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遺產研究

內容導讀：本文從儋州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原型與重構為出發點，分析其建筑群布局、建筑風格以及材料與本土建筑的關系，文章追溯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與西方修道院、修道院學校以及哥特式教堂的淵源，再結合基督教在中國發展中的“儒學化”和基督教建筑的“本土化”作為接入點，對該建筑群及單塔哥特式教堂與地域性建筑的相互作用（碰撞、交叉、融合）進行剖析，力求喚醒人們對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保護再利用的重視。

文/陳琳 謝德洪

海南省是近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區域之一。據《海南省志》記載，從光緒七年（1881年）至解放前夕，基督教美國長老會派往海南的傳教士先后共有50余人，設立基督教海南大會及其分會41個，堂會14個，發展教徒8000多人。時至今日，仍有當時建造的大量教堂廣布于海南省各地。眾所周知，海南島早期為“蠻荒之地”，相比大陸長期處于相對落后狀態，在交通、物資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海南島上的教堂群是如何建造的？源自哪里？它們又與海南當地傳統民居有何關聯？帶著這些疑問，本文以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基督教堂群為例，來探討其形制來源及本土化重構的特征。

一、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概況

1.歷史變遷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后，瓊州被迫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基督教隨之再次踏足海南島，在1881年，海南傳教先驅治基善牧師來游海南，隨后他獨到的眼光選擇那大為教會之一，他一邊治病扶傷一邊傳教得到當地人們的認可，使基督教在海南在儋州迅速發展起來，光緒十二年（1886），基督教在儋州那大設立分教堂，儋縣那大基督教堂會（亦稱那大差會），系海南基督教會分支機構。起初，由冶基善在那大市北門建起一座二進的平房（現已不存），一進為教堂，二進為醫務室。后來那大鎮熱心教友鄧維慶、葉妚英夫婦將自己的園地奉獻給教會，1909年教會開始建造教堂群（表1），歷經五年全部建成。

表1 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歷史沿革

2.建筑概況

那大基督教堂群現有主教堂1幢，牧師樓5幢（王道瓊牧師樓、林保羅牧師樓、李惠霖牧師樓、王約翰牧師樓、格柏牧師樓）和神學靈修樓1幢。原教室、食堂、宿舍已被拆除（如圖1-圖2）。主教堂為歐式建筑，坐北向南，由傳教廳和鐘樓組成，建筑面積487平方米。牧師樓和神學靈修樓分布于主教堂北面，均為南北向，建筑面積492-632平方米不等。其中李惠霖牧師樓為一層建筑，是離主教堂最近的北側建筑；其它牧師樓和神學靈修樓均為砼結構歐式兩層建筑。

圖 1 那大基督教堂群總平圖

圖 2 那大基督教堂群鳥瞰圖

二、那大基督教堂群的修道院原型與地域性重構

1.修道院的淵源

據載，1885年那夏禮牧師首次在那大舉行洗禮儀式，當時提出申請領洗的民眾有60人之多，其中有30人接受了教會的審查，最后達到要求的只有9人。僅在幾年的時間內，全島信教的人數，便增加到數千人之多。追溯到1894年所建的中西學堂和1909年所建的教堂和牧師樓等開辦學校教育的舉措，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與基督教修道院學校建筑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

公元4世紀中期，白苛密在尼羅河的遠奔尼島上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其影響遍及埃及、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地。修道院是培養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地方，并且制定了諸多制度以決定修道的生活方式，此后修道院傳入歐洲，反過來又影響著基督教建筑的布局與形制。基督教在海南開辦學校，毋庸置疑是教士傳播福音的有效途徑，從西方帶來的修道院制度以及建筑風格起著推動當地文化建設和中西方建筑活動的相互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接下來筆者繼續結合西方修道院校園對那大基督教主教堂建筑的原型進行探討，以及如何與中國地域性建筑結合重構，挖掘建筑背后的價值。

為何海南的教堂建筑要結合中西方進行分析？這與1919年11月，羅馬教廷向全世界教會發布了一個名為“夫至大”通諭，以及首任宗座代表剛恒毅來華落實和貫徹《夫至大》通諭的精神密切相關。剛恒毅主教曾在1924年上海主持召開“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會議中提出“吾人當鉆研中國建筑的精髓，使之天主教產生新面目絕不是抄襲廟宇的形式或拼湊中國因素而己，乃是要學習中國建筑與美術的精華用以表現出天主教的思想” 剛恒毅大力提倡建筑的“本地化”，對中國近代教會建筑形成中西交融形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雖說那大基督教堂群在1914年建成，但教堂建筑與地域建筑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建造需求。同時，也證明“夫至大”通諭所提思想的必要性，教堂建筑與中國傳統建筑結合的必然性，為后續基督教堂的修整起到重要作用。

2.原型平面布局——功能延伸

西方修道院建造基本模式在公元6世紀受本尼狄克院規的影響基本成型，那大基督教堂群建造之初就與西方修道院建造功能上就十分相似，同樣有教堂，教室，宿舍，餐廳，圖書室等。這些齊全的教學設施無不體現了學校功能。建筑群雖然功能上與西方修道院一致，但布局與西方修道院存在差異性，修道院的雛形中，禮拜堂作為他們精神信仰，與其他公共建筑餐廳和醫院等構成了院落中心。例如瑞士發現的約公元820年建造的圣加爾修道院（如圖3）就是修道院的典型，建筑一側是面積較大的教堂，它與宿舍及餐廳等建筑圍合出一個內院，院中設十字形回廊空地建有園囿，主體建筑周圍布置廚房、浴室等附屬建筑。諸多描述表明因功能的需要，西方修道院建筑基本是一致的布局。

圖 3 瑞士圣加爾修道院模型鳥瞰

3.總體布局——西方修道院的延伸

基督教本土化從16世紀就有“儒學化”的思想，當時利瑪竇就表明基督教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一致，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為基礎，詮釋基督教的內涵，是實現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的有效嘗試。幾經波折，最終基督教本土化在1962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這一系列中西文化的碰撞、重構無一不被建筑書寫。那大基督教堂群原教室、食堂、及宿舍與教堂的圍合的空間布局與中國四合院巧妙結合。經訪查了解到食堂位于主教堂正西側，教學樓位于食堂北側與宿舍相對，宿舍建造在東風路邊方便與來往人交流，四個建筑圍合成四合院。但地塊的局限性是決定建筑布局差異性原因之一，據載，該地塊是熱心教友鄧維慶、葉妚英夫婦捐獻建造教堂，用地有限。該地塊南底北高，南窄北寬，南側又靠近交通要線，從而導致其圍合空間有所差異；在該建筑群中，教堂與牧師樓各自處于相對獨立，牧師樓且在有限的地塊內以教堂為中心向北有意識的呈扇形分布，縮短了牧師到達教堂的距離。牧師樓相互錯開布置以保證直線視角可觀看到教堂（如圖4）。那大基督教堂群延續了西方修道院學校的功能與部分空間布局。

圖 4 那大基督教堂群牧師樓與主教堂的視線關系圖

三、主教堂與單塔哥特式教堂的原型與重構

1.原型——單塔哥特式教堂

主體建筑那大基督教堂其建筑樣式的來源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廣闊和復雜?；浇坍a生于公元1世紀，而哥特式教堂與基督教碰面，要追溯到12世紀左右的法國西部對巴黎附近的加洛林王室大修道院的西立面進行改造工程上，工程是一個前廊將新的立面與原有建筑中殿連為一體。這一看似偶然的工程，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世紀基督教建筑的風格。追溯到西方建筑史，在19世紀“折衷主義”復興運動中，不得不提的是哥特復興代表人物奧古斯特·普金（Augustus Welby Pugin），普金認為只有哥特式建筑才能完美代表基督教堂。他在其代表作《真實原則》中提出的理論對單塔哥特式教堂起到指導作用。

普金后期在英格蘭對鄉土建筑的研究中，其教堂建造表現特征有：鐘樓位于圣殿的兩端或依托圣殿建筑，并且鐘樓一般只有一座；成階梯狀布置的圣殿與至圣所屋頂；大多教堂只有約減的鐘樓、圣殿和至圣所三個部分（鐘塔和至圣所在條件更有限時甚至可以與圣殿合二為一）（如圖5、圖6）。這也就是那大基督教單塔哥特式教堂的原型。

圖 5 普金設計的教堂圖紙

圖 6 那大基督教堂群主教堂

2.那大主教堂——單塔哥特式教堂的重構

西方教堂布局多為坐東朝西，祭壇設在建筑物的東端，大廳末端為圣所，教堂正立面開口朝西，教徒在圣禮儀式時必須面向圣地耶路撒冷的方向（西方），同時也是耶穌圣墓的所在。那大基督教堂平面的朝向是坐北朝南，與西方教堂的西朝向毫無關聯。究其緣起應與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相互碰撞所致，我國從古至今為禮儀之邦，據《周易》記載“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的論述，則決定了后世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基本原則。那大教堂入鄉隨俗，朝向也就和西方教堂截然相反。但這也太難以置信，難道基督教就此妥協對“光”崇拜？并非妥協，因為朝向的改變使得教堂的鐘塔、圣殿和至圣所與西方的教堂有些許的不同，至圣所巧妙的放置在西北角，以圓?。ㄉ刃危榕_，入口位于南側和東側（如圖7），解決對朝南朝東問題，靈活的對中國古人尊“天”、基督教崇拜太陽進行文化融合。隨后的東側和南側構成寬闊的圣殿，呈“廠”狀，東短南長。再加上至圣所西側的耳堂，整個平面呈“T”形，。鐘塔依托圣殿建造，位于東南“T”形拐角處。

圖 7 那大基督教堂平面圖

主教堂與單塔哥特式教堂有何密切關系要從立面說起。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尤為重要立面有骨架劵、尖劵尖拱以及飛扶壁的應用。那大基督教堂剖面形式接近早期基督教時期巴西利卡式，中廳高、側廊略低的特點，雖然不是典型的橫三段、豎三段的構圖形式，但是立面窗戶的尖劵造型以及隱藏在側廊屋頂下飛扶壁的應用，鐘樓強調的垂直性，都呈現出哥特風格。由于文化的碰撞，靈活多變的平面，使得立面的變化轉移到山墻之上，尖劵起源于古代阿拉伯世界被多數學者認同，但尖劵確是20世紀之前哥特建筑的最大特征，它是力與美的完美結合，比圓劵承擔荷載大。在那大主教堂的立面隨處可見的尖劵形制完美的彰顯哥特建筑特征，西、北立面均運用在窗上，特別是東、南立面門和窗的運用尤為精美（如圖8、圖9）。那大主教堂的建造成功，正是凸顯中國工藝與西方結合的完美結合。也是顯現出中國工人技術上的提升。那大主教堂門窗框為方形石材與水泥結合以鋸齒形排列，穿插關系更好的與周圍墻體相抓實，起著很大的承載作用。這種大體塊的拼接方式，不僅解決了小體塊的拼接難度以及技術精密的要求，還使得結構更加的穩定厚實。教堂門窗內框的木構尖劵與彩色玻璃的結合勾勒出美觀多變炫麗的輪廓，造型的統一與門窗外框相呼應。

圖 8 那大基督教堂南立面

圖 9 那大基督教堂東立面

那大教堂大禮拜堂是磚墻瓦面結構，磚、瓦均為本地匠人燒制，與海南傳統民居的磚瓦一樣。但屋頂金字架均用出自外國的鋼筋，室內地磚也出自外國。教堂采用木屋架，桁桷是用本地上好的苦楝木，按著規格一條條鋸出來。堂內安裝點燈，四層高的鐘樓頂四個尖角安裝有避雷針，聯起來用一根大鐵纜系通到地下深處。

那大基督教堂袒露的骨架結構，垂直的線條、尖券以及內部高大的空間也充滿了哥特式建筑的味道。教堂均運用到扶壁（Buttress，垂直于墻面的支撐結構）與飛扶壁（Flying buttress）（如圖10-圖12），廣泛地運用線條輕快的尖拱劵，輕盈通透的飛扶壁，修長纖細的壁柱，這樣的結構使得教堂的框架成為相對獨立，更加壯觀，且便于施工。簡單明了的結構設計，給教堂增加了自由、空靈、崇高的效應。那大基督教堂立面的尖券門、窗采取哥特式風格，但是上部磚的疊澀做法卻是中國傳統形式。哥特式教堂又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時代藝術風格，是石頭和玻璃的建筑物，工人都是儋州人，因此建筑風格因地制宜。哥特式建筑風格，傳入儋州與本土文化和技術的彼此交融，相互作用，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筑與西方宗教建筑的完美結合。

左：圖 10 飛扶壁、中：圖 11 那大基督主教堂外廊的飛扶壁、右：圖 12 那大基督教堂墻角的扶壁

四、結 語

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不僅體現了清末至民國時期基督教傳入海南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也是基督教為海南帶來先進的思想教育體系的象征。體現出基督教棄絕塵寰的宗教情緒以及中西結合的獨特建筑文化內涵?；浇痰膫魅雽Ξ數氐闹尾》鰝⒔逃虒W、宗教文化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大大促進了西方文化在海南的發展。

基于該教堂群的原型，該教堂群的功能布局與修道院的密切關聯，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總體布局及單體建筑文化，對研究西方修道院制度傳入中國以及近代中國學校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這也是探討和串聯中西文化交融、重構的重要突入口。同時教堂設計者結合地域性文化及建筑材料等特征，實現了基督教“本土化”的拼貼重構；對單塔哥特式教堂建筑單體形制的中西合并解剖中，不難發現地域文化對教堂建筑的影響以及建筑為何本土化與當時思想政策的原因，是推動那大基督教文化如何發展的線索之一。

那大基督教建筑群當時所在的時期，中和鎮為儋州的中心所在，而如今那大卻是儋州的行政中心，不由的令人想起冶基善的前瞻性。教堂建筑群地處那大鎮中心，周邊商業、居住用地率極高。現因用地稀缺牧師樓群周邊以建立起停車場，牧師樓群已破敗不堪。筆者希望對那大基督教建筑群解析的同時能夠找到該教堂群的保護利用方法，希望呼應各界人士對那大基督教堂群的重視，對其進行合理的保護與再利用。

（本文作者：陳琳，博士，教授，海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綜合評標專家、海南省不可移動文物專家、海南省青年南海名家、海南省青聯委員、三亞市人大常委會咨詢專家，現任三亞學院國際設計學院常務副院長，三亞學院南海地域建筑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她長期從事建筑歷史和理論領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傳統建筑保護修繕、村落保護規劃設計，主持澄邁縣石石矍村馮氏祠堂修繕設計等項目十余項，發表相關論文30余篇。謝德洪，深圳市變色龍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設計師，2018-2022年南海地域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助理）

（本文經作者授權，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