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 云

1964年6月，楊勇（右）和楊得志（左）陪毛澤東觀看軍事訓練匯報

借療養(yǎng)為名，沿途和一些負責同志商量如何爭取讓鄧小平快一點出來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出來工作仍受到一些阻力。不久，有人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點名攻擊鄧小平。接著，中央政治局又有人在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講，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jié)合起來，說“‘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誤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lǐng)導，那是分裂中央”。這些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員口中的話，真叫人難以相信。他們究竟要干什么？為什么要堅持錯誤，丟棄真理？為什么要和廣大群眾的意愿相悖，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為什么要阻止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時，新疆軍區(qū)司令員楊勇已經(jīng)得到消息，決定要離開新疆到南方去度假。楊勇在軍區(qū)常委會上說：我患肺氣腫，向中央請了假，去療養(yǎng)幾個月，準備到武漢住幾天，然后到廣州、海南島。現(xiàn)在把“四人幫”揪出來了，工作也好做了。沒把握的就請示在北京的第一書記，必要時我們也可以通通氣。有給我的信，軍隊的交給郭政委，地方的交給司馬義處理……

重新工作后，楊勇沒休過假，為什么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節(jié)骨眼上突然要到南方去度假呢？原來楊勇想以休假為名，想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負責同志商量如何爭取讓鄧小平快一點出來工作。1976年12月上旬，楊勇把軍隊和地方的事情安排好后，從新疆先到了北京。羅瑞卿聽說楊勇要去南方休假，也要一塊兒去。楊勇調(diào)到新疆后，有一次他的夫人林彬回北京住在白廣路總參三所，所長告訴她樓下住著羅瑞卿，剛放出來，上面規(guī)定三條：是釋放不是解放，不要稱同志，不要到他家去。林彬打電話將情況告訴楊勇。楊勇認為羅瑞卿是無端受害，干脆地對林彬說：不要聽他們那一套，把從新疆帶回去的瓜給羅總長送些去，代我問候他。

與羅瑞卿商量好，楊勇向陳錫聯(lián)要了一架專機。那時羅瑞卿還沒有專機，他對楊勇說：我就沾你的光吧。楊勇說：哎，哪能這么說，一塊兒走。事情在機場出現(xiàn)一點波折。那時搭專機有規(guī)定，不能隨便誰想搭就搭。再說羅瑞卿的問題還不明不白，必須得中央批準才能外出，而這個批準又是比較難的。楊勇和羅瑞卿到了機場，就坐在候機室里等待批準后上飛機。加上韓先楚，他們一起從北京飛往武漢，要與武漢軍區(qū)司令員楊得志和政委王平談?wù)勛屶囆∑匠鰜砉ぷ鞯氖虑椤Ｒ宦飞希徽撌亲嚕€是住房，楊勇都把羅瑞卿推到前面。每到一地，楊勇都要先看給羅瑞卿安排的房子怎么樣，如果安排得不好，就換過來，把自己的房子讓給他。

在武漢一下飛機，迎接的是武漢軍區(qū)副政委王猛。楊得志和王平外出開會去了。楊勇和羅瑞卿、韓先楚商量，決定在武漢等他們幾天。吃過飯，大家都起身告辭，王猛也要走。楊勇說：怎么，你也要走？還有事嗎？沒有，再坐一會兒吧。楊勇說現(xiàn)在問題很多，正在解決，很快會得到解決。王猛記得楊勇沒直接說請小平出來工作的事。但王猛的態(tài)度楊勇是知道的。四屆人大前，楊勇很高興地對王猛說：小平同志現(xiàn)在主持常務(wù)工作，毛主席講，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主席講了，現(xiàn)在由小平同志管常務(wù)事情。楊勇說，有什么問題今后好辦。

表面上看風平浪靜，實際上這是一場斗爭，氣氛很緊張。要說服大家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不能范圍太小，但是又不能公開召開會議，只能在一定范圍內(nèi)造輿論。如果不像后來那么順利，走漏一點風聲，后果是不堪設(shè)想的。總是人心所向，王猛等武漢軍區(qū)不少同志都希望鄧小平早一點出來工作。

1976年12月，楊勇與羅瑞卿在廣州合影

為鄧小平出來工作造輿論

1976年12月底，楊勇和羅瑞卿飛往廣州，韓先楚有事留在武漢。他們走訪了汕頭、湛江、深圳、澳門等地，還去了萬山群島，最后在海南島的三亞過的春節(jié)。到廣州后，楊勇住在留園。廣州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以東道主身份請楊勇一家到他家里吃飯。這時候，楊勇的二兒子冀平和老三北北都不約而同來到廣州休假，加上一直跟著楊勇的女兒京京，三個孩子和楊勇夫婦熱熱鬧鬧去了。楊勇腿不好，走路拿著根拐杖。許世友見了，說：你在我面前裝什么老？許世友比楊勇大七八歲，他可不管楊勇腿好不好，總之不能讓楊勇充老頭。客人一落座，菜就緊忙著上了桌。許世友請客很有意思，跟他的性格一樣，全是家常菜。家常菜也罷，但許世友不一般，上桌的菜用洗臉盆一般大的盤子盛著，要按北北的說法，是最大號的洗臉盆。整整一盤冒著尖的油煎雞蛋，還有小蝦米，還有肉，也是冒著尖的大盤子，盤子一個比一個大。大概都是許世友最愛吃的幾樣菜，他以為別人也和自己一樣海量。他請客，不重在吃菜，重在喝酒，喝起酒來，神仙都會被他醉倒。誰都知道，許世友有三件寶：草鞋、茅臺、吉普車。可惜此時楊勇已經(jīng)不能喝酒了，他得了過敏性腸炎，一喝酒就拉肚子，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喝酒了。許世友說，你不喝，我喝。喝了一陣，許世友說，我的部隊都拉到山上去了，野營拉練。意思是，沒問題，我支持你。

在武漢和廣州，楊勇多次和羅瑞卿交談，他們一致意見是：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眾望所歸。但真要讓小平同志出來，首先要給“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就涉及一系列的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輿論，不經(jīng)過爭取，是難以辦到的。元旦前，羅瑞卿和楊勇、許世友找廣州軍區(qū)的一些老同志座談，許多人提出必須盡快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并且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動。

座談會后，楊勇給耿飚打了個電話，向他反映了在武漢和廣州了解到的情況，問：在總理逝世一周年時，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詞的總理追悼會的電影？干部和群眾都有這個要求，請中央考慮。耿飚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們的意見……中央已經(jīng)決定了，這次還是由解說員念悼詞……有人主張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堅持……電話掛斷后，楊勇還把電話聽筒拿在手里。這種局面讓人感到兇多吉少，前途未卜。只有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才能化險為夷，把國家、民族從十年動亂中解救出來。楊勇馬上去找羅瑞卿，兩人關(guān)起房門，深夜長談。幾天后，楊勇又通過葉選平向葉劍英反映了他和羅瑞卿的意見，建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揭批“四人幫”，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大事辦完了之后，楊勇等人才開始了真正的休假。

1977年2月，楊勇回到武漢，繼續(xù)在東湖邊住下。武漢軍區(qū)司令員楊得志和政委王平都回來了，只要一有空，他們就來看望羅瑞卿和楊勇，有時王猛和其他負責同志也來。2月7日，早間新聞播出“兩個凡是”后，楊勇讓趙秘書趕快去找報紙。“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楊勇緊鎖濃眉，一言不發(fā)。沒過一會兒，羅瑞卿就坐著輪椅拿著報紙來找楊勇，兩個人又關(guān)嚴了房門。副政委王猛來了，對秘書趙德路說，今天的報紙來了嗎？那篇“兩報一刊”社論你們看有什么問題沒有？如果按上面“兩個凡是”說的，小平同志還怎么出來工作呀！我看要害就是不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趙秘書說，羅總長比你來得還早，也是找楊司令員談這篇“兩報一刊”社論的，你快去吧。

現(xiàn)在再也不是評《海瑞罷官》的那個時候了，突如其來的風暴能把整個中國都打蒙。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風風雨雨，面前的這一陣風浪已經(jīng)算不了什么了。楊勇回答得很簡單，“兩個凡是”站不住腳，長不了。他們決定盡快返回北京。

中央正開工作會議和軍委座談會，楊勇留在北京開會。到北京的第三天，楊勇就去西山看望鄧小平。回來后，楊勇興奮地對來開會的新疆同志說：小平同志情緒很好，身體也很好。我同小平同志談到我們在“天安門事件”后頂不住了，也講了一些違心的話。可是我們在新疆頂住了，沒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資派”……小平同志講，那是以中央名義發(fā)下去的嘛，毛主席又講了話，你們下面的同志也不好辦，想頂也頂不住。你們當時那樣做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想方設(shè)法為我們黨保護了一批干部，穩(wěn)住了新疆的局勢……楊勇說：小平同志是理解我們的。新疆同志表示也想去看望鄧小平。楊勇說：以后有機會我們一起去，我已經(jīng)把你們民族同志的心情轉(zhuǎn)達給小平同志了，希望他快一點出來工作。只有他出來工作，才能有真正的安定團結(jié)，我們的黨才有希望。

對于“批鄧”，我是想不通的

1976年，楊勇在新疆軍區(qū)任司令員已經(jīng)三年了。他善于團結(jié)同志，在新疆威望很高。楊勇到新疆不久，就平息了“文化大革命”在新疆造成的混亂。但因為“四人幫”搗亂，形勢越發(fā)展越嚴峻，大字報的矛頭主要對準楊勇，說他是新疆“刮右傾翻案風的罪魁禍首”“復辟勢力的總代表”“推行鄧小平資產(chǎn)階級路線的代理人”。還有個創(chuàng)作小組搜集資料，準備寫戴領(lǐng)章、帽徽的師以上軍內(nèi)“走資派”的劇本。

1976年2月下旬，楊勇接到中央緊急通知，讓他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的緊急會議，有人好心給他寫了個條，勸他不要去北京，小心“鴻門宴”。“文革”初期楊勇不就是在京西賓館開會被抓的嗎？但中央通知開會不能不去，他還是做了回不來的準備。臨走前，楊勇把工作做了安排，對政委郭林祥和副司令員鄭三生說，如果動用部隊，必須經(jīng)中央軍委批準。

楊勇在西郊機場一下飛機，意外地碰上在北京開完會正要返回南京軍區(qū)的廖漢生。廖漢生陰著臉，壓低聲音說：你也來啦……會上沒別的，讓咱們轉(zhuǎn)彎子“批鄧”，有什么彎子好轉(zhuǎn)？不用打什么招呼，不通就是不通！因為周圍人多，他們只簡單交談了幾句，就分手了。到了京西賓館門口，又碰上福州軍區(qū)司令員皮定均。皮定均說他不干了，要回家當農(nóng)民去。在那種人多眼雜的情況下，楊勇還是不好多說什么。

楊勇住進京西賓館，剛一到，大會秘書處就送來一大堆會議材料。楊勇從中抽出《上海常委批判右傾翻案風的情況報告》和《遼寧省在批鄧打招呼會上的集體發(fā)言》，仔細看過后，對同來的李增林說：看到?jīng)]有，這上面已不再稱小平為同志，會議上發(fā)這樣的東西，不是有意暗示小平同志的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改變，不再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了嗎？讓人擔憂啊……

2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開會的各地領(lǐng)導同志，給會議定了調(diào)子：一條是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條是揭批鄧小平同志犯的“路線錯誤”。在這種會上，人人都得表態(tài)，而且有專人記錄，與楊勇一起來開會的新疆同志都來向楊勇討主意。楊勇和李增林從人民大會堂回來后，商量到深夜，才把發(fā)言的調(diào)子定下來，然后分別與新疆同志打了招呼。楊勇悄悄對他們說，來時我們商定力爭不講違心話，這條現(xiàn)在辦不到了……但是，到底具體如何講，講多少，講到哪種程度，還是在我們自己。主席講過小平人才難得，這是我親耳聽到的，千真萬確的，對毛主席的指示要前后聯(lián)系起來看……我仍然相信主席不是要把小平同志打倒。對小平同志這一年來的工作究竟如何評價，我們大家心里都有數(shù)，從我們新疆的情況看，經(jīng)濟上去了，社會秩序明顯好轉(zhuǎn)，對這些怎么能批？硬頂當然不是辦法，發(fā)言時我們可以繞開“批鄧”，避實就虛，多檢查自己，實在避不開時，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徑堅持三條：一要稱同志，二要算人民內(nèi)部矛盾，三不給戴帽子。

楊勇在分組會上發(fā)言很短，只有幾分鐘，整理成簡報就二三百字。他是這樣說的：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在學習元旦社論之前，由于自己路線覺悟不高，識別能力差，沒有看出問題，并且傳播貫徹了。毛主席從七屆二中全會就講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又一再教導我們要狠抓階級斗爭這個綱，為什么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理解不深？原因在于我們學習不夠。從這次教訓中，我進一步體會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楊勇的發(fā)言避實就虛，一句也沒有“批鄧”。

“天安門事件”發(fā)生后，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1976年中央5號文件通知全黨“深入揭發(fā)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雖然還稱鄧小平是同志，但很顯然，問題的性質(zhì)變了。在回新疆之前，會議要求各單位回去自行翻印《清華大學大字報選編》，楊勇說：我們一不翻印，二不傳達。楊勇還分別對郭林祥、司馬義·艾買提、何林兆說，對于“批鄧”，我是想不通的。小平同志沒有錯，這樣做不得人心。楊勇對“文革”以來鄧小平的遭遇一直憤憤不平，不止一次說，打倒小平同志我想不通。在聽取軍區(qū)關(guān)于清查有關(guān)“天安門事件”的人和事的情況匯報后，楊勇囑咐政治部展副主任，運動中盡量少傷害人。楊勇說：今天匯報的那些，都算不了啥問題，不必那么認真。實際上文件上印的未必都是真話，所謂謠言未必都是假的，大人物說的未必都對，老百姓的話卻往往是真理。

在自治區(qū)召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前，楊勇對自治區(qū)和軍區(qū)的主要負責同志說，對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是想不通的，現(xiàn)在又不能不表態(tài)，我們是在違心地辦事啊……可是，我們也只能退到這一步，無論如何不能再退，不能在新疆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資派”，這點我們能不能辦到？大家齊聲說：能辦到！那好，這個關(guān)我們一起把好。楊勇說，將來有人追究起來，我們一起負責，首先是我負責。我相信毛主席對“上海幫”的批評沒有錯，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確的，在新疆我們?nèi)匀灰獔猿?號文件和13號文件的精神，對于貫徹這兩個文件時處理過的問題我們不能翻。

那一段，楊勇把主要精力放到軍隊工作上，對邊防、戰(zhàn)備和軍事訓練抓得越來越緊。從6月1日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召開過21次軍區(qū)常委會，竟沒有一次是專門討論“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只有一次在研究向自治區(qū)負責人匯報的內(nèi)容時，有“批鄧”的一點表面情況。盡管這樣，楊勇的內(nèi)心仍很痛苦，他私下常對一些同志說，以后見了小平同志，我要當面向他做檢查，請求小平同志諒解。

“三楊開泰”——楊勇、楊得志、楊成武在一起

接二連三看望鄧小平

楊勇第二次看望鄧小平，是在去朝鮮訪問之前。楊勇對鄧小平特別尊重，他還是用戰(zhàn)爭年代的稱呼，叫他鄧政委，鄧小平也答應(yīng)。在所有的中央領(lǐng)導人面前，楊勇就是在鄧小平面前最無拘無束。鄧小平對楊勇十分信任。楊勇知道他在小平同志那里說話的分量，一般小事他不提，他提的建議鄧小平大都采納。

粉碎“四人幫”已經(jīng)半年多了，鄧小平還沒有恢復工作，“天安門事件”也還沒有平反。清明節(jié)前后，天安門廣場又出現(xiàn)自發(fā)的群眾集會，紀念“四五”運動，強烈要求恢復鄧小平的黨內(nèi)外職務(wù)，人心所向啊。

中央工作會議結(jié)束后，楊勇回到新疆。不久，接到通知，要他準備率團赴朝訪問。這次赴朝訪問的名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友好參觀團”，由楊勇任團長，空軍副司令員吳富善任副團長。

楊勇剛到北京，羅瑞卿就來看望他。接著是王尚榮。陳錫聯(lián)在羅瑞卿和王尚榮之后也來看望楊勇。他們簡單談了談，然后由陳錫聯(lián)代表葉劍英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陳錫聯(lián)說，這次軍委決定派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主要任務(wù)是回訪。因為朝鮮同志來訪了好幾次，我們沒有回訪，朝鮮同志有意見，他們也不好再來。因此，軍委決定以楊勇同志為團長，他當過志愿軍司令員，身份比較合適。出國前，代表團成員在京西賓館集中。羅瑞卿是晚上來找楊勇的，他們在屋里談了近兩個小時。羅瑞卿走時，楊勇扶著羅瑞卿的輪椅，邊走邊談，一直把他送上車。在路上的談話秘書聽到了，他們在說小平同志4月10日寫給中央的那封信。羅瑞卿說：小平同志在信中提出的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體系”，就是針對“兩個凡是”的。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實際上是在維護“四人幫”設(shè)置的禁區(qū)，甚至在搞新的禁區(qū)，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我們黨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們的事業(yè)就不能前進！楊勇連連表示同意。

就在羅瑞卿來的那天晚上，王尚榮也來看望楊勇。楊勇說打算從朝鮮回來后去看望小平同志。王尚榮建議，還是走前去比回來去好，以便朝鮮同志問到鄧的近況時好答復。楊勇接受了他的意見。王尚榮走后不久，打來電話，說已與小平同志處聯(lián)系好，就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0點，用他自己的車接楊勇到西山。

隔了20多天又見到小平同志，楊勇的心情很好。他到時，鄧小平正好從山上散步回來。鄧小平住在西山，院子不大，沒有一棵樹，順山建起的房子也不多，但引人注目的是，很陡的山坡上有一條筆直的小路，是鄧小平每天上山下山踩出來的。楊勇看見鄧小平走山路比年輕人還快，沒有一點老態(tài)。楊勇從朝鮮回國后，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金主席談話中還關(guān)心鄧小平同志何時出來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說，我見過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強。因為留在北京開會，楊勇第三次去看望了鄧小平。這一次，他帶回一個好消息，鄧小平很快就要出來工作了。7月，楊勇到北京參加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就在這次會上，一致通過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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