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聿溫

彭德懷在抗美援朝戰場指揮作戰

1966年底，尚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擔任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剛剛一年的彭德懷落入紅衛兵之手，成了紅衛兵的“戰利品”。經過一番波折，彭德懷被手持“尚方寶劍”的紅衛兵弄上火車，從成都押回北京，從此身陷囹圄，直到被迫害致死。

“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彭德懷自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罷官后，一直賦閑在北京西北郊掛甲屯吳家花園。日子怎么打發？他作為中央黨校的特別學員，參加政治學習。1961年11月，經毛澤東批準，他回故鄉湖南湘潭搞調查研究，50多天的辛苦調查后寫出5份報告，上報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學習、調研、思考的結果，他愈加對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持觀點充滿了自信，認為自己沒有錯，同時也認為毛澤東會消除對他的誤解，彌合兩人的分歧。

然而，彭德懷沒有想到，在接下來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即便廬山會議上也沒有聽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現在劉少奇的正式講話中：“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當時毛澤東插話：“只要不是里通外國。”彭德懷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他在吳家花園看了文件后，拍案而起，連聲喊道：“誣蔑，誣蔑！”隨后，他開始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申訴。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懷寫完了一封長達8.2萬字的信，即所謂《八萬言書》。到了年底，彭德懷又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對加諸他頭上的所謂篡軍、篡改軍史、收買人心、不同意軍事博物館塑毛澤東像等問題一一做了說明。但是，為他平反問題并沒有如他所愿地提到議事日程。

三年之后，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65年3月，美國出兵南越，中共中央在4月12日發出加強戰備的指示，決定加速三線建設。毛澤東認為，根據國內外形勢，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分配他們到外地，掛職下放。

9月11日上午，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和中組部副部長喬明甫代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和彭德懷談話，通知他，中央決定派他去大三線任副總指揮。彭德懷搖搖頭，表示自己犯了錯誤，說話沒人聽，對工業生產也沒有經驗，不愿去三線，仍希望去農村做調查。十天后，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請求允許他回到農村去。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后，決定次日同彭德懷談話。

9月23日8點15分，彭德懷如約準時到達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已在門口等候。握手過后，兩人輕松寒暄。毛澤東說：“現在要建設大三線，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后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以帶點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彭德懷還是不同意，他說：“搞工業是外行，完全無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無論如何，談話的氣氛是和諧寬松的，兩人在院子里邊走邊談。彭德懷談到在廬山會議上自己提到的三條保證：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地，自食其力。毛澤東說：“后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彭德懷聽了猛然一震。他感動地望了毛澤東一眼，心里熱乎乎的。

8點40分左右，談話正式開始，參加者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毛澤東說：“彭德懷同志去三線也許會搞出名堂來。建立黨的統一領導，成立三線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但彭德懷仍未接受。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一起勸說。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彭德懷同志去西南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他轉頭對坐在身旁的劉少奇說：“請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談話進行了五個半小時。彭德懷感到毛澤東的談話是誠懇的，心情十分激動，思想情緒也慢慢發生了變化。回到吳家花園，他立即提筆把和毛澤東的談話追記下來。在以后的“文革”時期寫“交代材料”中，彭德懷提及這次談話，還寫道：“主席諄諄教導使我終生難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絕了。”

不過，彭德懷的心頭也被投下新的陰影。毛澤東在送別他時，突然問了一句：“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對我說過要斗劉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吧？”彭德懷迷惑不解，為何又來了這樣一個大轉彎？后來，他在一份回憶中寫道：“反反復復回憶了兩天兩晚，睡眠時間很少，實在記不起有這樣的事情。即或說過這樣的話，也不能說這就是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吧。”盡管如此，在彭德懷心目中，整個會見的和諧氣氛還是壓倒了臨別前的這突然一問。

殊不知，突然一問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可為這突然一問做注腳的，是半個月前康生的一番話。9月7日，彭德懷、習仲勛專案委員會常委開會研究今后工作時，康生在會上講話說：“中央最近分配這些人（彭、黃、習）的工作，我們了解有兩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們審查他們的活動，所以我們不要松氣（有人插話：他們一出去，就會叫）；二方面還表示希望他們轉過來，轉不轉過來，全看他們自己。”

對此，彭德懷或許并未完全覺察到。

彭德懷在指揮“百團大戰”

大將軍走馬上任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懷抵達成都，住進永興巷7號。這里是三線建委的院子，彭德懷辦公兼宿舍的地方。與他同住的，是秘書綦魁英和警衛參謀景希珍。

到達的第二天，這位當年被毛澤東寫詩盛贊的“彭大將軍”內心揣著一把火，顧不得休息，立即開始了工作。他密集地聽取大三線各局負責人的情況匯報，拿個小本子，對照掛圖仔細記錄，不時詢問。12月10日，他第一次外出，到重慶參加三線建委政治工作會議。會后去了內江、自貢、威遠考察調研，了解天然氣和煤炭生產情況。

轉過年去，1966年一二月間，彭德懷在成都錦江飯店參加完三線建委年度總結計劃會后，第二次外出考察調研。這次的目的，是去渡口參觀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沿途，他視察了修建成昆鐵路的現場、西昌專區、石棉縣石棉礦，還特地去了紅軍長征時強渡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和他率紅軍攻打過的會理縣城。

4月19日，彭德懷第三次出行，視察川南煤礦。

5月25日，彭德懷準備第四次出行，經重慶、遵義到貴州看六盤水煤炭基地。誰知，第一天剛到大足，就接到三線建委要他馬上返回成都的緊急通知。

5月27日，彭德懷急返成都，原來是聽取于5月16日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傳達。彭德懷從傳達中得知，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候補書記楊尚昆被以“反黨”的罪名撤銷了職務。疾風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三線建委傳達完通知后，接著召開了座談會。座談會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彭德懷誠懇地說明、檢討，三次不能過關。座談會暫時收場后，西南局書記處決定建委成立一個批判組，寫文章在內部通報彭德懷的種種“問題”。彭德懷原本就擔心自己政治上有“辮子”，不便出來工作，這下就更增添了擔憂。他在筆記本中寫道：“這些簡報在各級干部會上傳播，這就把我做調查的道路堵塞了。”

彭德懷沒有料到，接下來運動的發展，不但完全毀滅了他最初下大力抓三線建設的決心和計劃，而且新賬舊賬一起算，把他從政治上、肉體上置于死地。

江青等人下令揪回彭德懷

彭德懷剛到成都那幾天，由于各方面很忙，訂閱的幾份報紙沒有顧得上看。安頓下來后，他翻閱來成都前后積壓未看的報紙，正好他到成都那天（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于11月10日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看著看著，盛怒難當，摔了報紙，說：“簡直是胡說八道！”他思索了一會兒，對身旁工作人員說：“不管它，我們干我們的工作！”

1966年元旦剛過，圍繞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雖未指名，但越來越明顯地把彭德懷作為“當代海瑞”來影射了。不久前，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指點了吳晗的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2月22日，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談話時，再次談到吳晗的《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彭真說：根據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么組織聯系。次日，毛澤東約彭真談話，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后作政治結論。”

這些，彭德懷自然并不知情。他雖然對姚文元的文章極為氣憤，但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并且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現象早就深惡痛絕，認為應該通過搞“文化大革命”來防止“國變色”“黨變修”。

彭德懷密切關注著“文化大革命”。他經常上街看大字報，在永興巷院子里熱情接待闖進來的紅衛兵。開始是回答紅衛兵的提問，給他們講革命歷史、紅軍長征的路線、怎樣打仗等，后來是耐心解釋紅衛兵的責難，說他廬山會議上就是對“左”的做法有不同意見，并非反對毛主席，更非反黨。他對西南局李井泉等人回避紅衛兵的態度很不滿，反復說：“共產黨人不能怕群眾，不能怕群眾起來革命！”

在成都各方面秩序已很混亂的情況下，9月1日，西南局書記處兩次通知彭德懷，為了保證安全，讓他離開成都到大足縣躲一躲，彭德懷都拒絕了。9月初至20日，他還在成都參加了三線建設委員會召開的基本建設工作會議。

彭德懷對“文化大革命”和廬山會議的態度，引起了西南局的不滿。西南局一開始就對彭德懷看得很緊，“文化大革命”中把他的一舉一動不斷向中央匯報。據戚本禹回憶：“我接到了一個西南局寫來的報告，就兩張紙，很簡單。上面說彭德懷現在在四川很自在，到處去看大字報，并對自己的問題進行翻案。當他看到批判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大字報的時候，他就笑。說，你們現在才知道反劉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對他了，你們還斗我呢。于是，我就和關鋒一起寫了一個報告，說彭德懷的翻案活動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12月4日，彭德懷起草了致毛澤東的信：“我到西南區工作已經過了一年。在京臨行前，承約談數小時，給予很多教益，并囑常寫信給您。愧無工作成績，致未提筆。今值您七十三年壽辰不遠之際，謹祝您健康！乘此，對西南區建設的某些看法和體會奉告如下。”信中匯報了在西南三線視察、參加會議的情況，并表示：“西南局和三線建委對我很不信任，怕我擴大個人影響。既然如此，請求去參加農業生產。”

12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決定：把“海瑞”彭德懷揪回北京予以批判。用江青的話說：我們忙得不可開交，彭德懷卻在那里幸災樂禍，優哉游哉的。聽說他在四川經常上街看大字報，與人談話，很逍遙自在嘛！應該把他抓回來，要他交代問題，接受群眾批判！

地院東方紅揪彭一波三折

將彭德懷揪回北京，由中央文革炙手可熱的戚本禹于12月14日下達命令給了北京地質學院（以下簡稱“北地”）東方紅一號頭頭朱成昭。17日上午，朱成昭打電話給遠在重慶串聯的北地東方紅二號頭頭王大賓，要他帶人落實揪彭任務。

朱成昭的電話沒有直接找到王大賓，而是由北地東方紅駐渝聯絡站轉告的。朱成昭叫王大賓馬上趕到成都，負責集合北地東方紅在四川串聯的同學，完成黨中央、中央文革交給的這一重要任務。

12月18日7點，王大賓帶人從重慶坐火車到達成都后，才知道朱成昭為了完成揪彭任務，已經調集北地東方紅到四川串聯的紅衛兵同學100多人到了成都，并且已經由本組織的王大來等人先期和彭德懷接觸過了。由于王大來等人揪彭不力，朱成昭才讓王大賓趕來成都親辦。

王大賓立即聽取王大來等人的情況匯報，眼下的情況令王大賓既感驚訝，又覺頭疼。

成都那么大，王大來他們又不認識彭德懷，是怎么找到的呢？他們安排兩名紅衛兵鄭文卿、張華清在地質局找到彭德懷的照片后，根據彭德懷現在是三線建委副主任的線索，先找到了三線建委的辦公地，然后在大門外守候。守了一天，直到天黑，看見一老一少從三線建委大院走出來。他們與手中彭德懷的照片一對照，感覺年老的有點像彭德懷，于是趕緊跟過去。這一老一少一路走，一路看大字報，撿傳單，還向發傳單的人要傳單。因為天黑看不清面孔，他們跟得很近，聽到了老者的咳嗽聲，由此判斷老者感冒了，可能會到前面的藥店買藥。于是，他們先一步進了前面的藥店。果然，不久，一老一少就進了藥店買感冒藥。鄭文卿在燈光下較清楚地看出了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懷。他還不放心，又主動上前詢問：“您是不是彭老總呀？”彭德懷點頭：“是的，我是彭德懷。”

彭德懷找到了，他的情況，比如立場、觀點、政治態度又怎么樣呢？找到彭德懷的當晚，王大來等人就到彭德懷的住處和他進行了一番交談。彭德懷很高興和地院紅衛兵交談，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么說什么，其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感染了王大來等人。12月15日晚和16日上午、下午，他們連談三次，做了50多頁記錄。王大來等人討論后得出的意見是：彭德懷現在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支持批判劉少奇的，建議現在不應該再揪斗彭德懷。

12月16日晚，王大來把他們的意見打電話匯報給了朱成昭。朱成昭在電話中批評王大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們右傾。”王大來堅持己見，朱成昭就說：“這事你不要管了。我通知王大賓馬上到成都來負責這個任務。”

王大賓認真閱看了王大來他們和彭德懷三次談話的記錄，對彭德懷的遭遇產生了同情，認為王大來等人關于不揪斗彭德懷的意見有道理。但考慮到揪彭事關重大，為了穩妥起見，他還是決定見一見彭德懷。12月18日下午，王大賓在王大來、鄭文卿等人的陪同下，到永興巷7號拜訪了彭德懷。他們一口氣談了兩個多小時，話很投機。于是，王大賓決定支持王大來等人的意見。

當晚，王大賓電話向朱成昭匯報說：“王大來的意見是對的，彭德懷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比我們還深刻。彭德懷來三線工作是毛主席安排的。到三線工作一年，作風樸素，平易近人，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很好，令人敬佩。對‘文化大革命’，彭德懷堅決支持擁護，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過去問題，廬山會議已經解決，現在又沒有發現什么新的問題。對彭德懷搞過頭的事，我相信劉少奇等人有責任。文革運動劉少奇對推行資產階級路線應負主要責任。這時揪斗彭德懷會轉移我們斗爭的大方向。我們應該將我們這個意見向毛主席、黨中央，向中央文革匯報，請他們考慮后再做決定。”朱成昭不同意王大賓的意見，但在王大賓的堅持下，還是同意成都方面次日派王大來、鄭文卿兩人帶上材料回京當面匯報。

對中央文革的命令小心謹慎的朱成昭怕成都來的兩人說話沖，便另外派了北地東方紅總部的作戰部部長楊雨中去向中央文革匯報。結果，遭到戚本禹訓斥。戚本禹對楊雨中遞上的與彭德懷談話的材料看也沒看，說：“你們立場動搖！你們上了彭德懷的當了！”然后斷然下令：“你們趕緊再派人去成都，將彭德懷揪回北京！”江青也批評朱成昭說：“你這也能那也能，一個反黨分子彭德懷都揪不回北京。”

于是，朱成昭決定派北地東方紅作戰部副部長胡樂成作為“特使”，立即趕赴成都，督辦揪彭。

為揪彭兩派紅衛兵爭功

胡樂成是手持“尚方寶劍”趕赴成都的，他帶來周恩來的三點指示：“一、北地東方紅要和成都軍區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懷護送回去；二、為確保安全，只能坐火車，不能乘飛機，火車途中，隨時向中央報告；三、不允許在成都開會批判彭德懷。此事要秘密進行安排，不聲張。”

12月22日11點，胡樂成到了成都的地院聯絡站。傳達了中央關于揪彭的指示后，他們立即分頭行動，到成都軍區聯系派干部安全護送，到成都鐵路局聯系進京專列。下午4點左右，一切準備停當。具體安排是：乘坐次日早上8點多成都開往北京的特快，加掛三節車廂，一節軟臥車廂由彭德懷及隨行人員乘坐，兩節硬臥車廂由北地東方紅100多名紅衛兵乘坐。

第二天一早，王大賓、胡樂成等人到永興巷7號去接人時，彭德懷不見了！一問秘書綦魁英，才知道凌晨3點左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的紅衛兵翻墻進來，聲稱奉中央命令，強行把彭德懷抓走了！

原來，戚本禹見地院東方紅對揪彭不積極，便又把任務下達給了另一個造反派組織——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他對北航紅旗的一號頭頭韓愛晶說：如果他們（指北地東方紅）不肯把彭德懷揪回來，就由你們來辦！韓愛晶一口答應。

北地東方紅和北航紅旗雖然在京齊名，但在成都地區，他們觀點對立，分別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就這樣，圍繞完成中央文革的揪彭命令，兩派紅衛兵陷入了一番爭斗。

彭德懷被抓到哪里去了呢？北地東方紅第一步追到北航紅旗駐蓉聯絡站要人。一開始，北航紅旗不承認是他們抓走了彭德懷，后來不得不承認了，但又不告訴把彭德懷藏到什么地方了。兩派都聲稱奉中央文革命令揪彭回京，都想立頭功。

兩派紅衛兵開始了艱苦談判。北地東方紅說，我們有周總理三點指示，而且聯系好了成都軍區和鐵路專列，你們應當把彭德懷交給我們。北航紅旗說，我們有韓愛晶親自下達的命令，韓愛晶聽戚本禹的，我們聽韓愛晶的。北地東方紅退了一步，說你們先抓了彭德懷，我們同意以你們為主，我們兩家共同對彭德懷的安全負責，共同揪他回京。但北航紅旗就是不松口，說得請示韓愛晶。談判進行了一個多小時，雙方互不相讓，形成僵局。

就在北地東方紅王大賓、胡樂成等人和北航紅旗談判的時候，北地東方紅的另一部分同學，通過其他途徑，找到了被北航紅旗藏在成都地質學院一間教室里的彭德懷。當時，陪同彭德懷的，只有他的警衛參謀景希珍。北地東方紅的人對彭德懷說：“彭總，我們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紅衛兵，接到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們護送你回北京。”彭德懷認識他們，爽快地說：“去哪兒都行。”說著，他提起隨身帶的一個旅行包就走。就這樣，趁北航紅旗的人還沒有反應過來，北地東方紅立即帶彭德懷上了一輛小轎車，在兩輛宣傳車的掩護下，駛出成都地質學院。汽車又故意在成都大街上繞行幾圈，才駛進了四川省地質局。他們將彭德懷安排進局長辦公室住下，立即封鎖了辦公大樓進出的全部通道，防止北航紅旗來搶人。隨后，他們又通報了成都軍區，軍區馬上派了一個排的解放軍過來加強保衛警戒。

歷經這樣一番波折，12月23日8點多去北京的列車已經誤點，只好另外申請專列了。經成都鐵路局請示鐵道部，最快也只能安排在25日，在成都至北京的34次普快的車尾，為彭德懷加掛一節軟臥車廂，另外加掛兩節硬臥車廂，坐北地東方紅護送的100多名學生。

兩派爭功，跌宕起伏，最后彭德懷還是落入北地東方紅之手。王大賓將彭德懷送上專列后，走下車廂，準備回宜賓老家看望已五年沒見面的母親。擔任護送任務的成都軍區干部谷正嶺立即跟下去，嚴肅地要求王大賓和他一起護送彭德懷回京，因為他指揮不了紅衛兵。王大賓想了想，又回到了車上。

12月25日晚，34次列車從成都開出。軟臥車廂里和彭德懷一起的，除了秘書綦魁英、警衛參謀景希珍，還有成都軍區干部谷正嶺和所帶的人，其中有兩個通信兵，以便隨時與周恩來聯系。王大賓指揮同學們關閉了列車前面車廂與后面加掛的三節車廂連接的車門，以防前面的乘客進入。沿途停靠站，同學們協助列車員把著車門，只讓自己人上下車打水、買吃的，不讓其他乘客上這三節車廂。為滿足同學們的好奇心，統一安排，每次過來四五個人，和彭德懷見面交談十分鐘。還安排了一些宣傳隊的同學，過來給彭德懷唱歌，表演小節目，以排遣旅途的孤寂，獻上一絲溫暖和慰藉。

總之，火車上兩天兩晚的時間，紅衛兵對彭德懷是尊敬和友好的。后來，景希珍《在彭總身邊》一書中寫道：“路上還好。不少紅衛兵對彭總頗為友好，只要列車一停，他們中間有的人就捧著他們從月臺上買的東西給他送來，有時是油餅，有時又是別的糕點。他們在人堆里擠著，喊著：‘遞過去，遞過去！給老頭子遞過去！’”

“文革”中，紅衛兵批斗彭德懷

彭德懷被揪回京后慘遭批斗

12月27日下午5點左右，彭德懷乘坐的34次列車抵達北京站。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拿出一個印有衛戍區字樣的大信封，上面寫著王大賓同志收。王大賓打開一看，是衛戍區轉達的周恩來給衛戍區的指示：“奉總理指示，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同志。”

北地東方紅的一號頭頭朱成昭帶人趕了過來，要把彭德懷帶回地質學院，衛戍區不允。一方說要執行周總理指示，另一方說要執行中央文革指示，為此雙方爭執起來。于是，李鐘奇向上請示匯報，朱成昭也給戚本禹打電話。不久，戚本禹趕到現場，在戚本禹指令下，朱成昭把彭德懷接到了地院。但四個小時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和李鐘奇就帶人來到地院，再次傳達周恩來的指示，將彭德懷帶到了衛戍區。周恩來同時還指示，可安排北航紅旗、北地東方紅各自派人與衛戍區的戰士共同看管彭德懷。從此，囚禁中的彭德懷，沒完沒了地被提審和寫交代材料。

1967年7月19日下午，經中央文革批準，北航與地院紅衛兵小會批斗彭德懷。批斗的主要問題是：一、為什么廬山會議上要反對毛主席？二、為什么要發動百團大戰？三、為什么搞大國沙文主義？韓愛晶對彭德懷的回答非常不滿，帶頭對彭德懷拳打腳踢。會后，彭德懷被打得胸部疼痛，呼吸困難，痰吐不出來，躺到床上不能動彈。

四天之后，267醫院對彭德懷的內傷做出X光檢查報告：一、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二、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三、右胸角內少量積液（血）；四、左肺下葉部分不張；五、胸腰椎老年性增生性脊椎炎。

又過了三天，根據中央文革指示，北航與地院聯合召開批斗彭德懷大會。10萬人批斗大會在北航大操場召開，拉來張聞天等人陪斗。會后，突然宣布對彭德懷、張聞天游街。上卡車時彭德懷再次遭到毒打，這次打得比上次還要厲害。晚上回來躺下，彭德懷自言自語地說：“這怎么得了啊！今天打得太嚴重了，扭得手痛，都木了。上次打的那骨頭也都痛了。”“打！把我打死算了。他們拿棍子打我，把我背上打壞了……”

此后，彭德懷又多次遭到批斗和毒打。在9月1日下午的批斗會上，甚至發生了少將打元帥耳光的事情——北京衛戍區一名副司令員動手打了彭德懷的臉。

1974年11月29日，身患直腸癌已經擴散的彭德懷，被迫害致死。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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