衍茍且，上級對下級也一樣的搪塞因循，毫無清新活潑的氣象。”他指出，黨部的“官署化”是黨務辦不好的重大原因。

同樣情形表現在“新生活運動”政策的推行。查該運動首創于南京時代，深受蔣介石夫婦關切，戰時依然如此。但是運動虛多于實，王世杰就坦白指出，運動的領導人物在內心也對于運動缺乏誠意。總干事只能做表面工作，不能鼓勵知識分子參與。淪為宮廷式做法，只是討好蔣氏夫婦而不能喚起廣大人民響應。黨在此項群眾運動中幾乎沒有發生作用。

2、黨組織的運作

上行則下效，行政院黨務已然如此松散，其他中央部會的表現就更是等而下之。因此當行政院內舉行國民黨黨部會議時，大眾黨員對黨的態度同樣冷淡，不熱心參加黨的會議。黨的工作沒有人肯做。而院內黨部辦事也公文化，會議沒有內容，虛耗時間，令人生厭。黨務小組會議時，經常是大家面面相覷不發一言的尷尬場面。在各機關，黨員不重視參加組織活動，把區分部和小組會議看成是無聊而盡量逃避。

1939年夏季，行政院歸隊的黨員仍然不到全體職員的半數，眾多舊黨員雖經多方催促也執意不肯報到歸隊，即使報到者也不肯接受黨務工作。引起陳克文感嘆，行政院“區黨部成立已經半年，快要改選了。半年來的成績，回顧起來，可以說是等于零，新黨員也只增加了一個。”所以院內黨部形同虛設，完全不能發揮政治戰斗力。這種現象也遍及整個重慶市。

1939年4月份，重慶市市黨部鄭重宣布召開會議，行政院事先已經預測重慶市只不過是虛張聲勢，想要向上級邀功，其內容必將空洞而毫無意義，因此只派了2人去參加，應付場面而已。以行政院是全國政務的最高領導機構，重慶市是抗戰大后方的首善之都，它們的黨務領導人對黨務的認知如此輕佻，心態如此玩忽，則其他地區的沉淪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期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狀況是，大片土地已經落入敵手，或者處于敵我雙不管地帶。它包括河北、察哈爾、江蘇、山東等省份或是所謂的游擊區。它們的黨務工作本應該由中央黨部和政治部統籌負責，但是由于兩者無法展開工作，蔣介石只好特別設立一個新組織——黨政委員會——希望能夠開拓黨務。但是該會在成立之后，黨政領袖們卻躲在重慶市的安全環境里爭奪權位和劃分地盤，完全忽視游擊區的現實需要。

到了1940年初，情形更為惡化。行政院黨小組委員會已經好幾個月都不曾開會，許多小組組長舉出各種荒唐理由作為搪塞，就是不肯召開會議。照理說，行政院區分部共有80余位黨員，仍然可以形成力量做出成績。

但是當各小組長本身就不熱心黨務，則黨員也對黨務冷漠待之。黨中央領導盡管口頭叫嚷要注意基層組織，但都淪為空談。稍有地位的黨員對于黨內基層組織會議和工作都不肯參加。無形中釀成一種輕視基層組織的心理，基層組織當然由此無法鞏固。

一個充滿諷刺而又反映真實情況的例子是，1940年3月，重慶市黨部鑼鼓喧天地召開全市所有區分部的“書記會議”，并且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親臨主持。然而到會150位出席者卻鮮少“書記”身份，而是由各機關指派低層人員濫竽充數。

正因為中高級官員不屑費心黨務，所以這種以低階黨員替代各機關黨務領導人，參加各種活動成為當時普遍現象。在這種氣氛下，黨務工作做不出成績，毫不奇怪。

到了1943年中央監察委員會接到許多攻擊重慶市黨部的報告，因此決定派員前往視察，而且還先行通知，以便后者有充裕時間做好準備。豈知屆時發現市黨部對于工作只取敷衍態度，主任委員楊功達一味抱怨經費不足、中央不信任、不能辦事等一片牢騷。他同時指出黨部委員們又在外兼差和忙于交際、寫文章、辦報紙，無暇顧及黨務工作，更完全忽略黨的基層工作。

這番接觸逼得監察委員會不得不向組織部提出警告，以該市為陪都所在地，黨務工作如此松懈玩忽，實感痛心無比。當然整個事件無疾而終。

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生動的案例：行政院黨部號召黨小組開會討論“如何推行地方自治”。照理說，行政院主管地方自治工作，本就應該最關心這個議題，而黨部尤其應該是推行地方自治的生力軍。但是參加者事先既沒有進行研究也不感興趣，以致討論時空氣沉悶缺乏內容，純粹走過場，甚至有人公然在會場睡覺。行政院其他各小組也是一樣。

說到底，中央階層黨務最大的問題是許多機關內，有地位和權力的黨員打從心底輕視區分部，不屑加入區分部工作，甚至不向區分部報到，目的就在避免參加區分部會議和承擔黨務工作。在這種情形下，一般黨員也不重視區分部，不利用區分部去訓練黨員，更無法健全黨的基層組織和工作。說得更直白些，中央黨部的官員有將無兵，只顧自己爭權奪位，而低階層黨員在各機關內部缺乏威望和吃不開，就只好借黨的派系關系做自己的政治進身階。

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朱家驊，曾經寫過一本冊子叫“黨的組織問題”，對于組織原則和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點，都表達過見解和針對方法，但是無法實踐自己的理念。事實上，國民黨內主要領袖們并非不懂理論，而是不能付諸實行，導致理論和實踐徹底分家。這種情形糟糕到讓陳克文在1945年徹底灰心，甚至建議干脆取消區分部。

真是對中央黨務最嚴峻的宣判。

3、派系角逐的戰場

正是因為黨中央組織散漫和缺乏活力，而無法向外展示戰斗力，因此只能集中精力把黨部內部職位當成為派系分贓的目標物予以爭奪。

首先是盡量擴大自己單位的編制，招聘更多人員，一方面成為政治酬庸籌碼，同時也借以壯大聲勢。造成黨務組織益形成為一個頭重腳輕局面。

其次是由于黨各級委員是被上級委派，而非由選舉產生，更造成下級黨部空虛。因為與其在基層黨部埋頭苦干，不如巴結上級要人以取得信任和提拔。于是下級黨員競而奔走爭寵，置基層工作于不顧。

但是由于黨中央控制范圍終究有限，所以除了中央黨政機關之外，各省黨部委員名額也成為中央派系角逐的獵物，其動機只是求擴張派系勢力，而不是關心該省的黨務推行。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山東省黨部。山東省轄地遭受分割為游擊區和敵后區，各地在名義上仍有黨部存在。但是當何思源被陳立夫委派為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時，他不但無視于在山東省當地黨員們的提名和選舉權，想一手包攬省黨部委員的任命權，甚至意圖任命滯留在重慶或是非山東籍人員冒名成為山東省黨部委員，引起其他山東籍在重慶的黨政官員的憤怒。可見有些省份的省黨部完全是架空機構，和本省基層根本脫節。

中央黨除了組織部之外，還有一個監察體系，其最高單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而各個等級監察委員會的職責，是督促和改進該等級的黨務工作。

但是中央監察委員會本身人員短缺，經費拮據，下級監察單位更是癱瘓無力，或是報告內容空虛不實。更重要的是，它的職權完全不受尊重，許多黨政軍單位對于監委會在法權之內作出的決定不予執行。王子壯擔任中央監委會秘書長多年，是它實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

但是他在1945年初回顧戰時黨務工作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央監察工作人員本身就不健全。在大環境下無法避免污染，為了生存而寧可依附派系而失去公正。中央級監察工作不端正，下級監察工作更是有名無實。

他特別舉出重慶市監委會為例，該市監委會委員都是兼職，因此無暇顧及監察工作，中央監委會數度派員督促也毫無效果。王子壯感嘆道，重慶是戰時陪都，原本希望它可以做出示范。但是如此空虛，則其他省縣的虛假就更不難想象。

4、領導人的無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黨務領導人的政治視野和使命感問題。陳立夫作為黨組織部長期負責人，他的心態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有價值的信息。

1945年春天，陳立夫重掌組織部又積極主持六全大會籌備工作，對于黨的過去成績和未來發展具有極大影響力。

他在一次組織部會議上，對黨過去所面臨的危機做出的一個全面性回顧時，開宗明義地指出，黨在戰時應該有四方面任務，即“管、教、養、衛”。

這個說法立即顯示陳立夫的思路和南京時期一成不變，完全沒有考慮到抗戰時期黨的挑戰及使命，和南京承平年歲應該天差地別。

更重要的是他繼之抱怨黨功能已經被其他單位徹底僭越取代。

他提出的具體說詞是：

（1） “管”的工作被省政府取代，尤其是當省主席兼任該省省黨部主任委員時，中央黨就“不敢開口”，只能眼見政治腐敗而無能為力。
（2）“教”的對象是青年黨員和干部，但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奪取了青年政治活動領導權，黨組織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3）“養”的對象是社會事業和發展社會團體，但是自從政府成立社會部以后，也剝奪了黨的活動空間。
（4）“衛”的目的是追求國民黨的自保和與異黨進行斗爭。但是此項工作已被特務機構專擅，一般黨員認為事不關己。

換言之，戰時黨務工作不能展開，不是黨領導人的錯，全是別人的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十年是一個政治經濟生活相對富裕安康的環境，黨即使在中央軍槍桿子保護之下，也只能在狹小地區內推動“管、教、養、衛”工作。

但是在抗戰八年中，外有強敵壓境，內有地方實力派相煎熬，大后方社會形態和民生環境與南京時代截然不同，而陳立夫等黨領袖們依然墨守成規，思維不能跳出南京時代框架。

在這個面臨重大危機時刻，國民黨領袖們卻只能怪怨他人擋路擠壓或僭越，而完全看不出黨可以在自己領導下去啟動革命斗志，和開辟一條革命新路。他們對于培養干部、監督軍政、組織民眾、鞏固基層、發揮“傳送帶”功能等等各方面，幾乎毫無想法，也可以讓我們對于戰時國民黨領導層的短視和頹廢心態得到更多了解。

如此的黨中央機器在八年中完全陷于孤立，結果并不令人驚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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