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毫不顧忌的發表了對金司令軍事指揮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國指揮官明顯蔑視朝鮮人，表現出一種大國主義態度。”

這段話的出處，是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呈送給莫斯科高層的一份有關于“朝鮮戰爭及停戰談判”的報告。該文件原屬絕密，蘇聯解體后公開，由美國學者凱瑟琳·威瑟斯比在俄國檔案館工作時手抄，后以英文發表。

這是第一手資料，記錄了1950年至1953年期間，朝鮮戰爭的發展歷程。不過值得回味的是，在為數不多的篇幅中，蘇聯外交部除了分析戰爭形勢外，竟還著重筆墨，談到了彭德懷和金司令的私人關系問題，而其中最核心的字眼就是“矛盾”。

60年代的背景相對特殊，當時中蘇因為“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兩件事情，外交極度緊張，所以在記錄一些事情時，蘇聯人的觀點難免會帶有傾向性。但不容否認的是，同樣作為朝鮮戰爭的親歷者，蘇聯也確實了解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那么當年在朝鮮到底發生了什么，讓蘇聯對彭德懷與金司令的關系如此緊張？這份曾被定義為絕密的內部報告，可信度又有多少？

一、“尖銳的矛盾”

1966年，處于蘇聯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兩年之前，毀譽參半的赫魯曉夫以一種狼狽的方式黯淡離場，勃列日涅夫上臺，蘇聯正式進入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為首的三駕馬車時代。

和前任赫魯曉夫不同，勃列日涅夫是狂熱的軍事愛好者，對斯大林極為崇拜，在他的任期內，蘇聯幾乎只干了兩件事情，一個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一個是恢復斯大林的正面形象。

在這份蘇聯外交部撰寫的朝鮮戰爭分析報告中，就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比如它認為蘇聯支援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為了拯救作為盟友的朝鮮和中國，又提出正是斯大林的努力，才促成了停戰談判的順利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報告呈送的莫斯科高層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名字。這樣看來，罔顧歷史事實，刻意夸大斯大林的功績，多少有些投其所好的成分在。

除此之外，蘇聯外交部關于中國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兩個部分：一是中國人參與朝鮮戰爭的目的與表現，二是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與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司令的關系問題。

其中，第二部分的開頭就寫了這樣一句話：

“在戰爭期間，金司令同以彭德懷為首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按蘇聯的說法，彭、金二人關系破裂的導火索，源自于一項重要的戰略分歧。

1951年1月，志愿軍成功收復漢城，而彭德懷為了執行毛主席“守住三八線”的戰略方針，不僅下令部隊停止前進，并于不久之后又做出了放棄漢城，實施北撤的決定。對此，金司令表達了強烈不滿，堅決不同意放棄漢城，并指責志愿軍未對人民軍試圖將東線美軍趕過三八線的作戰提供支援。

其實按常理，友軍之間出現戰略分歧，實屬正常。但偏偏蘇聯在這份正式的報告中，又添了兩筆看似很“八卦”的內容。

其一就是開篇那句話，說彭德懷公開表達了對金司令不懂軍事，指揮能力低下的批評。

其二是說：

“有一次金司令到彭德懷的司令部時，曾遭到中國警衛的阻攔，并被他們扣押了很長一段時間。”

如此表述，難免有些匪夷所思。阻攔，扣押，何其嚴重的詞匯，特別還是用在兩位最高總指揮的身上。如果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在戰爭時期，真是扣押，定然要造成外交糾紛，恐怕早就人盡皆知，不至于還要寫進什么絕密文件之內。

不僅如此，蘇聯人還說此事之后，金司令又一股腦向志愿軍表達了諸多不滿，例如：籠絡朝鮮人民軍主要將領、經常專橫地強迫老百姓修筑工事，屠宰牲畜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埋怨中國在出兵朝鮮，對朝援助方面過于遲緩，金司令就不止一次說過：“如果中國的援助早一個月到來，一切困難都不存在了”、“如果中國人能夠乘勝追擊，就已經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并實現統一了。”

總而言之，蘇聯人筆下的中朝關系，特別是彭德懷與金司令的關系，仿佛早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內容越寫越夸大，也越寫越離譜。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二、“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彭德懷確實表達過對金司令能力的質疑，比如：“其軍事指揮異常幼稚”、“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

彭德懷對金司令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內容，都是彭德懷傳送給毛主席的內部電文，當時并未公開，且與蘇聯記載的時間點對不上。彭德懷說這話是在剛入朝的時候，而蘇聯人說彭德懷輕視金司令的指揮能力，是在1951年年初。

彼時正值漢城解放，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取得完全勝利，志愿軍的前鋒部隊已經越過“三八線”，一直向南推進到“三七線”附近，而戰場的另一邊，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倉皇后撤，幾乎沒有組織起任何有力抵抗。

也正是這個當口，彭德懷下達了停止追擊的命令。

得知消息后，蘇聯駐朝大使兼人民軍總顧問拉佐瓦耶夫氣勢洶洶地找上門來，指責彭德懷說：

“為什么打了勝仗，卻要下達停止追擊的命令。你這是軍事上的保守主義，會白白錯過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絕佳機會！我一定要告你，讓斯大林來教訓你！”

對，率先發難的不是朝鮮人，而是蘇聯人。

面對拉佐瓦耶夫無禮的指責，彭德懷只是斬釘截鐵地回復了一句話：

“我彭德懷不是來朝鮮打敗仗的！”

在彭德懷與拉佐瓦耶夫爭論后的第三天，金司令才趕到中朝聯軍司令部。比起頤指氣使的拉佐瓦耶夫，金司令顯然穩重了許多，但說話也難免帶著些情緒，他問彭德懷：

“怎么就鳴金收兵了呢？再說，這么大的事，應該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懷對這位盟友沒有半點隱瞞，他開門見山地解釋了自己的無奈，說志愿軍入朝作戰已整整70天，前線38、39、40、42軍傷亡很大，基層指戰員和戰斗骨干的損失比例也令人痛心，三八線以南的群眾跑光了，美軍把房子燒了，糧食搶光，部隊補給困難，根本無力再戰。

聽這段話的時候，金司令的反應是沉默，因為他知道這是客觀事實，無可辯駁。

之后，彭德懷將話題轉到戰略上，說美軍主力退到洛東江，是想利用江險作為天然屏障，引誘我軍南進，加以殲滅。彭德懷的意思很明確，認為美軍主力在沒有遭受較大損失的情況下，仍主動向后退卻，顯然是有意誘敵深入，一旦志愿軍戰線拉得過長，很有可能遭到前后夾擊，重蹈仁川登陸的覆轍。

直到這時，金司令才緩緩開口，但似乎又是在回答道彭德懷的前一句話，他說：

“我對志愿軍休整并不反對，只希望你們要縮短休整時間，可以邊休整邊追擊，比如，可以先出動3個軍追擊，其余幾個軍休整一個月再南進。”

金司令逃避了戰略問題，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對的。當年的仁川登陸，十余萬人民軍腹背受敵，在6天之內全線潰敗，這無比慘淡的教訓，第一責任人正是自己。

但此時的金司令，顯然已經被勝利蒙蔽了雙眼，漢城的收復，讓朝鮮人民軍再一次看到了統一的希望，他是絕對不愿意放棄這個機會的，必須去賭，去博，這是唯一的機會。

正如彭德懷所說的那樣，金司令就是“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

雙方僵持了將近3個小時，最后不歡而散。

直到后來，毛主席從北京發來電報，親自為彭德懷站臺：

“如果朝方同志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以前進，可以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并可由朝方自己直接指揮。志愿軍則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

很快，蘇聯方面也傳來了消息。斯大林在接到拉佐瓦耶夫的告狀電報后，立即予以回電，斥責這位大使在彭德懷面前指手畫腳，并正式警告他，不許干涉彭德懷在軍事上做出的任何決定。

在彭德懷的據理力爭之下，一場事關生死的辯論最終落下帷幕，而之后的事實也證明了他的判斷完全正確。

1月15日，就在彭德懷下達停止追擊命令的一個星期后，美軍就接連展開了“獵犬行動”、“霹靂行動”，利用機械化兵團的優勢發起快速反擊，一直向北強攻。若非志愿軍早有準備，恐怕后果不堪設想。

在整件事情上，彭德懷的處置非常得當，得到了毛主席和斯大林的贊許。而在中朝雙方親歷者的回憶錄中，都未出現彭德懷公開批評金司令軍事能力低下，甚至是直接將其扣押的細節。由此可見，蘇聯外交部要么是在帶有立場的妄自揣測，要么就是被拉佐瓦耶夫這批人的小道消息蒙蔽了認知。

三、“友方領導同志由此而對彭總又一次積怨。”

事實上，彭德懷與金司令的關系，并非如同外界所揣測的一般，有很深層次的矛盾。相反，兩人還有過一段很長的蜜月期。

當年志愿軍入朝之前，彭德懷為了全面掌握最新的朝鮮戰況，僅帶著了秘書楊鳳安和兩名警衛員，就敢在敵情最危急的當口先行跨過鴨綠江，深入朝鮮腹地。在朝鮮特使樸一禹的引薦下，他也第一次見到了金司令。

那是在朝鮮大榆洞的一間農舍，屋中間安放了一張矮木桌，桌上鋪著白布，十分簡陋。金司令當時坐著一輛華沙牌小轎車來到村莊，車門打開后，早已等候多時的彭德懷主動迎了上去。

“金首相！”

“彭司令員！”

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很多人都說，這一握改變了朝鮮的命運，改變了東亞的局勢，甚至是東亞的歷史。

金司令無比欽佩彭德懷，在朝鮮最危難的關頭，他能夠擔起重任率軍相援，而且身先士卒，這是何等的膽氣。

當時，彭德懷和攜帶電臺的車隊走散了，朝方也未攜帶電臺，兩位總指揮都是“光桿司令”，與麾下部隊失去聯系。而南朝鮮第6師的主力已經占領熙川，正向溫井行軍，其中一個團更是剛好從大榆洞附近經過，與彭德懷、金司令幾乎是擦肩而過。

彭德懷后來回憶這一段經歷時曾說：

“其時敵軍異常驕橫，如入無人之境。敵先頭部隊由德川經熙川竄到我與金會談的大榆洞東北方向的檜木洞，已繞到我們住的大洞后邊去了。我志愿軍剛過江不遠，即與該敵遭遇，我與金幸免被俘。”

彭德懷和金司令，是共同經歷過患難的戰友，兩人的情誼貫穿整場戰爭。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之間也有矛盾，比如中朝軍隊統一指揮權的問題。

金司令一開始很固執，認為中國出動軍隊只是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幫助朝鮮抵擋一下，因此中朝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自己掌握。而在彭德懷看來，志愿軍應該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而且想打贏這場仗，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

因為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支持彭德懷，所以金司令才無話可說。但之后，他又繼而將目標轉向保持人民軍指揮的獨立性。而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導致戰爭初期，因為雙方協調乏力，屢次出現“人民軍撤退堵塞志愿軍行軍路線”和“人民軍誤擊志愿軍”的現象。

彭德懷去跟金司令溝通，但遭到拒絕。金司令堅持雙方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不同意讓人民軍總部靠近志愿軍總部，也不希望將人民軍任意一支軍隊納入志愿軍的指揮體系之內。

此外，在后勤方面金司令也多次提出無理要求，比如在朝方鐵路和機車損毀殆盡，運行車輛、運送物資的部隊、司乘人員均依賴中方提供的情況下，仍舊要求掌握鐵路運輸的統一調度。

金司令在很多方面都患得患失，不愿意給志愿軍“做主”的機會，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話語權受到威脅。這也可以解釋前面蘇聯提到的砍樹問題，志愿軍極力阻擊美軍進攻，而金司令卻埋怨他們在強迫朝鮮百姓挖戰壕，還砍多了樹木。

戰場之內，金司令對彭德懷為首的志愿軍司令部意見頗深。而戰場之外，彭德懷對金司令也有一些看法。

據志愿軍司令部參謀楊迪的回憶，1952年4月15日金司令過40歲生日時，朝鮮方面要舉行祝壽慶典，三次請彭德懷去參加祝壽活動，每次都是派最高級領導來邀請，但他就是堅決不去。

彭德懷很不理解，前方將士正在浴血奮戰中，朝鮮國土被敵人轟炸成一片廢墟，老百姓正處在最艱難的困苦中，怎么還有閑心去搞什么40歲生日慶典？

最后，楊迪還記下了這樣一句話：

“友方領導同志由此而對彭總又一次積怨。”

但不管如何，對于朝鮮人民軍與朝鮮人民，彭德懷無愧于心。對于彭德懷在戰爭中的功績，金司令也從不否認。朝鮮停戰后，兩人舉杯慶祝勝利的照片，更是一時美談。

彭德懷和金司令的關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兩人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另一方面，兩人的追求和理想又截然不同。而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們代表的是兩個國家，兩支軍隊，從來都不是代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