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1957年4月6日，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南海與部分電影女演員合影

“我以為影片《林則徐》不錯，《青春之歌》不錯，《五朵金花》也不錯……”

20世紀60年代，隨著形勢發展漸趨寬松活躍，新中國電影首創電影史上從未有過的全國性觀眾評獎活動，這就是《大眾電影》“百花獎”。

該獎項源于1961年6月。為貫徹黨中央“調整、充實、鞏固、提高”方針，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對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故事片創作進行總結。周恩來到會講話，指出“文藝要好好為人民服務，就要通過實踐，到群眾中去考驗”，強調“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藝術是要人民批準的”。受此啟迪，與會代表提議設立一個由觀眾投票產生的電影獎，得到周恩來首肯。中國電影家協會受命籌辦，并于當年9月12日經影協書記處討論確定，交由全國電影刊物發行量最大的《大眾電影》編輯部負責實施，以“《大眾電影》百花獎”名義組織票選頒授。命名“百花”，意在體現和象征在“雙百”方針指引下，影壇繁花似錦、春色滿園。新中國第一個由觀眾投票決定的電影獎就此誕生。

《大眾電影》于當年10月號刊登評獎啟事：“為了獎勵工農兵方向下的優秀影片，促進電影藝術創作的百花齊放，《大眾電影》將舉辦1960年至1961年國產影片群眾性評選，并按照群眾評選結果給予優秀影片以獎勵，定名為‘百花獎’”，“以后每年舉辦一次”。第11期又發表中國影協主席蔡楚生致電影觀眾、讀者信《熱烈歡迎廣大觀眾評獎電影》，并公布了新修訂的《關于舉辦讀者影片評獎內容及辦法的說明》，確定評獎將分不同片種舉行，每個片種除設一個最佳影片獎外，根據讀者選票情況，必要時還將設若干名榮譽獎，包括最佳故事片及分設的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男演員，最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音樂，最佳美工，最佳長、短紀錄片及最佳攝影，最佳科教片，最佳美術片，最佳戲曲片等在內的15個獎項，以及評選范圍、時間、選票發放等。

廣大觀眾熱烈響應，短短3個月時間，《大眾電影》編輯部就收到117939張選票，請來北京女子三中300名學生幫忙，苦戰幾天幾夜，最終統計出全部結果，于1962年第5、6期《大眾電影》合刊上揭曉：

《紅色娘子軍》獲最佳故事片獎，《革命家庭》編劇夏衍、水華獲最佳編劇獎，《紅色娘子軍》導演謝晉獲最佳導演獎，崔嵬（《紅旗譜》中飾朱老忠）、祝希娟（《紅色娘子軍》中飾吳瓊花）、陳強（《紅色娘子軍》中飾南霸天）分獲最佳男、女演員獎和最佳配角獎，《紅旗譜》攝影吳印咸、《洪湖赤衛隊》作曲張敬安和歐陽謙叔、《馬蘭花》美工丁辰分獲最佳攝影、音樂、美工獎，《兩種命運的決戰》《亞洲風暴》獲最佳長、短紀錄片獎，《征服世界最高峰》獲攝影獎，王喜茂、牟森、屈銀華、石競、王富洲、劉啟明獲最佳紀錄片攝影獎，《楊門女將》《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小蝌蚪找媽媽》，分獲最佳戲曲片、美術片、科教片獎。

1962年5月22日，頒獎典禮在北京政協禮堂隆重舉行，首都工人、農民、駐京部隊、大中小學學生及電影觀眾代表共1000多人參加。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代表文化部致以熱烈祝賀，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親自頒獎。當時處于經濟困難時期，制作獎杯材料匱乏，以一紙證書和領導名流墨寶為獎品。祝希娟和崔嵬代表獲獎者講話。

當晚，在京電影工作者與獲獎人員聯歡，周恩來與分管科教文衛工作的陳毅副總理特地在百忙之中趕來參加，向全體獲獎者表示衷心祝賀，勉勵他們珍惜觀眾給予的榮譽。

周恩來對獲得最佳女演員獎的祝希娟說：“希望你很好地學習和生活，表演藝術上不斷地取得新的成就。”祝希娟表示：“周總理對我的希望，不僅是對我個人的希望，也是對所有青年演員的希望。”周恩來為影片《洪湖赤衛隊》獲得最佳音樂獎而高興，贊賞說：“這是革命抒情歌曲，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洪湖水浪打浪’多么動聽啊！”

他還與《大眾電影》編輯部同志交談，詳細詢問了“百花獎”評選情況。當聽到這屆電影“百花獎”只是限于近兩年出品的影片參加評選，他有點惋惜地說：“我以為影片《林則徐》不錯，《青春之歌》不錯，《五朵金花》也不錯……卻沒有趕上這次電影‘百花獎’的評選，總覺得有點‘不公平’啊！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對的。”他表示，通過群眾性的評選活動，對電影工作者聯系群眾，聽取群眾意見，了解群眾要求，是一個好辦法，有利于促進電影藝術的繁榮。

“今天是你們的節日，你們才是主角。你們坐中間，我坐旁邊”

第二屆“百花獎”評選引起了更大轟動。《大眾電影》編輯部共收到18萬多張選票，評選結果刊登在《大眾電影》1963年第5、6期合刊上：

《李雙雙》一舉奪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編劇（李凖）、最佳女演員（張瑞芳）、最佳配角（仲星火）4項大獎。《劉三姐》獲得最佳攝影（郭鎮鋌、尹志）、最佳音樂（雷振邦）、最佳美工（童景文、張起旺）3項大獎。曾經出演《董存瑞》的張良，因在《哥倆好》中成功飾演了一對孿生兄弟而獲最佳男演員獎。《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獲最佳長紀錄片獎、最佳紀錄片攝影獎（澤仁、計美登珠、田楓、扎西旺堆）。《人民公敵蔣介石》獲最佳短紀錄片獎。《知識老人》《大鬧天宮》《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分別獲最佳科教片、美術片、戲曲片獎。因執導被授予榮譽獎的《槐樹莊》，女導演王蘋獲最佳導演獎。獲榮譽獎的還有短紀錄片《保衛古巴》《在激流中》，科教片《中國武術》《巧種多收》。

1963年5月29日，頒獎大會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仍由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親自頒獎，獎品為獎狀和文化名人親筆題詩。周恩來和陳毅再次出席聯歡晚會，向獲獎人員表示祝賀。

周恩來高興地對抗戰時就已認識的張瑞芳與王蘋說：“這次你倆老戰友又一起獲獎，真是難得的盛會啊！”他還親切地與楊小仲握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拍得好，有你導演的一份功勞！”他拍著張良的肩膀說：“祝賀你這次得獎，希望你繼續努力！”

合影留念時，大家請兩位領導坐在中間。周恩來謙虛地說：“今天是你們的節日，你們才是主角。你們坐中間，我坐旁邊。”他堅持讓年紀最大的楊小仲坐在中間，自己與陳毅各坐在一邊，留下一段佳話。

第三屆“百花獎”評選如期于1964年初開始。周恩來專門作出指示，要求總結前兩屆“百花獎”的經驗，繼續辦下去，要辦得更好；要深入到工廠、公社和連隊去組織工農兵和各階層人民群眾參加評選。同時，群眾性的評獎活動是電影工作者聽取廣大觀眾意見的一種良好方法；要防止錦標主義，防止個人比高低。據此進行改進，由文化部、中國影協、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電影處、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聯合舉辦，中國影協領銜并總其成，評獎項目仍為各片種各行檔共15項，但增加獲獎名額，統稱“百花獎”不分等級，以獲選票多少列先后。截至6月初共收到有效選票90余萬張，《大眾電影》編輯部立即開始緊張有序的統計工作，并得到上海滬光職業學校學生幫忙，很快產生評選結果，但因政治形勢變化，文藝界開始整風，遲遲未能公布并頒獎，對外稱“延期舉行”。至1965年2月，中國影協正式告知聯辦部門及相關單位，因“沒有體現當前黨所倡導的方向，積極鼓勵和提倡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精神，也不符合當前文化革命的形勢，因此，決定取消第三屆‘百花獎’評選活動，不再公布評選結果和發獎”。

此次評選計票結果顯示，最佳故事片為《南海潮》《甲午風云》《停戰之后》；最佳編劇為蔡楚生、陳殘云、王為一（《南海潮》），烏·白辛（《冰山上的來客》），辛毅（《停戰以后》）；最佳導演為蔡楚生、王為一（《南海潮》），崔嵬、歐陽紅櫻（《小兵張嘎》），林農（《甲午風云》）；最佳男演員為李默然（主演《甲午風云》）、張平（主演《停戰之后》）、安吉斯（主演《小兵張嘎》）；最佳女演員為王曉棠（主演《野火春風斗古城》）、吳文華（主演《南海潮》）、王丹鳳（主演《女理發師》）；最佳配角為石小滿（參演《南海潮》）、王心剛（參演《野火春風斗古城》）、田華（參演《奪印》）；最佳攝影為王啟民（《甲午風云》）、張翚（《冰山上的來客》）、李生偉（《南海潮》）；最佳音樂為雷振邦（《冰山上的來客》）、鞏志偉（《怒潮》），呂其明、肖培珩（《紅日》）；最佳美工為盧淦（《甲午風云》）、史維鈞（《冰山上的來客》）、黃沖（《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另有《第27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不平靜的夜》《穆桂英大戰洪州》《孔雀公主》分獲最佳紀錄片獎、科教片獎、戲曲片獎、美術片獎。

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與出席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的文藝工作者親切交談

“我們已建國12年了，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明星嘛”

在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群眾電影評獎活動隆重開展的同時，醞釀已久的電影“造星”悄然運作，這就是“新中國人民演員”評選，即遐邇聞名的“22大電影明星”。

此舉源于1961年6月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當時提交會上討論并獲通過的《文化部黨組、文聯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即“文藝八條”）和《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即“電影三十二條”），都提出“實行優秀作品和優秀表演的獎勵制度。文化部門、文學藝術團體和報刊，應該有計劃地舉辦各種創作和表演的評獎，給予精神的或者物質的獎勵。我們反對作家藝術家追求個人名利，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的，并且為人民所承認的名作家、名演員、名藝術家”。強調“演員是電影藝術形象的主要體現者”，“同時建立必要的獎勵制度”。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在講話中說，“我們反對明星主義，但還是要有明星”，“應該培養那些有強烈吸引力的演員”。

此事引起周恩來的關注。會議期間，他邀請42位與會電影創作人員和有關領導到西花廳做客，并說出了自己的思索：“長久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在東歐的一次電影節上，《翠崗紅旗》得大獎，我們的電影已在世界上嶄露頭角。《革命家庭》參加第二次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飾演女主角的于藍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這些年來，我們還拍攝了許多高質量的電影。我們的電影工作已經今非昔比。當下在全國各地的電影院里，為什么掛的是蘇聯影星的大幅照片，我們已建國12年了，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明星嘛！”

幾天后，“七一”建黨紀念日，周恩來和與會代表同游香山。在雙清別墅座談時，他再次就評選中國自己的電影明星一事征詢意見。他說：“蘇聯、朝鮮都有人民演員、功勛演員，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說說。”演員們一聽笑了起來，都知道一旦評上“某某演員”待遇就不一樣，國外這類演員訪華都是按他們在國內享有的“高干”標準接待的，于是紛紛“謙虛”地表示：我們國家情況與他們不一樣，我們是電影工作者。周恩來感嘆道：“還是我們的電影演員覺悟高啊！”他仍叮囑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副部長夏衍：“要把我們自己的明星選出來！”

會后，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就此到基層調查，了解到觀眾很歡迎和喜歡在電影院里掛一些我國有成就的電影演員的照片，遂根據演員及其所演影片的影響力擬定初步名單。在征求各電影廠意見的基礎上，于1962年4月向文化部電影局報告，提出22位電影演員名單并按北影、上影、長影、八一4個電影廠及男女順序排列為：崔嵬、謝添、陳強、張平、于洋、于藍、謝芳、趙丹、孫道臨、白楊、張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鳳、祝希娟、李亞林、龐學勤、張園、金迪、王心剛、田華、王曉棠。電影局呈報給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得到批準。中影公司遂印刷了22位電影演員的肖像，按當時的宣傳發行辦法，統一提供給各個電影院、俱樂部等放映機構，由他們自行懸掛。我國在國外舉行博覽會和電影活動時，也懸掛了這22位演員的照片。

當時處于強調國家和集體、批判個人名利思想的20世紀60年代，況且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有過“清除好萊塢電影運動”，包括“三大法寶”之一的“明星制”，電影隊伍經歷了“去明星化”在內的思想改造，因而中影公司就此與各電影廠聯系時，并沒有具體說明原委，僅表示需要印發演員照片，經文化部暨電影局同意懸掛，亦是以“新中國人民演員”的名義。這對入選演員不啻為一種榮譽，但與工資待遇等沒有關系。22位演員大都表示，在看到電影院和俱樂部懸掛的個人照片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被推選，即使通知去拍照片也不明用途，有的更是連自己照片被掛出都絲毫不知。

盡管如此，這一評選還是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它既是對入選演員出色演技的肯定，也是對他們參演影片的褒獎，成為電影表演藝術的表率，體現了新中國電影藝術的成就，受到廣大電影觀眾的盛贊和擁戴，大家親切地稱之為“22大電影明星”，不僅到電影院里去看這些演員照片，而且還希望把這些照片帶回家。北京市美術公司應市場要求印刷了75萬張“22大電影明星”照片，僅在8個月內就賣掉了21萬張。中國圖片社也印制了大批“22大電影明星”照片，供各個照相館出售。

因在文藝整風中受到指責，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電影局不得不下達《關于撤銷影院懸掛電影演員照片的通知》，新型電影明星制度建設探索之舉戛然而止，但它在新中國電影史上還是留下了短暫、炙熱的“追星熱”印記，成為電影藝術繁榮活躍的一大標識，“22大電影明星”的美好形象永駐觀眾心中。

“文革”結束后，電影事業重獲新生，隨著創作和生產的活躍，各種評獎開始復蘇并獲更大發展。始評于1957年的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在停止22年后率先重新啟動。文化部相繼頒布實行《優質影片生產獎勵試行辦法》《優秀電影創作獎暫行辦法》，后衍變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國家電影局主辦的“華表獎”。中國電影家協會恢復中斷17年的觀眾評選“百花獎”，與隨后創設的專家評選的“金雞獎”聯袂并列，連同“華表獎”，成為中央批準的常設全國性文藝大獎，號稱中國影壇三大獎，反映了中國電影所處新時期復合型生存環境與生產條件的特點。與電影明星機制構建相關的評獎，同樣有很大進展。1985年初組建的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創辦由從事電影表演創作的演員自己評自己的專業獎項“學會獎”，即“金鳳凰獎”，在影壇具有極高權威性、專業性和廣泛影響力。

1994年2月，廣電部電影局和中國影協在北京聯合表彰當年“22大電影明星”，其中16位歡聚一堂，熱淚盈眶接過鐫刻有“人民不會忘記”大字的金質獎杯，深切緬懷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給予的關懷，不啻影界對一代偉人為繁榮中國電影藝術豐功偉績的感念和銘記。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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