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曾與蔣光鼐一起，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淞滬抗戰的蔡廷鍇是一位抗日名將。

但很少有人知道，蔡廷鍇在淞滬抗戰之前，曾對中國共產黨做過兩件很壞的事：一是參加南昌起義卻突然叛逃，脫離革命隊伍投靠了蔣介石；二是參加過對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圍剿”。

客觀而言，蔡廷鍇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并不是出于堅定的革命信念，而是帶著一種軍事投機主義的想法而為之。

當時，他在葉挺的指揮第十一軍擔任第十師師長，這個師的兵力相當于南昌起義部隊總力量的四分之一，是三個主力師的其中之一。

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朱德對于蔡廷鍇及第十師是寄予了很高期望的，并安排第十師作為整個起義部隊的前衛師。

然而周恩來等人萬萬沒想到，蔡廷鍇表面上支持起義，內心里卻并不看好，與他的頂頭上司葉挺并未達成一致意見。

蔡廷鍇猶豫再三之后，就在起義前夕做出了一件讓周恩來等人大為震驚的事——在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率領他手下的五千人，突然脫離了起義部隊，投靠了蔣介石。

第十師的叛逃，使五千精兵頓失，起義部隊損失了總力量的四分之三，三個主力師就此只剩下兩個，原來構想好了的進軍計劃已經無法展開了，整個行軍序列的左翼失去了屏障，參謀長劉伯承本不感到兵力吃緊，這下更要勉為無米之炊了。

這件事件發生在起義部隊剛剛踏上南下征程的時候，對全軍的士氣，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消息傳來，起義軍領導無不神情沮喪，一個個簡直是跺著腳后悔。

周恩來是黨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也是南昌起義的第一負責人，他是在快要到撫州的李家渡時得到這個消息的，所受的打擊不言而喻。

他當即向中央代表張國燾表示：“這件事完全是我的大意造成的，我要負完全責任，我要向革命委員會請求處分，引咎辭職。”

張國燾回答說：“我們對蔡廷鍇的處理，的確有太過大意的地方，不過這個責任也不能叫你一個人來負。這是一個教訓，到了廣東再說吧。現在正行軍打仗，你一定不能提引咎辭職這一類的話。”

后來他在與葉挺談及此事時，也率先表態：“這件事不能怪你，是我疏于防范，沒有重視同志們的警告造成的。我說負責任，首先應該是我。”

不管怎么說，蔡廷鍇的突然叛逃對整個起義部隊和周恩來本人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9個月以后，蔡廷鍇再次出現在了革命力量的對立面，他奉蔣介石之命，率領四千余人，對瓊崖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進行軍事“圍剿”。

瓊崖紅軍總司令兼西路軍總指揮馮平率部頑強抗擊，但面對蔡廷鍇手下訓練有素的正規武裝，戰斗力差了太多，被打得傷亡慘重?？梢哉f，瓊崖軍民的第一次反“圍剿”斗爭，就是由于蔡廷鍇的追擊而遭到失敗的。

但蔡廷鍇很快就發現，自己已經淪落為蔣介石屠殺革命力量的一把槍，在報國濟民方面卻毫無建樹。他開始覺醒，逐漸走到了蔣介石的對立面。

1932年，蔡廷鍇頂住各方的壓力，違抗蔣介石不抗日的命令，義無反顧地率部抗擊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迫敵三易主帥，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1933年在蔣介石加緊利誘收買時，蔡廷鍇洞察其奸，幡然醒悟，找到了唯一的出路——舉旗反蔣抗日，他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合作，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福建事變”，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福建事變”失敗后，蔡廷鍇并沒有消沉，而是繼續為爭取國內和平、反對內戰積極奮斗。

“七七”事變后，他任國民黨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1940年辭去重職，掛著“特任參議官”的名義，暗中與李濟深等進行反蔣活動。

抗戰勝利后，他反對內戰，與李濟深等人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并任主席。1948年9月，他以“民促”首席代表身份參加籌建新中國的工作。

雖然蔡廷鍇南昌起義時叛逃害得周恩來差點辭職，但周恩來并未計較個人恩怨，而是始終以民族和國家大義為重，對蔡廷鍇的棄暗投明給予熱烈歡迎和全力支持，處處以德報怨。

1946年5月，周恩來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赴南京與國民黨談判期間，曾親自寫信給蔡廷鍇，對蔡領導的“民促”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表達了與民主黨派團結一致、和平建國的理念，深深感動了蔡廷鍇。

194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人接送蔡廷鍇、沈鈞儒、章伯鈞等一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就是周恩來親自做出安排的。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親自提名，邀請蔡廷鍇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

1952年，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要主持西南地區的工作，又是周總理親自點將，請蔡廷鍇這個副主任代賀老總在國家體委“持帥”。

1966年8月，周總理擔任當時轟轟烈烈的“斗黑幫”、“破四舊”運動危及黨外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親自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其中就包括蔡廷鍇。

9月1日，周總理又指示解放軍301醫院，接收蔡廷鍇等民主人士住院保護。

可以說，周恩來從來沒有因為蔡廷鍇在南昌起義時的突然叛逃之舉而耿耿于懷，而是始終以民族、國家大義為重，積極支持和推動蔡廷鍇回歸光明之路，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大公無私、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