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光

西安交通大學

社會學系

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

教授、研究員

郭小弦

西安交通大學

社會學系

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研究員

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比較

——結構跨越和資源獲取的雙重視角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5期

作者 | 李曉光、郭小弦

責任編輯 |胡含之

本文聚焦于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及其解釋機制。基于2017年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SSP），本文使用定位法和資源法測量個體社會資本，并對全球29個國家展開實證比較。研究發現，第一，不同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存在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本建構維持中的結構跨越性和激活動員中的資源獲取性。第二，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維度上的整合與分化態勢是影響個體社會資本國際差異的制度性力量。以上發現對于理解全球視野下人際交往模式的國際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個體社會資本深刻形塑著微觀生活機遇和宏觀社會整合。大量經典研究表明，無論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較高的社會資本不僅有助于個體的客觀行動，例如教育獲得、求職過程、地位獲得等（Granovetter，1973；Lin，2001；邊燕杰，2004；梁玉成，2010；趙延東、洪巖璧，2012；Beaman & Magruder，2012；Chen & Volker，2016），也有利于增進人們的主觀福祉，例如增強身心健康、提升幸福感知、降低孤獨體驗等（Binder et al.，2012；郭小弦、王建，2019；李曉光，2020）。正因如此，作為一種嵌入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個體社會資本隨著宏觀社會條件和微觀生命歷程呈現動態變化（李曉光、郭小弦，2022），成為現代社會整合的微觀基礎。

然而，社會資本存在國際差異嗎？長期以來，世界范圍的學者對這一問題具有濃厚興趣，但在理論解釋和實證檢驗方面亟待突破。新近研究發現，不同國家在社會參與、社會信任和社會資本方面均存在差異（Bian et al.，2020；Hadler et al.，2020；Sapin et al.，2020），但如何解釋這些差異？這是社會資本國際比較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理論上講，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等維度存在明顯差異，因此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將表現不同的社會交往模式。唯有抓住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等維度的根本性特征及其差異，方能有效解釋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

本文聚焦于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及其理論機制，重點分析個體社會資本建構維持中的結構跨越性和激活動員中的資源獲取性。本文的總體理論觀點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宏觀維度的整合與分化特征對個體交往的邊界跨越和資源獲取產生的結構制約越小、交往約束越少，則社會資本的產生源泉越豐富、個體的交往機會越多，進而社會資本質量越高；反之，上述宏觀特征對個體交往的邊界跨越和資源獲取產生的結構制約越大、交往約束越多，則社會資本質量越低。基于這一理論立場，本文聚焦于兩個研究問題：第一，不同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差異呈現何種模式？第二，如何解釋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本文的理論分析將從整合和分化的視角出發，探討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的宏觀整合與分化對個體社會資本的微觀影響。本文的實證分析將基于2017年國際社會調查項目，對29個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開展比較研究。

二、整合與分化：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比較與解釋機制

（一）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結構跨越和資源獲取

社會資本主要反映嵌入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研究長期存在兩種理論視角：集體社會資本和個體社會資本。研究集體社會資本的代表性學者有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這類社會資本主要反映嵌入集體層次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例如社區層次的互惠規范、社會信任等（Fukuyama，1995；Putnam，1995）。研究個體社會資本的代表性學者有林南、博特(Ronald S. Burt)等，這類社會資本強調嵌入個體層次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Burt，1992；Lin，2001；邊燕杰，2004），例如個體中心網及其附著的權力、財富、聲望等“有價值資源”（valued resources）(Lin,2001;林南，2005)。本文主要聚焦于個體社會資本，即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在目的性行動中可以被動員的社會資源（Lin，2001）。

在一個社會中，我們如何判斷個體社會資本的高低、結構及其效用？這本質上取決于個體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及其聯結的社會資源。依據現實社會中權力、財富、聲望等有價值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布，絕大多數社會結構可被視為一種層級化結構，例如“金字塔型結構”“橄欖型結構”，等等。在層級化結構中，個體社會資本的結構和效用可以通過兩個維度來捕捉。第一是社會資本的建構和維持過程中的結構跨越性。結構跨越性強調“與誰交往”的問題，即個體跨越不同社會結構位置、與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建立并維持聯系的交往特征。判斷結構跨越性可以使用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三個指標：達高性、廣泛性和異質性（Lin，2001）。達高性反映個體在社會結構中能觸及的最高社會位置，廣泛性反映個體所能觸及的最高和最低位置的差距，異質性反映個體所能觸及的社會網絡成員的位置的多樣程度（Lin，2001）。第二是社會資本的激活和動員過程中的資源獲取性。資源獲取性強調“交往有何用”的問題，即個體通過激活社會網絡而實際獲取的社會資源。資源獲取性可以通過資源法（resource generator）來捕捉，與定位法假定的潛在可獲取的資源相比，資源法更關注個體通過社會網絡能夠實際獲取的社會資源（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例如行動資源、信息資源或情感資源等。基于此，本文將從個體社會資本的結構跨越性和資源獲取性的雙重視角開展國際比較研究。

我們現在聚焦于個體社會資本建構和動員的影響因素：機會和約束的雙重作用。為何現實世界中個體之間社會資本存在差異？這一問題指向個體在建構社會資本時所面臨的機會和約束。我們不妨回到霍布斯關于社會秩序的思想實驗：假如人類社會處在原始自然狀態，個體之間絕對自由和平等，人們在獲取食物等重要資源時都能隨心所欲，不受任何約束，那么社會秩序將不復存在（霍布斯，1985），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亦將陷入紊亂狀態。正因如此，每個人需要讓渡部分權利，以產生一種社會制度或者共享觀念來維系社會秩序，實現社會整合（霍布斯，1985）。反過來看，正是這些制度設計或者觀念力量，既給個體的社會交往和社會行動提供了機會保證，同時也給個體交往施加了社會約束。社會網絡分析的鼻祖齊美爾在形式社會學中闡述的關于自由和約束的辯證關系也深刻揭示出這一道理：當個體加入特定社會網絡時，可以獲得充分表達個性的自由，但也會深受社會網絡的束縛，由此，約束成為自由的一個條件（Simmel，1955；周雪光，2003）。沿著社會網絡分析的脈絡，林南認為社會學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去分析行動者在社會結構帶來的機會和約束下如何對社會關系進行選擇（Lin，2001）。這里的社會結構既給人們創造了建立和激活社會資本的機會，也給社會成員施加了建構和動員社會資本的約束，個體正是在這種機會和約束之下選擇性地建立、維持和動員社會資本。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交往行動時所面臨的機會和約束主要源于那些嵌入社會中的層級化結構以及社會觀念。既有研究揭示出人類社會交往的一個普遍模式是同質性交往而非異質性交往，例如性別同質性、階層同質性、族裔同質性等（McPherson et al.，2001；李曉光，2020）。形成這種交往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層級結構、社會規范、觀念力量深刻約束了異質性交往，它們通過社會角色習得、社會分工機制、社會邊界塑造等過程深刻影響個體思維習慣和社會范疇分類（Douglas，1986），最終促使有相似角色、相似分工、相似觀念的社會成員聚在一起。盡管同質性交往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特征，但異質性交往卻常常能夠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優勢（梁玉成，2010；李曉光，2020）。因此，個體在建構社會資本的過程中會努力突破性別、階層、族群、體制等社會邊界的約束，以豐富社會網絡結構、提升社會資本含量（邊燕杰等，2012；李曉光，2020）。綜上，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或動員就是在層級結構或共享觀念提供的機會和約束之下突破社會邊界的約束，選擇性地建構或激活社會網絡的過程。基于此，社會資本國際比較研究的中心任務就是去捕捉國家層次的宏觀制度性力量如何形塑微觀個體交往中面臨的機會和約束。

（二）國家層次的解釋視角：整合機制與分化機制

我們現在轉向國家層次的分析：全球視野下各個國家社會成員的個體社會資本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有哪些解釋差異產生的理論機制？本文從整合與分化的視角出發，探討國家宏觀層次的制度結構、文化觀念等方面蘊含的整合與分化態勢及其對微觀個體社會資本建構產生的影響。整合與分化是社會學自誕生以來就關注的經典命題。從孔德的社會物理學、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孔德，1996；斯賓塞，1996）到韋伯的科層制理論、涂爾干的社會分工論（韋伯，1997；涂爾干，2000），再到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盧曼的社會分化論（Luhmann，1982；帕森斯，2003），這些經典社會學理論都指向一個共同問題：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文明進程中，人類社會的秩序維系何以可能？社會秩序維系的背后是分化機制與整合機制兩股力量的雙重變奏。正因如此，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被視為20世紀現代性社會學的主要模式（馬爾圖切利，2007）。

整合機制強調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構成要素、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文軍、朱士群，2000），這種整合態勢潛在地為社會資本建構和動員創造機會。現代社會中存在三種整合模式：制度性整合強調國家通過法律和政策等手段協調社會關系、實現社會治理，功能性整合通過統一社會勞動、強化社會合作、促進資源共享來維系社會秩序，認同性整合則從文化觀念、價值規范、意識形態等角度提供共同行為準則，從而實現秩序維系（黃玉捷，1997；文軍、朱士群，2000；楊建華，2016）。本文認為，整合機制蘊含至少兩種提升社會資本的動力：第一，功能性整合通過加強社會分工和合作，可以促進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互動和依賴關系，由此為社會資本的建構創造機會。第二，認同性整合通過加強社會成員在文化觀念、價值規范層面的相似性，也可以有效促進社會網絡的形成和社會資本的積累。由此，整合態勢有助于加強社會網絡建立過程中的結構跨越，從而成為社會資本來源的潛在動力。

分化機制旨在捕捉不同群體或社會系統因資源控制、功能分化而產生的不平等或差異化態勢，這種分化機制潛在地制約社會資本的建構和維持。分化過程可以表現為區域分化、階層分化、觀念分化等多個方面（文軍、朱士群，2000）。按照分化領域和力度差異，盧曼總結出三種分化模式：區隔分化強調不同家庭、部落等構成的異質性，階層分化強調不同階層在經濟、權力、聲望等維度的不平等，功能分化強調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出現的專業化態勢及其不平等（Luhmann，1982）。盧曼的分化模式與布勞（Peter M. Blau）關于社會結構分化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布勞認為現代社會存在兩種結構分化：一是水平分化或異質性，即社會成員在由類別表示的群體之間分布；二是垂直分化或不平等，即社會成員在由層級表示的地位之間分布（布勞，1991）。這兩種分化蘊含社會資本建構的潛在阻力：第一，水平分化造成的群體異質性可能會強化群體內部認同和固化群體之間的邊界（如族群邊界），這種邊界會約束不同群體成員間的社會聯系；第二，垂直分化產生的資源不平等也會固化群體之間的社會邊界（如階層邊界），這種邊界也制約不同群體成員間社會資本的建構、維持和動員。綜上所述，分化機制潛在地制約了社會網絡建立和社會資本的積累。

（三）社會資本的國際比較：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整合與分化

整合與分化是綜合性、抽象性的理論機制。綜合性體現在它力圖捕捉社會中權力、財富、聲望等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抽象性體現于研究者在實踐中難以直接用它測量國際差異。那么，如何在實證分析中有效捕捉不同國家的整合與分化機制？毫無疑問，各個國家的整合與分化體現在政治、財富、語言、生態等諸多社會維度（Luhmann，1982）。但在國際比較或社會變遷分析中，研究者需要有效捕捉對研究對象具有潛在影響的根本性制度特征（吉登斯，2009）。本文認為，國家層面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三個根本性維度是經濟、文化和社會。這三個維度不僅有助于捕捉現代國家的制度性、功能性和認同性的整合態勢（楊建華，2016），也有助于概括當代社會的垂直分化和水平分化態勢（Luhmann，1982）。本文的核心理論觀點是：不同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中所蘊含的整合與分化力量會導致個體社會資本的國別差異。這是因為不同國家在經濟、文化與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會影響個體建立、維持和動員社會網絡時所面臨的機會和約束，進而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結構跨越性和資源獲取性。下文將從整合與分化機制出發，分析經濟、社會、文化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如何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

1.經濟維度：經濟整合論和經濟分化論

經濟整合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則人們的社會資本相應越高。這一推論背后的邏輯是，國家層次的經濟發展水平深刻形塑著宏觀社會的職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實現職業結構的升級，高技能職業所占比例會越高（陸學藝，2004；吳曉剛、李曉光，2021）。由于社會資本嵌入不同職業結構位置的個體互動網絡之中（Lin，2001），經濟整合與經濟發展帶來的職業結構升級將有助于增強人際交往中的邊界跨越性，由此提升個體網絡的達高性、異質性和廣泛性，最終帶來社會資本增量。

經濟分化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經濟分化程度越高，則人們的社會資本就越低。所謂經濟分化，強調的是一個國家內部，社會成員在收入、財富等經濟資源占有方面的貧富差距或經濟不平等，譬如學界常用的基尼系數（Gini index）就是衡量貧富差距或經濟不平等的指標（Concei??o，2020；Davydov & Greselin，2020）。從理論上講，國家內部的經濟分化程度越高，則社會成員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程度越高、貧富差距越大。而經濟分化或貧富差距的上升將會加深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鴻溝（布勞，1991），不利于個體人際交往中的邊界跨越，從而制約社會網絡的形成和社會資本的積累。

2.文化維度：傳統世俗論和生存表達論

人類社會的文化習俗形塑著社會交往互動和社會資本積累。如何衡量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雖然在人們的經驗感知中各國的文化習俗大相徑庭，但是在學術研究中如何抽離和識別其背后不同的文化模式頗具挑戰。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從兩種理論取向評估了各國文化差異：一是傳統價值和世俗理性價值取向，二是生存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取向（Inglehart & Baker，2000;Inglehart & Welzel，2005）。本文從文化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出發，借鑒英格哈特等人的文化取向來分析國家層次的文化差異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提出傳統世俗論和生存表達論。

傳統世俗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文化觀念越是偏離傳統價值、偏向世俗理性，則人們的社會資本越高。傳統價值特別強調一個社會中宗教的重要性，并且推崇社會成員對傳統權威和家庭價值觀念的尊重（Inglehart & Baker，2000），由此潛在地造成社會邊界、交往區隔和分化態勢。世俗理性價值則不太強調宗教信仰、傳統權威和家庭觀念的作用（Inglehart & Baker，2000）。當一個社會的文化觀念更加偏向世俗理性而非傳統價值時，社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程度更高（Inglehart，1997）。傳統權威式微可以減少對人際交往中邊界跨越過程的約束，而世俗理性擴張則給個體社會資本積累創造更多機會（邊燕杰、郭小弦，2015）。因此，當國家層次的文化價值偏向世俗理性時，社會成員在社會交往中更可能達到老幼無別、貧富無分、種族無爭、階級無涉的狀態。

生存表達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文化觀念越是偏離生存價值、偏向自我表達，則人們的社會資本也越高。生存價值強調人們對經濟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重視，這樣的社會中通常信任程度低、社會容忍度低（Fukuyama，1995）；而自我表達價值將經濟和人身安全視為理所當然，更偏向對自我表達、主觀福祉和生活質量的追求，這樣的社會中一般信任程度高、社會容忍度高，人們特別重視環境保護、移民包容、性別平等、政治參與等價值觀念的表達（Inglehart & Baker，2000）。本文的理論推斷是：當國家層次的文化價值越是偏離生存價值、偏向自我表達，則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越可能表現出高度的社會信任、社會開放和社會包容。這種信任、開放和包容有利于增進人際交往過程中的邊界跨越性和資源獲取性。綜上所述，國家層次的文化價值對個體建構社會資本產生的約束作用越小、提供的交往機會越多，則個體社會資本就會越高。

3.社會維度：社會整合論和社會分化論

社會維度的國際差異如何形塑個體社會資本的形成？從理論上講，社會發展將有助于個體在社會交往中突破結構邊界的制約，為個體社會資本的形成創造機會；反之，社會分化則會影響人際交往的結構跨越性，制約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和動員。據此，我們提出社會整合論和社會分化論。

社會整合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則人們的社會資本就會越高。社會發展強調國家在國民健康、衛生設施、平等包容、可持續性、社會安全等維度的進步程度和發達程度，通過直接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環境等因素來判斷其社會福祉。從理論上講，國家層次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則社會的平等、包容、開放程度也相應越高（英克爾斯、史密斯，1992），這有助于增進人際交往中的邊界跨越性。據此推斷，社會發展程度的提升可以增強個體社會網絡中的達高性、異質性和廣泛性，提升個體社會資本。

社會分化論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層次的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則人們的社會資本就越低。此處的社會分化強調一個社會內部的社會不平等或階層分化程度，具體表現為社會成員在教育、財富、權力、地位等重要資源獲取上的不均衡狀態（Blau & Duncan，1967；李強，2008）。社會分化會加大各個階層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鴻溝（Lin，2001）。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往往更易與社會地位相似的人維持社會互動（McPherson et al.，2001），而社會分化則會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區隔（布勞，1991）。這種交往區隔或者分化態勢不利于人際交往中的邊界跨越，對社會資本的建構和動員產生約束。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7年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簡稱ISSP）。ISSP是一項持續近40年的跨國合作調查項目，每年圍繞全球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議題開展調查，2017年的調查主題為“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源”。該年調查覆蓋全球29個國家，調查對象主要為18歲以上的公民，調查內容包括人口學特征、社會網絡、社會參與等議題（Joye et al.，2019），能夠有效滿足本文分析需求。該數據樣本量為44493個，排除在社會網絡等核心變量上有缺失值的個案后，進入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量為39283個。

（二）變量測量

1.個體層次變量

本文的核心因變量為個體社會資本。定名法、定位法、資源法是測量個體社會網絡的三種主要方法。跨國實證研究發現，定位法和資源法具有回應率高、結構簡潔、跨文化性強等明顯優勢（Hadler et al.，2020; Sapin et al.，2020），因此成為ISSP2017調查中測量社會網絡的主要方法。

定位法主要測量社會資本的結構跨越性。定位法以社會結構位置為基礎，列出若干代表社會結構位置的職業，由被訪者回答其社會網絡成員中是否有從事這些職業的人，研究者通過分析被訪者與這些職業位置之間的社會聯系來測量個體社會資本（Lin & Dumin，1986）。ISSP2017確定了10類職業來測量個體社會網絡。依據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nternational Social-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簡稱ISEI）（Ganzeboom et al.，1992），本文對10類職業依次賦值，具體為：公交車或卡車司機（ISEI為36，下同）、大型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69）、家庭或辦公室清潔工（17）、美發師或理發師（32）、人力資源經理或人事經理（68）、律師（85）、汽車維修工（38）、護士（42）、警察（53）和初中老師（63）。ISSP在使用定位法測量時還區分了被訪者與其社會網絡成員的三種關系類型：“家人或親屬”“親密朋友”“打過交道的人”。

依據定位法原理，本文通過網絡頂端、網絡差異、網絡范圍和網絡均值來測量社會資本。網絡頂端反映個體社會網絡的達高性程度，通過網絡成員中的最高ISEI值來測量。網絡差異反映社會網絡的異質性程度，通過網絡成員中涉及的職業種類數來測量。網絡范圍反映社會網絡的廣泛性程度，通過網絡成員的最高ISEI值和最低ISEI值之差來測量。網絡均值反映社會網絡資源的平均水平，通過網絡成員的平均ISEI值來測量（Li et al.，2008；李曉光、郭小弦，2022）。基于這四個指標，我們界定了兩個社會資本變量。一是綜合社會資本，即被訪者在每種職業類型中只要有任何認識的“家人或親屬”“親密朋友”或“打交道的人”，則該職業位置進入社會資本計算。通過因子分析對四個網絡指標進行降維，并將取值范圍處理為0到100之間，得到綜合層次的社會資本變量。二是區分關系強弱的社會資本，將“家人或親屬”和“親密朋友”作為強關系，將“打交道的人”作為弱關系，并分別通過因子分析得到強關系和弱關系社會資本。

資源法主要測量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性。資源法以社會資源類型為基礎，直接詢問被訪者在需要不同類型的幫助時，潛在求助對象的類型和結構特征（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相較于定位法，資源法的主要優勢是測量了實際能獲取的社會資源，而非假設能獲取的資源或幫助（van der Gaag & Snijders，2005；Kawachi et al.，2008）。依據資源法，ISSP2017通過詢問被訪者在不同情境下需要幫助時首先會找的求助對象，測量了三種資源類型：以家務幫助和生病照料為代表的行動資源、以提供建議為代表的信息資源和以傾訴壓抑和情感陪伴為代表的情感資源（Joye et al.，2019）。求助對象被劃分為七個類別，依次為關系密切的家人、關系稍遠的家人、親密朋友、鄰居、同事、其他人和無人可找。本文將家人和親密朋友界定為強關系，將鄰居、同事和其他人界定為弱關系，將無人可找界定為無關系。本文使用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對三種資源類型中涉及的情境進行降維處理，并將取值范圍處理為0到100之間，由此得到基于資源法的社會資本。

表1為描述性統計結果。本文在分析中控制了個體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在職狀態、工作部門、職業類型及城鄉居住地。

2.國家層次變量

國家層次的解釋變量來自兩個外部數據：聯合國統計數據和世界價值觀調查。由于本文使用的數據調查年份在2017年，為保證“因在果前”的時間順序，我們選取的各項指標均為2017年及以前，并將其合并到ISSP2017數據中。

經濟維度和社會維度的統計指標來自聯合國統計數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數據中心提供了150個全球指標和綜合指數（Concei??o，2020），這些指標覆蓋人口、教育、健康、收入、工作等多個維度。經濟發展程度的測量采用20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它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常用指標。經濟分化程度的測量采用2010年到2016年的基尼系數，這是衡量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社會發展程度的測量采用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這是由聯合國開發的、衡量各個國家社會發展程度的綜合指標。社會分化程度的測量采用人類不平等指數（Coefficient of Human Inequality,簡稱CHI），該指標通過綜合預期壽命、教育等維度的不平等來反映一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另外，實證模型納入國家總人口和國家教育發展程度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國家教育發展程度的測量采用教育指數（educational index）。為了比較國家層面不同指標的影響，本文將所有指標進行標準化，取值范圍處理為0到100之間。

文化維度的統計指標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為了測量國家層面的文化差異，本文選取2012年至2016年基于世界價值觀調查產生的“英格哈特—韋爾茲文化地圖”數據，該數據提供了全球不同國家在四個文化觀念指標上的得分情況（Inglehart & Welzel, 2005），包括傳統價值得分、世俗價值得分、生存價值得分和自我表達得分。傳統價值和世俗價值得分測量的是人們對民族自豪、權威尊重、宗教信仰、墮胎行為等方面的態度評價。生存價值和自我表達得分測量的是人們對經濟安全、人身安全、主觀福祉和社會信任等維度的態度評價。世界價值觀調查機構對這些指標進行降維處理，最后得到各國在四個文化觀念指標上的得分。本文將以上四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取值為0到100之間。

（三）統計模型

本文主要使用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這是因為本研究使用的數據庫包含不同層次的變量，其中國家層次的變量為高層變量，個體層次的變量為低層變量。參考既往研究（梁玉成，2012），我們選擇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該模型在本文實證分析中具有兩個優勢。第一，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可以有效捕捉國家內部個體的同質性特征。同一國家內部的個體往往會共享一些特征，例如文化習慣、社會觀念等，因此可能會在社會資本建構過程中呈現相似的模式。如果采用一般線性回歸，則無法有效解決國家內部個體之間的同質性問題。第二，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國家之間的異質性特征。以因變量社會資本為例，我們可以對模型設定中的高層變量進行拓展，納入針對隨機截距的高層解釋變量（例如國家層面的經濟、文化、社會等維度的變量），由此來解釋各個國家在社會資本指標上的異質性問題。

四、實證結果

（一）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模式：結構跨越和資源獲取

在全球視野下，不同國家居民的個體社會資本呈現何種差異模式？我們首先聚焦于定位法測量的個體社會資本，這里重點比較個體社會網絡的結構跨越性。圖1為實證結果，模型以澳大利亞作為參照項，我們可得三個初步發現。第一，社會資本的總量比較顯示：冰島、印度、以色列、斯洛伐克相對較高，而中國、日本、泰國、俄羅斯則相對較低。從區域來看，北歐國家整體處于較高水平，而東亞國家處于較低水平。第二，網絡結構的比較顯示與總量一致的規律。社會資本較低的日本、泰國等國，個體的社會網絡范圍、網絡頂端、網絡差異得分都相對較低；社會資本較高的冰島、斯洛伐克等國，個體的網絡范圍更廣、網絡頂端更高、網絡差異更大。第三，區分了關系強弱的國際比較表明，基于弱關系的社會結構跨越對社會資本的提升效應相對更強。在冰島、印度、墨西哥、蘇里南、美國等國，個體更傾向于和不同社會位置的親戚、熟人、密友建立社會聯系，因此強關系社會資本高于弱關系社會資本；相反，在奧地利、克羅地亞、捷克、芬蘭、德國、瑞典等國，個體更可能與不同社會位置的非親屬建立網絡，因此弱關系社會資本高于強關系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總量也相對較高。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定位法的確可以有效評估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特別能夠捕捉個體社會網絡的結構跨越性。但有兩個問題需要反思。第一，以上發現只是對國家層面一般規律的描述，并不意味著所有個體都符合這些模式。正如圖1中置信區間所示，社會資本不僅在國家之間存在差異，而且在一國內部的社會成員之間也存在差異。這意味著，在高社會資本均值的國家內部，也不乏社會資本較低的個體；而在低社會資本均值的國家內部，也有社會資本較高的成員。第二，盡管定位法在測量個體社會網絡的結構跨越性層面有獨特優勢，但我們必須對其潛在劣勢保持謹慎。以中國和日本為例，作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代表，關系文化的經久不衰已經成為東亞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這種關系文化的盛行理應提升個體社會資本。但基于定位法的發現卻恰恰相反，即東亞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相對較低。如何理解這一悖論？一個潛在原因是定位法的測量僅包含職業位置或業緣關系，難以捕捉血緣、地緣、學緣等維度的網絡結構和網絡資源。

現在轉向基于資源法的社會資本國際比較，這里重點比較的是實際獲取的網絡資源。通過解讀圖2，我們可得以下初步發現。第一，就社會資本的實際獲取而言，中國、俄羅斯、菲律賓、德國、西班牙等國的水平相對較高，而法國、芬蘭、印度、泰國、南非等國相對較低。從全球不同區域來看，東亞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相對較高，北歐和非洲國家相對較低。第二，資源類型的國際比較揭示了社會資本內部的高度異質性。以社會資本較高的五個國家為例，行動資源、信息資源、情感資源的排序完全不同，這表明不同國家居民在社會網絡的具體功能用途和實際資源獲取上都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的資源類型分布顯示，個體社會網絡提供的信息資源最多，行動資源次之，情感資源最少，表明人們更注重社交關系、信息獲取和實際幫助。第三，區分了關系強弱的國際比較表明，基于強關系的社會資本對于實際資源獲取更加有效。在中國、俄羅斯、菲律賓等基于資源法測定的社會資本較高的國家中，有價值資源更有可能通過強關系網絡獲取，即人們需要行動資源、工具資源或情感資源時，更有可能通過家人或者親密朋友獲取。相反，在法國、芬蘭、印度、泰國等資源法測定的社會資本相對較低的國家中，人們更有可能通過鄰居、同事、其他人等弱關系網絡來獲取所需資源。綜合來看，資源法也可以有效捕捉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但它主要捕捉的是實際獲取的網絡資源。一方面，基于關系強弱的國際比較揭示了強關系網絡在實際獲取資源中具有更強效用；另一方面，基于資源類型的國際比較表明，在不同國家內部，個體網絡實際傳遞的資源具有高度異質性。

綜合以上基于定位法和資源法的國際比較結果，我們有必要深入討論二者揭示的規律差異及其現實含義。總體而言，社會資本是一個理論內涵比較復雜的概念，在開展國際比較時，需要特別厘清比較的具體范疇。正如本文實證結果所示，盡管定位法和資源法已經成為世界社會網絡分析領域最受認可且被廣泛使用的測量題器，但是基于這兩種方法的社會資本國際比較結果存在較大差異。原因在于，兩種方法在測量時聚焦的維度有所不同。首先，定位法主要關注社會網絡的結構跨越性，而資源法則重點關注社會網絡的資源獲取性，兩種不同的測量邏輯在根本上導致了國際比較結論的差異。以中國社會為例，盡管定位法的結果揭示了社會成員在跨越社會結構、建立社會網絡、維持社會聯系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但資源法的結果表明人們通過社會網絡實際獲取的社會資源存在明顯優勢。其次，區分了關系強弱的國際比較也揭示了二者的差異，在定位法中弱關系網絡對于促進結構跨越的效應更強，而在資源法中強關系網絡對于獲取實際資源的效應更強。這些發現揭示了社會資本國際差異模式的多維面相及其復雜情境，如何構建解釋這些復雜模式的理論機制成為國際比較研究中的一個挑戰。

（二）國際差異模式的解釋機制：整合與分化的視角

本文從整合與分化的視角來解釋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特別聚焦于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與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表2為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的分析結果，所有模型已經控制個體層次變量，并納入高層解釋變量。

1.經濟維度的整合與分化

我們首先聚焦于經濟整合與經濟分化對社會資本國際差異的影響。基于定位法的分析（模型組1）顯示，各國在經濟維度的差異的確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結構跨越性。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則個體社會資本明顯越高，表明經濟發展的確可以帶來人們社會資本的增量，尤其會增加強關系社會資本。但經濟分化程度的結果呈現相反趨勢：分化程度越高，社會資本明顯越低。這意味著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差距等經濟不平等問題會抑制人們社會資本的建構和維持，無論強關系還是弱關系，經濟分化水平的上升都會顯著抑制社會結構邊界的跨越。綜合來看，經濟維度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呈現整合與分化的趨勢：一方面，經濟發展或整合趨勢可以給人們的結構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本建構帶來更多機會；另一方面，經濟不平等或分化趨勢會制約個體的結構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本建構。

基于資源法的分析（模型組2）顯示，經濟分化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激活動員過程和實際資源獲取。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不會影響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無論強關系資本還是弱關系資本，其影響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表明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并不會創造社會資本動員和資源獲取的顯著優勢。相反，經濟分化程度的加劇會顯著促進社會資本的實際資源獲取，尤其會促進強關系資源獲取，而抑制弱關系資源獲取。由此可見，經濟分化的加劇會提高人們使用社會網絡的動力，并且主要借助強關系網絡來獲取有價值資源。綜合定位法和資源法的分析結果可知，經濟分化的加劇盡管抑制了結構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本形成，但是會促進社會資本動員和網絡資源獲取，并且主要促進人們從強關系網絡中獲取社會資源。

2.文化維度的整合與分化

現在轉向文化維度的國際差異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基于定位法的分析（模型組1）顯示，文化維度的整合與分化顯著影響個體社會網絡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本形成。第一，從傳統和世俗價值的取向看，傳統價值會抑制社會資本建構，而世俗價值會促進社會資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價值取向的抑制作用在強關系和弱關系網絡中都得以體現，而世俗價值取向則主要通過打破結構邊界制約來促進強關系社會資本的形成。第二，從生存和自我表達價值的取向看，生存價值會抑制社會資本形成，而自我表達價值會促進社會資本建構。區分關系強弱之后的分析表明，生存價值取向主要抑制弱關系社會資本的形成。當文化觀念偏向生存價值時，社會信任和社會包容程度低，這會抑制弱關系網絡的建立和維持。由此可見，文化觀念越是偏向于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即強調宗教信仰、權威等級、經濟安全等，對社會資本建構產生的制約作用越大；文化觀念越是偏向于世俗價值和自我表達，即強調經濟理性、主觀福祉、社會信任和社會包容等，則會給建構社會資本創造更多的機會。

基于資源法的分析（模型組2）顯示，文化維度的國家差異會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實際資源獲取。傳統價值和世俗價值差異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但生存價值和自我表達的差異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具體而言，生存價值得分越高，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得分顯著越低，且主要抑制人們通過強關系網絡獲取社會資源。反之，自我表達價值得分越高，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得分也明顯越高，且主要促進強關系網絡的資源獲取，而抑制弱關系網絡的資源獲取。

綜上所述，關于定位法和資源法的實證發現揭示了國家層次文化價值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一般規律：偏向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的文化取向會抑制個體社會交往中的結構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源獲取，而偏向世俗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的文化取向有助于個體社會交往中的結構邊界跨越、社會資本形成和實際資源獲取。

3.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

最后，我們聚焦于社會整合與社會分化對社會資本國際差異的影響。基于定位法的結果（模型組1）顯示，各國在社會維度的差異的確會影響社會交往的結構邊界跨越和社會資本形成，但作用方向與理論預期相反。根據理論推斷，國家層次的社會發展會促進社會資本建構，社會分化則會抑制社會資本的形成。但定位法的結果表明：國家層次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則個體社會資本顯著越低；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則社會資本顯著越高。如何理解這一發現？本文認為，當國家層次的社會發展程度較高時，人們在居住環境、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能夠通過正式制度和個人努力實現，個體通過建構社會資本或非正式社會聯系來滿足這些需求的動力可能不足；而當社會分化程度較高時，資源分布較不均衡，作為資源分配和流動的重要渠道，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將發揮重要作用。正如區分關系強弱的分析結果顯示：國家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個體越不可能建立弱關系社會資本，但對強關系社會資本沒有顯著影響；國家的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個體越有動力去突破結構邊界、建立強關系網絡和維持社會資本。

基于資源法的結果（模型組2）表明，社會維度的分化態勢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動員和實際資源獲取。社會發展程度的分析結果顯示，國家層次的人類發展指數不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這進一步表明，人類發展指數的上升并不會增加社會成員的資本動員和資源獲取，個體通過正式制度可以滿足社會經濟行動的需求，由此減少對非正式社會網絡的依賴和需求。但是，社會分化程度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的實際資源獲取：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則個體社會資本的資源獲取性越低，尤其會減少強關系網絡資源的獲取，而增加弱關系網絡資源的獲取。

綜合定位法和資源法的結果可知，社會分化程度影響社會資本的現實邏輯是：國家層次的社會分化程度越高，有價值資源在層級化結構中的分布越不均衡，這為社會資本創造了廣闊的作用空間。正如定位法結果所示，在社會分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中，人們更有可能突破結構邊界的制約去建構社會資本，期待通過社會資本來獲取資源。但正因為社會分化的加劇和結構邊界的制約，社會資本的動員和激活往往面臨限制，正如資源法結果所示，個體通過動員社會資本獲取的社會資源也就相對較少。進一步而言，個體通過動員強關系獲取的資源較少，因為強關系網絡雖然容易建立但資源重復性高；但是，個體通過動員弱關系獲取的社會資源較多，盡管弱關系網絡不易建立，但非重復資源多，由此成為社會分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實現資源流通的重要渠道。

（三）國際差異模式的宏觀分析：社會資本與不平等

我們現在轉向國家宏觀層面的穩健性分析。前文實證分析建立在個體微觀數據的基礎上，這些結論在國家層次是否具有穩健性？首先，本文建立了國家層次的回歸分析模型。表3模型1為實證結果，因變量是國家層次的社會資本均值，該變量按照國家，對定位法測量的社會資本進行匯聚并計算均值。自變量也為國家層次變量，數據來自聯合國的統計和世界價值觀調查。模型1結果顯示，在經濟維度中，經濟發展程度可以顯著提升社會資本，但經濟分化程度會抑制社會資本；在文化維度中，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的文化取向會抑制社會資本的形成，但世俗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的文化取向會提升社會資本。在社會維度中，社會發展程度會降低社會資本，但社會分化程度會帶來社會資本的增量。由此，我們通過國家宏觀層次的分析得出了與前文一致的結果，驗證了研究結論的穩定性。

其次，本文檢驗了整合與分化對社會資本不平等的影響。表3中模型2的因變量為社會資本的基尼系數，基于此，我們得到以下發現。第一，經濟維度的整合與分化對社會資本不平等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國家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則國家內部的社會資本不平等程度越低。另一方面，國家層次的經濟分化程度越高，則國家內部的社會資本不平等程度也相應越高。第二，文化維度的價值取向對社會資本不平等也具有重要作用。國家層次的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取向會增加社會資本的不平等。這兩個取向的得分越高，則個體社會資本的基尼系數越大，可見國家層面的文化觀念偏向傳統和生存價值會增強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邊界，減少交往機會并加劇社會資本的不平等。但是，世俗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會顯著降低社會資本的不平等程度。第三，社會維度的分化也深刻形塑了社會資本不平等。國家層次的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則社會資本的不平等程度越低。綜合而言，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對社會資本均值和不平等的影響邏輯具有一致性：在社會分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中，個體更有可能通過突破社會邊界約束、建立異質性網絡，由此提升社會資本均值、降低社會資本不平等。

五、結論與討論

（一）主要結論

個體社會資本在世界各個國家之間是否存在差異？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本文聚焦于個體社會資本的國際比較。在理論分析中，本文追溯個體社會資本建構、維持和動員過程的微觀機制，即行動者在社會交往中所面臨的機會和約束。這種機會和約束來源于社會結構中潛藏的整合態勢與分化態勢。從這一思路出發，我們聚焦于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態勢，分析它們如何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維持和動員，據此來解釋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在實證分析中，本文基于ISSP2017數據，運用定位法和資源法來測量社會資本，并使用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對全球29個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展開比較。

本文的主要結論有兩個。第一，從全球視野來看，不同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的確存在顯著差異，但差異模式因定位法和資源法的測量而不同。定位法重點捕捉社會資本建構維持中的結構跨越性，即個體與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建立并維持社會聯系的交往特征。在結構跨越性視角下，北歐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相對較高，而東亞國家則相對較低。資源法則重點捕捉社會資本激活動員中的資源獲取性，即個體實際能從社會網絡中獲取到的社會資源。在資源獲取性視角下，東亞國家的個體社會資本相對較高，而北歐國家則相對較低。同時，本文通過區分關系強弱、網絡結構和資源類型，為解釋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模式提供了更加微觀細致的證據。以上發現對我們理解不同國家的人際交往模式具有重要價值。

第二，不同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是造成社會資本差異的重要原因。經濟維度的整合態勢會顯著促進社會資本建構過程的結構跨越性，而分化態勢盡管抑制了資本建立維持中的邊界跨越性，但會顯著促進社會資本激活動員過程的資源獲取性。文化維度中，偏向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的文化取向會顯著抑制社會資本建構維持中的結構跨越性，而偏向世俗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的文化取向則會顯著加強社會資本的結構跨越性和資源獲取性。社會維度的整合態勢會抑制社會資本的潛在作用空間，導致個體社會資本建構過程中缺乏突破結構約束的動力；相反，社會分化態勢會釋放社會資本的作用空間，個體更有可能突破結構邊界的制約去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但是社會分化態勢本身會深刻抑制社會資本的動員激活和社會資源的獲取。以上發現揭示了整合與分化對社會資本建構、動員和維持的復雜作用機制，即整合態勢不是必然會提高社會資本，有時會抑制社會資本的作用空間；而分化態勢也不必然降低社會資本，有時也會潛藏著建構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動力。

綜上所述，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呈現的整合與分化態勢是形塑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維持和動員的制度性力量。這些作用力量共同揭示了一個規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整合與分化態勢對個體人際交往的邊界跨越產生的結構制約越小，或者社會資本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空間越大，則社會資本的產生源泉越豐富、建構動力越足、個體的交往機會越多，社會資本質量也就越高。反之，宏觀整合與分化態勢，對個體交往的邊界跨越產生的結構制約越大，或者社會資本在經濟社會中的潛在作用越小，則社會資本的產生源泉越少、建構動力越不足、個體的交往機會越少，社會資本質量也就越低。這些結論突破了既有社會資本國際比較研究偏重于集體社會資本分析的局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全球視野下個體社會資本形成、維持和動員的微觀機制。

（二）延伸討論和研究局限

通過以上結論，我們有必要對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及解釋機制展開深入討論。從全球視野來看，為何不同國家之間的個體社會資本存在差異？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難題，因為各個國家在制度結構、社會觀念、生活習慣等諸多維度都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都有可能影響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和動員。面對這一難題，本文抓住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或社會維度的根本性特征，探討其如何對個體社會資本的建構創造機會和產生約束。但是，如何評估國家層次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差異？本文從整合與分化的視角出發，力圖精練地捕捉各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的特征差異。整合視角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呈現的積極態勢，例如經濟財富的繁榮、文化觀念的包容、社會福祉的普及等；分化視角則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消極態勢，例如經濟財富的分化、文化觀念的分裂、社會不平等的激化等。通過實證分析，我們發現國家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的確形塑了個體社會資本建構所面臨的機會和約束。

但是，整合與分化對社會資本建構呈現復雜的作用機制。一方面，整合的積極態勢會給社會資本的建構創造機會，而分化的消極態勢會對社會資本的建構產生制約。這一作用機制得到了經濟維度和文化維度的實證支持。經濟維度的整合有助于職業結構的升級，為個體豐富網絡結構和提高社會資本創造機會；經濟維度的分化則會導致貧富差距的產生，制約不同群體之間建立社會聯系。文化維度的整合有助于社會包容、社會信任的改善，為人們創造社會資本提供機會；但文化維度的分化則不利于社會信任和共享觀念的產生，給社會資本建構造成約束。另一方面，分化的消極態勢也可能為社會資本建構創造機會，而整合的積極態勢也可能導致社會資本建構的動力不足。這一機制在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中得以體現。當社會整合程度增高時，正式的社會制度比較完善，人們能夠借助正式制度達成目標，而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非正式力量，在工具性行動中的實際作用相對有限，由此可能導致建構社會資本的動力不足。相反，社會維度的分化導致不同群體的社會資源占有出現不均衡，此時，正式的社會制度力量在推動資源流通或分配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種種阻力和障礙，而作為非正式制度力量的社會網絡往往能夠填補正式制度的漏洞，成為資源流通的渠道。因此，當國家層面的社會分化程度加劇時，人們有更加充足的動力去建構社會資本，通過非正式的社會網絡來獲取重要的社會資源，由此帶來社會資本增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存在局限。本文主要依賴定位法和資源法來測量社會資本，這兩種方法盡管各具優勢且被廣為接受，但我們必須對其潛在的局限保持客觀理性的認知。定位法的優勢在于有效捕捉人際交往在社會結構中的邊界跨越性，資源法的優勢在于捕捉人際網絡在激活動員社會資源時的實際獲取性，而兩種方法在捕捉人際交往的關系屬性、互動頻率、親疏程度、資源交換等方面存在天然不足。因此，我們不宜過度解讀基于定位法和資源法得出的社會資本國別差異的相關結論及其意義，而需要在國際比較研究中明確界定比較對象的維度和內涵。在此意義上，本文提出的理論觀點和實證結論，主要適用于不同國家個體社會資本在建構維持過程中的結構跨越性差異和在激活動員過程中的資源獲取性差異。關于人際交往的關系屬性、親疏程度等維度的社會資本國際比較有待未來研究借助定名法或新測量方法來分析。其次，實證資料中的國家數量有限。受到ISSP2017調查數據的限制，本文只對全球29個國家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比較。我們未能比較其他國家社會資本的差異，尤其缺乏來自非洲、南美洲國家的調查數據。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加豐富的實證數據，使得更大范圍的國際比較成為可能。最后，國際差異的解釋視角亟待深挖。本文僅從國家層面的經濟、文化、社會維度去解釋社會資本的國際差異，而國家層面的政治、環境、科技等維度也可能會影響社會資本的形成。此外，關于經濟、文化、社會維度的整合與分化的測量指標也有待優化。以經濟維度為例，僅僅依靠基尼系數可能無法全面準確地體現經濟分化的全貌和復雜性；同時，經濟發展與個體交往之間也存在復雜關系，例如經濟發展可能會導致個體化趨勢的上升，由此帶來社會資本下降。這些不足之處有待于未來研究進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