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國民黨的監獄被關押了5年的陳獨秀被提前釋放。當時毛主席委托周恩來去看望，并帶去問候，希望陳獨秀回到延安工作，陳獨秀卻說：“守常死了，延年死了，我也年紀大了，能怎么辦？”

最后，陳獨秀坐上一只小船，進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最后回到老家津，一直在這里孤苦到老。

1938年8月3日，陳獨秀回到江津縣。起初，他住在縣城的郭家公館，暫尋得一處安身之所。而到了次年5月，江津鄉紳楊學淵因仰慕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旗手”和“五四運動總司令”的赫赫聲名，懷著一片熱忱，盛情邀請他到楊氏祖屋鶴山坪石墻院居住。

在那里，陳獨秀的生活平淡而又質樸。他平日里除了在家專注地寫作外，早晚也會出門散散步，感受鄉間的寧靜氣息。隔三差五，他還會去趕趕附近的麻柳場、雙石場、五舉場，或是進縣城走走看看，融入到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僅如此，他還常常熱心地幫坪上的老百姓在紅白喜事中寫寫對聯、記記賬之類的，在村民們眼中，他就仿佛是山里的一個老學究，親切而又平和。

后來，在好友的幫助下，陳獨秀在《時事新報》擔任編輯，每個月能有160塊錢的稿費收入。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這160塊錢雖說可以在江津買50斤大米，可對于他那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來說，依舊是杯水車薪。

晚年的陳獨秀，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過得孤苦伶仃，令人心生憐憫。他在寫作的時候，甚至還會突然暈倒，狀況著實堪憂。陳太太見狀，心急如焚，立刻帶著陳獨秀前往重慶治病，希望能緩解他的病痛，可這一路的艱辛與醫療費用等問題，又讓這個本就艱難的家庭雪上加霜。

很多人對此都頗為不解，以陳獨秀的才學與過往的影響力，他完全可以過上大富大貴的生活呀，為何非要回到這相對偏遠、看似“鳥不拉屎”的江津呢？其實，在他的晚年，擺在他面前的并非沒有更好的選擇。

一，蔣介石曾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出任國民黨勞動部部長，可陳獨秀卻毅然決然地狠心拒絕了，他不愿與蔣介石所代表的那股勢力同流合污。二，北大時期的好友胡適也曾邀請他去美國，在那里買個小房子，安安靜靜地做個利己主義者，遠離國內的紛擾與困苦，去過相對安逸舒適的生活。但陳獨秀同樣不為所動，拒絕了這份邀請.三，毛主席代表黨向他發出的邀請，希望他能去延安，重新回到黨內工作，繼續為革命事業發光發熱。可陳獨秀還是沒有選擇這條路，個中緣由或許復雜多樣，或是出于自身的顧慮。

周恩來出于對陳獨秀的敬重與關心，曾多次在生活上想要給予他照顧，可每一次都被陳獨秀婉言謝絕了，他似乎更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應對生活的種種。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江津溘然長逝，享年63歲，這位曾經在歷史舞臺上掀起過無數風云的人物，就這樣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由于買不起棺材，陳松年只能把父親暫時安置在江津康莊墓地，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6月，在親友們的熱心幫助下，陳松年才終于將父親的靈柩遷回安慶安葬，也算是讓陳獨秀落葉歸根，魂歸故里了。

解放后，因為陳獨秀的身份以及其他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陳延年和陳喬年的名字也鮮為人知，松年一家的家境依舊沒有得到改善，一家人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1953年時，陳松年已經48歲了，為了扛起一家生活的重擔，他在安慶一家窯廠辛苦打工。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就在這一年，毛主席抽空來到安徽視察，在和安慶書記聊天時，突然提及了這位曾經的北大老師陳獨秀。

毛主席關切地問道，陳獨秀的家里還有誰？”書記告訴毛主席，陳松年去了窯廠工作，生活艱難，聽說都把北京的老宅給賣了。

毛主席得知這一情況后，不禁感慨地說道：“哎，何必賣房子呢，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隨后，遵照主席的指示，陳延年和陳喬年的烈士身份得到了確認，松年一家很快便得到了組織上的關懷，每月都可以從安慶地委統戰部領到30元的補助，這對于處在困境中的松年一家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1990年，陳松年在安慶醫院與世長辭，享年81歲，那份在毛主席關懷下開始發放的補助金，一直發到了這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