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回憶紅二十六軍》紀念紅二十六軍成立90周年

《回憶紅二十六軍》

王世泰

轉角改編

1932年4月20日，黨中央作出《關于陜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陜甘邊蘇區的決議》。決議要求陜西省委，“首先應從現在的游擊隊中選拔中堅的有力的隊伍，編成經常的正式紅軍”。并強調“這是絲毫不能延緩的最迫切的任務”。

6月下旬，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會議在討論建立北方蘇區議題時，專門研究了陜西工作，確定立即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任命杜衡為軍政委。

8月下旬，陜西省委在西安召開會議，貫徹北方會議精神，決定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一個團，爭取在近期內改編成一個師，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并通過創建陜甘邊新蘇區及二十六軍決議案。

9月中旬，省委又制定了《邊區軍事計劃》。

12月18日，省委命令陜甘游擊隊開到宜君縣楊家店子集結待命。接著，杜衡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員、陜西省委書記（杜本人說的，后得知當時他已被免去省委書記職務）身份，由渭北游擊隊護送來到陜甘游擊隊。杜衡是帶著框框來的。這個框框代表著省委一些人對以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多年浴血苦戰創建的陜甘游擊隊的看法。他們坐鎮西安遙控，違背客觀實際，多次強制陜甘游擊隊做它力所不及的工作，

10個月內撤換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四任總指揮，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擊隊，幾經挫折，元氣大傷。在他們的眼里，陜甘游擊隊是一伙“烏合之眾”；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領導，是“機會主義分子”。

因此，1932年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書記和即將上任的紅二十六軍政委名義，召開黨員大會。會上，杜衡首先宣布黨中央、陜西省委關于改編陜甘游擊隊的指令，接著大講一通“全國大好形勢”，最后聲色俱厲地陳述了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的所謂錯誤，扣上“梢山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反對省委正確路線”等等大帽子。言稱，必須徹底改組領導班子，當場宣布撤銷劉、謝、閻的職務，強令他們離隊赴上海中央局受訓。對于改編陜甘游擊隊為正規紅軍，指戰員無不衷心擁護。但是，硬要給志丹、子長、紅彥等強加罪名，撤職調離，大家無論如何想不通。特別是多年跟隨志丹、子長的老戰士，在崢嶸的歲月里，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深知志丹、子長等，對黨絕無二心。一時，全隊議論紛紛，對杜衡表示強烈不滿，不少戰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長訴說。志丹、子長以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顧全大局，對戰士們曉之以理，讓大伙服從黨的決定，教育我們千萬不能鬧事，穩定了部隊的情緒。

1932年12月24日，部隊開到宜君縣（今旬邑縣）轉角鎮，召開軍人大會，民主選舉團長，舉行改編儀式。選舉團長，共進行兩次，一次是在黨內選舉，一次是由軍人大會選舉。黨內選舉，提兩個候選人，有曹勝榮（中隊長，連級干部）和我（班長），我當選；軍人大會選舉，結果我又當選。接著，杜衡正式宣布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并當場拿出由中央軍委署名的紅軍番號任命書。與此同時，杜衡以軍政委名義任命紅二團各級領導。

團長：王世泰，團政委：杜衡（兼）團參謀長：鄭毅團參謀處長：楊重遠團經理處長：劉約三團管理處長：楊琪共青團委書記：師克壽騎兵連連長：曹勝榮指導員：張秀山步兵連連長：李亞夫指導員：李秉榮少年先鋒隊隊長：王有福指導員：魏武全團共計200余人，槍支彈藥齊備。這樣的改編，廣大指戰員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戰士表示要離開部隊回家。志丹、子長以高度的黨性原則，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影響部隊，表示服從省委的決定。子長還從黨的利益和部隊建設的實際出發，建議把志丹留下。而我則鬧得更兇，表示堅決不當團長，提出兩條理由：一是，我雖在軍隊中干了好幾年，一直是個普通的戰士、班長，沖鋒陷陣打仗可以，不會也沒有指揮大部隊作戰的本領和經驗；二是，我的理論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盤、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能力。杜衡聽了大為光火，不容分辨地說：“這是黨的命令。”我說：“不管黨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杜衡給我作了好一陣思想工作，說：“你的團長是黨委研究的，民主選舉的，不干怎么能行？”作為一個黨員，不執行黨的決定，這是黨性所不允許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長這兩個老領導留下一個才行。”

杜衡不懂軍事指揮，也怕軍心不穩，部隊不好掌握，思索了一會兒，問我：“你看留下誰合適？”我說：“留志丹。”因為子長提出過留志丹。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來，但只給了個政治部副主任職務。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說。自從1930年跟志丹參加武裝斗爭以來，我最欽佩他、尊重他，他對我也很信任，有些問題，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談，即使挨一頓批評，也心甘情愿。我對志丹說：“你了解我，打仗行，帶部隊不行。

讓我當團長，不是那塊料。”志丹笑著說：“邊干邊學嘛！”接著又說：“你打了幾年仗，總還是個老兵吧！我要不走，會幫你的。”聽了志丹的話，我好像吃了“定心丸”。事實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親自領導和指揮的。志丹在受排擠的困難條件下，堅持工作，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坦蕩胸懷和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隨后，謝子長、閻紅彥被迫離開部隊，去了上海。......

錯誤主張

杜衡由西安二返紅二團，正值敵人對紅二團和根據地進行瘋狂“圍剿”之時。面對困難的形勢，杜衡完全喪失了信心，極力主張放棄照金根據地。

5月25日，紅二團結束外線作戰的任務，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紅二團黨委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邊區工作和部隊下一步行動計劃。根據高錦純回憶，參加會議的有：杜衡、劉志丹、汪鋒、金理科、習仲勛、李妙齋、李杰夫、秦武山、師克壽、楊文謨、高錦純、李秉榮、惠澤仁、魏武等。因當時敵人離我們很近，我留下掌握部隊，未能參加會議。會上，有兩種意見。以杜衡為一方，認為敵人力量大，群眾基礎差，部隊天天跑著打游擊，根據地很難擴大，主張南下渭華創建根據地。

并提出四條理由：渭華地區有渭華暴動的影響；黨的工作基礎好，群眾覺悟高；人煙稠密，物產豐富，便于擴大紅軍；配合紅四方面軍和陜南紅二十九軍，可以切斷隴海鐵路，直接威脅西安等等。以志丹、金理科等為一方，反對南下，主張堅持陜甘邊根據地，以橋山中段為依托開展活動，發展和鞏固根據地。杜衡不等志丹等把話說完，蠻橫無理地給志丹等扣上“一貫右傾”的大帽子。對于杜衡形“左”實右的夸夸其談，與會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說不出道理來。對于杜衡的個人專斷，事實上也難以限制，南下渭華的錯誤主張最終形成。

會后，志丹給我傳達會議精神，他神情嚴肅，用低沉的語調說：“會議決定紅二團南下建立渭華根據地。”聽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憑我們幾百號人，幾百條槍，進入敵人腹地，能行嗎？但同樣說不出個道道來。接著志丹問我：“你的看法呢？”我當時還很幼稚，想著只要有志丹撐腰，到哪里都一樣為革命打仗。順口說道：“你對那一帶熟悉，現在會議已經決定了，我只有服從。反正在軍事上靠你就行。”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說：“是呀！組織的決定只能服從，盡力把仗打好。”其實，志丹那時心情非常沉重，他既為紅二團的命運擔憂，又為當時所作的錯誤決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開說出來罷了。.......

陳家坡會議

在嚴峻的形勢下，照金根據地依然傲立。陜甘邊特委領導根據地軍民與敵人的斗爭，一天也沒有停止。紅四團、抗日義勇軍和耀縣游擊隊第三支隊相繼進入照金根據地，使根據地的紅軍力量有所增強。但是，這幾支部隊沒有在一起作過戰，因此組建一個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就成為當務之急。而這一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邊特委的肩上。

為此，1933年8月20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在陳家坡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有邊特委負責人和各部紅軍連以上干部。會前，高崗在西安脫險后，來到根據地，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歷時三天，對目前形勢和今后任務進行了認真而又熱烈的討論。會議開始時，有個別人認為形勢嚴峻，曾提出過部隊分散活動的主張，遭到大家的反對。與會絕大多數同志認為，目前形勢雖然嚴峻，困難很多，但我們仍有相當數量的紅軍和游擊隊，這股力量集中起來，就是打擊敵人的一只有力的拳頭；同時，照金根據地群眾基礎好，人民覺悟高，可以同仇敵愾地與敵人作斗爭。

如果分散活動，在強敵面前，失去統一指揮，失去照金根據地的依托，就可能被敵人各個擊破。最后，會議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通過了保衛陜甘邊根據地和組建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的決議，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打擊敵人，鞏固和擴大照金根據地的作戰方針。陳家坡會議，是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召開的，它充分顯示了陜甘邊特委領導的正確。陳家坡會議所作的決議，對加強黨對紅軍和游擊隊的統一領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成立之后，集中兵力，東西出擊。

8月下旬，先后在廟灣消滅民團一部，在高山槐打敗耀縣雷天益的民團，繳獲了一批武器，在讓牛村消滅耀縣民團一部，在柳林偷襲民團成功。9月初，指揮部帶領所屬各部西進彬縣，在龍馬、高村、柏子溝一帶襲擊地方民團連連得手，隨即又轉道北上正寧錦村廟一帶，消滅了部分地主武裝，繳長短槍數十支及一批物資。東西出擊大獲全勝，不僅恢復了部分根據地，而且擴大了革命武裝，提高了指戰員的革命斗志和勝利信心。

9月中旬，臨時總指揮部為擴大有利形勢，決定照金各游擊隊堅持根據地斗爭，率紅四團、義勇軍和耀縣三支隊去合水縣一帶尋找戰機。部隊到達合水古城川，與強世卿帶領的陜北游擊隊第一支隊會合。此時的一支隊已有70余人，馬30余匹。

兩軍會合，使部隊戰斗力驟然增加，指戰員們無不歡欣鼓舞。會合后，部隊揮戈南下，巧奪旬邑縣政府所在地張洪鎮，消滅民團百余人，繳獲了大批物資，鎮壓了旬邑縣長、縣黨部書記、民團團長等10余人。這一仗震懾了敵人，壯大了自己。

紅二團南下失敗后，紅二團的干部陸續回到照金根據地。較早回來的有楊琪、吳岱峰、高錦純、惠澤仁、黃羅斌、王兆湘、劉約三、魏武、芮四、康健民、于占彪、牛剛等。這批干部大部分被派到抗日義勇軍、陜北一支隊和照金游擊隊工作，加強了各部隊的骨干力量。

10月4日劉志丹和我們幾人歷經千辛萬苦，回到照金。

志丹的回來，給根據地軍民增添了主心骨。劉志丹任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我任紅四團二連連長，黃子文被派到照金游擊隊總指揮部工作。......

節選自《王世泰回憶錄》

王世泰 陜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是陜甘邊地區革命時期我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陜甘邊紅軍的創建人之一，是陜甘邊區的卓越領導人。建國后長期擔任黨政軍主要領導，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重要重大貢獻。

王世泰(1910.3.17- 2008.3.14 )

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982年9月、1987年11月分別在中共十二大，

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第一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甘肅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8年在海口病逝，享年98歲。

王世泰

1910年3月17日生于陜西洛川縣土基黃連河村。

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學，參加愛國學生運動。

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黨支部組織委員。

1930年10月參加劉志丹領導的組織活動、任黨支部委員。

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被派到國民黨部隊做兵運工作。

1931年9月，閻紅彥、吳岱峰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陜甘，陜甘省委派軍委書記謝子長前往領導并改編晉西游擊隊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總隊（開始稱西北抗日同盟軍）；

1932年6月，王世泰參加陜甘游擊隊，任班長；

同年12月，陜甘省委書記杜衡（后叛變）來到陜甘游擊總隊，按照黨中央和陜西省委指示，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杜衡自任軍政委兼團政委，并蠻橫規定陜甘游擊總隊原排及以上的干部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杜衡親自從陜甘游擊總隊的戰士和班長中指定兩人參加團長選舉，結果班長王世泰被選為團長。1933年11月至1935年8月任紅軍第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第三團團長。

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參加開辟陜甘邊及陜北革命根據地斗爭。

1936年任中共安塞縣委軍事部部長。

同年9月至1937年2月任陜北省委軍事部副部長。

1937年2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任陜甘寧邊區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1938年10月至1942年9月先后任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

1942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八路軍陜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三旅政治委員兼中共三邊地委書記。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會上，與高崗保持一致，積極參加對閻紅彥和吳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揚和重視，是因此受到表揚獎勵的22名領導干部之一，毛澤東親筆為其題詞：“忠實、努力、不夸、不嬌”。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陜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年8月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同年9月至1947年7月任代司令員。

1945年9月至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務委員。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陜甘寧邊區第三屆政府委員。

1947年2月至3月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副司令員。3月至10月受命率小部隊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收復關中根據地。

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縱隊黨委書記。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率部參加關中、隴東、宜川瓦子街、黃龍山麓、西府隴東、澄（城）合（陽）、荔北和1948年西北冬季攻勢等戰役。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四軍軍長、軍黨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指揮所部參加1949年西北春季攻勢、陜中戰役。

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率部參加扶（風）眉（縣）、隴東追擊等戰役。

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任甘肅行政公署主任，同時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務委員至1952年12月。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

1949年12月至1952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月至1952年11月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人民政府黨組書記。

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甘肅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1951年調任西北鐵路干線工程局局長兼政治委員、黨委書記。提前10個月建成天（水）蘭（州）鐵路并通車。

1952年8月至1954年11月任鐵道部副部長。

1953年-1955年高崗、饒漱石事件。

1954年9月-1959年4月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4年11月至1958年2月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8年4月至12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0月至1960年12月任西北協作區副主任。

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至1967年2月。

1962年劉志丹小說事件。

1964年3月至1965年10月兼任甘肅省委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61年8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擔任甘肅省第二、第三屆政協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1月任甘肅省第四屆政協主席。

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肅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2008年3月14日10時57分在海口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