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傅鐘從重慶回到延安重新分配到總政任副主任，毛主席在會見他時說，“傅主任還是我們的副主任”。不料一語中的，建國后，傅鐘在總政治部副主任任上一干32年。

在57位開國上將中，單論資歷，傅鐘將軍絕對是資歷最老的一位，他1921年就入黨了，并參與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籌建工作，并繼趙世炎、周恩來、劉伯堅、李富春之后擔任了第五、第六屆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書記旅歐總支部書記，而鄧小平在當時是支部委員。

1926年1月7日，為了躲避法國警方追捕，傅鐘、鄧小平等人乘火車由巴黎經柏林、華沙，直奔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傅鐘、鄧小平、李卓然等人和國民黨方面則的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還有汪精衛的侄兒和秘書、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同屬一個小組，他們之間經常發生辯論，為此，傅鐘曾約請斯大林到校作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解答報告。

青年李卓然

1927年4月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后，傅鐘轉到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編入師職軍官隊，轉學軍事，并于1929年底畢業。

1930年傅鐘回國，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從事干部工作和兵運工作。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他為蘇區、紅軍輸送了許多重要干部，為爭取外籍海員和瓦解國民黨駐滬軍警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軍委賦予的任務。在此期間，他還不辭勞苦，夜以繼日地翻譯了從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帶回來的《蘇聯紅軍政治工作條例》；同劉伯承、聶榮臻一起完成了由周恩來主持翻譯的《蘇聯紅軍步兵戰斗條令》、《游擊隊怎樣動作》等譯文的定稿工作。

在中央軍委工作期間，傅鐘曾將絕密文件給不應看的同志看。中央軍委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所幸看這些文件的人，尚系較負責的同志。1930年8月26日，中央軍委決定給傅鐘以書面警告處分。

聶榮臻元帥

9月10日，傅鐘正式向中央軍委作出書面檢討說：自己“脫離實際生活很久很久”，“軍委給我的警告，不是正在我開始學習工作之際，便與我以當頭一棒，使我因此而更加警惕，知所謹慎”，并表示“以十二分的誠意接受，愿意竭力糾正錯誤！”10月1日，由中央直屬黨支部出版的《支部生活》第39期刊登了“中央軍委給傅鐘同志的警告及其復信”，“希望全直支的同志拿它做教育自己的材料”。

1931年夏，傅鐘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到鄂豫皖蘇區工作，先后任鄂豫皖蘇區軍委政治部秘書長、紅軍第十二師政治委員；紅四方面軍隨營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彭(湃)楊(殷)軍政干部學校政治部主任、紅軍第十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在反“圍剿”作戰中，他操步槍和戰士一起沖鋒陷陣。

在1932年12月，陜南小河口師以上干部會議上他對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不重視黨的建設，忽視政治思想工作，過早地倉促撤出鄂豫皖蘇區提出了不同意見。

1935年5月，傅鐘與王維舟代表紅四方面軍總部隨李先念率領的紅三十軍南下迎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今小金)會師后，傅鐘為中央紅軍解決了許多困難，當他看到中央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蕭華帶領軍團機關及直屬隊到達會師地點時斷炊時，他沒有絲毫猶豫立即做通紅四方面軍將士工作，將一個營的全部糧食送給蕭華解了燃眉之急。

蕭華上將

8月，傅鐘還親自率領紅四方面軍第294團到達紅一方面軍所在地，將該團補充給紅一方面軍第4團，為紅4團在9月突破臘子口天險之戰提供了有生力量。

在張國燾搞分裂主義的過程中，傅鐘自述說當時由于受到蒙蔽，也說過一些錯話。他后來不止一次地檢討說，他在卓木碉會上說了錯話，對中共中央、對毛主席極不尊重，態度魯莽。但涉及具體任職問題，傅鐘的態度是審慎的。當張國燾提出要傅鐘在他另立的“中央”主管“中央組織局”的工作時，被傅鐘拒絕。有人曾勸傅鐘顧全“大局”，而傅鐘仍表示堅決不去。

1936年7月，紅二、紅六軍團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和甘泗淇，都是傅鐘當年在蘇聯學習時認識的，有的還是在上海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時的戰友。

有了這層關系，傅鐘成了任弼時第一個爭取過來的紅四方面高級干部，并在以后紅四方面軍北上途中數次支持任弼時、朱德等人與張國燾做斗爭，為爭取紅四方面軍北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12月9日，傅鐘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為了便于傅鐘工作，為此毛主席曾指示紅大校長林彪等人，“對傅鐘不要保留，什么都可以說”。傅鐘沒有辜負毛主席的信任，在抗大期間，對紅四方面軍干部不斷進行艱苦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使其逐步擺脫張國燾錯誤的影響，為紅軍的團結做出了巨大貢獻，并多次在各種會議上獻身說法，用大量事實說明張國燾當時的錯誤路線，讓紅四方面被蒙騙的干部戰士認清了張國燾的本來面目。

抗戰爆發后，傅鐘歷任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曾代理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1938年2月初，曾任紅八軍團軍團長、八路軍第115師參謀長的周昆（后攜款失蹤）奉命由武漢給部隊送經費到太行山區八路軍總部，并向傅鐘傳達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王明對部隊政治工作建設的意見，要他把部隊的中共組織隱蔽下來，不要公開，共產黨組織用秘密方式進行工作。對此傅鐘斷然拒絕了這種明顯的錯誤主張，堅定地維護了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

1948年5月，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達到西柏坡，周恩來遇到傅鐘時關切的問：去看主席了沒有？傅鐘說：怕干擾他，還沒有去。周恩來告訴傅鐘：明天可以去，不要談工作說笑說笑，這一段太緊張了。

傅鐘一家在西柏坡

毛主席見到傅鐘，還是那么親熱，說傅鐘的妻子劉筱圃撤離延安前給的那些豆豉，在陜北可是好菜，全吃光了，要傅鐘轉達謝意。接著一語雙關地問傅鐘：傅主任，我們進關了吧，離'咸陽’還有多遠?”

傅鐘回答道：我們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已經臨近了。

其后，毛主席和傅鐘就項羽、劉邦不同的為人和不同的結局說笑了一陣。毛澤東還問傅鐘在重慶交了哪些朋友？說他們快來了，我們已邀請了關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們的“約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新中國成立后，傅鐘繼續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總政宣傳部部長，主管全軍宣傳、理論教育和文藝工作。1954年秋，傅鐘改任總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分管文化部門工作，直到1982年。1955年傅鐘被授予上將軍銜。

1989年7月28日，傅鐘將軍與世長辭，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