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7日，在國際俱樂部的一次酒會結束后，周總理把大家留了下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要講。

接著，周總理就板起了臉，嚴肅地批評了當時主管禮賓司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周總理話說得很嚴厲：“禮賓司對交際工作不夠重視，會見外賓不積極，接待不熱情……外交是展現國家形象的重要舞臺，你們卻如此不用心，把外交部表現得如此小家子氣，搞降低規格，低調迎接那一套……”

說到最后，周總理甚至對姬鵬飛說：交朋友怎么能舍不得花錢？以后如果你們禮賓司沒錢請客了，就用我的工資！

聽了周總理的話，現場的氣氛一下子變得非常緊張。在場的賀龍和喬冠華連忙打圓場說：“我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嘛！”

周總理這么嚴肅地批評姬鵬飛，姬鵬飛也感到有點委屈。因為降低歡迎外賓的規格，并不是他一個人看法，當時主持外交部主要工作的張聞天同志就是這個政策的積極推行者。

1956年，張聞天在外交部號召“反對鋪張浪費”，他認為，外交部的工作重點，應該在形勢政策的研究上，以及各種基本業務、規章制度的建設上，而不應該在接見個別記者、中外人士上花費太多的時間。尤其是在接待外賓時，不一定每次都要搞宏大場面，夾道歡迎，贈送大禮，搞得各單位、各地方都非常緊張，生怕哪里招待不周，結果往往搞過頭。于是，張聞天當時在外交部積極推進禮賓改革，要求適當降低接待規格，向國際接軌。

張聞天同志的這個看法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狀況有限，全國人們都在反對鋪張浪費，力行勤儉節約，外交部自然也應該能省則省。

但是，周總理卻不能完全同意這種看法，他的觀點也是很有道理的：帝國主義正在對我們實施封鎖，我們在國際上的處境相對孤立，這個時候，我們要努力交朋友，讓各國的朋友認識我們、了解我們。而招待朋友，就不能太小氣，要讓他們吃好喝好玩好，感受到我們的熱情，不能因為省那一點“小錢”耽誤了新中國外交事業的發展，放棄了我們中國人一貫的熱情待客之道。

據當時在外交部工作的何方同志回憶，張聞天同志在外部工作期間，對經常跑去飛機場和去看一些重要人士的禮節性工作時常感到不勝其煩。這一點早在延安時期就有表現了，比如當年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延安來采訪，寫了一本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里面有眾多中央領導同志的照片，唯獨沒有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同志。建國后，每次大家合影的時候，張聞天也總是讓別人站到前面，自己往后站。

1954年秋，張聞天擔任駐蘇聯大使期間，恰逢英國在野的工黨領袖艾德禮路過莫斯科，張聞天沒有去機場迎送艾德禮，而是按照之前的計劃去了列寧格勒，周總理為此來電批評了張聞天。張聞天則認為，自己外出是經過批準的，況且艾德禮是在野黨的領袖，不是英國的執政人物，他到莫斯科又只是路過，按照慣例是不必，或者不應該去接送他的。

實際上，周總理和張聞天的做法和觀點都不能說錯，不同的外交家有不同的外交風格，不同的歷史背景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張聞天也并不是反對熱情接待，周總理當然也不是支持鋪張浪費，一個優秀的外交家，通常是能夠很好地在兩種風格中找到平衡的。

除了這些小地方上的差別，在大的問題上，周總理和張聞天同志的配合還是非常默契的。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外交家，他們都是見過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也是比較接近的。

據胡喬木回憶，1958年周總理卸任外交部長，讓陳毅元帥接替的時候，中央曾考慮過要不要把張聞天從外交部調走，周總理認為，張聞天同志搞外交很有一套，大政方針把握得很好，工作認真仔細，是留下來協助陳毅同志工作的不二人選。由此可見周總理對張聞天同志工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