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重返白宮，其關稅2.0政策引發全球關注。

近期，美國Harris Sliwoski律所資深律師亞當斯·李（Adams Lee）表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其實施力度和范圍將受政治、經濟和技術因素的影響。從其第一任期的實踐來看，特朗普更傾向于將關稅協議作為政治表態工具，而非追求實質性經濟成效。最終，關稅實質上是一種消費稅，成本直接由美國進口商承擔，并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未來，如果關稅規模擴大，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對于特朗普的關稅言論，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近日回應稱，中方反對單邊加征關稅措施的立場是一貫的。美方應恪守世貿組織規則，與中方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共同推動中美經貿關系穩定、可持續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國際貿易限制措施正在發生轉變。北京廣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管健觀察到，貿易壁壘正從傳統的“原產地歧視”向“企業所有權歧視”演進。例如，美國近年出臺的《通脹削減法案》就通過限制特定背景企業參與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中關鍵環節形成了新型貿易壁壘。

管健建議，為規避政策限制，企業可能需要重新設計股權結構，降低敏感股份或資本的占比，以減少被定義為“風險實體”的可能性。此外，也可通過轉變合作模式，如將生產外包而專注于技術授權與品牌價值，從而減少直接參與運營的風險。

特朗普2.0時代的關稅政策走向與實施路徑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關稅提議，包括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20%的普遍性關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特定關稅，以及對墨西哥汽車等特定行業征收高達200%的懲罰性關稅。

亞當斯·李認為，任何非美國商品都可能成為關稅目標，但具體政策的實施路徑難以精確預測，這“就像預測臺風路徑，只能判斷方向和規模，卻無法確知登陸點”。而與2016年相比，當前討論的重點已從關稅“是否實施”轉向“實施強度有多大”的問題。

過去一個多月以來，特朗普的經貿團隊逐漸組建完成。他提名對沖基金高管貝森特（Scott Bessent）擔任美國財政部長，債券交易公司首席執行官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為商務部長，并引入了保守派經濟學家哈塞特（Kevin Hassett）負責白宮經濟委員會。此外，他還提名格里爾（Jamieson Greer）和納瓦羅（Peter Navarro）擔任美國貿易代表（USTR）和白宮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

這一團隊構成展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征，華爾街背景的候選人可能傾向于漸進式、對商業友好的實施方式，而以納瓦羅為代表的“鷹派”則支持更為強硬的關稅政策。

李表示：“第二個任期將和第一個任期一樣，貿易溫和派將試圖緩和關稅鷹派提出的更極端的要求。但和上次一樣，特朗普可能會更傾向于關稅。只有當關稅導致物價上漲，人們抱怨通貨膨脹時，他才會考慮降低關稅。”

他還強調，需要考慮到特朗普內閣成員的高更替率。“他們被提名并不意味著他們會被批準并擔任整個任期。這個任期可能更少變動，但前提是只有真正忠誠的人才會想進入他的內閣。許多可能更溫和的候選人看到任何試圖約束他的顧問在第一任期所遭遇的事情，可能會認為這次不值得經歷這些。”他說。

從關稅實施的時間點來看，李分析稱，第一任期時，特朗普用了兩年的時間才推出第一波關稅。目前來看，根據程序要求，即使是最短的情況，關稅政策也需經歷公告、意見征詢和聽證等階段。因此，最快需要6個月，真正的時長可能接近一年。

然而，特朗普可能會尋求通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PA）或“308條款”等非常規途徑加速實施關稅。李認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已表明，他不介意啟用這些“非常古老的法律”，并將美國法律體系中的所有貿易工具視為可用選項。

供應鏈重組與投資前景

在關稅威脅下，供應鏈布局與企業對外投資戰略正面臨重要抉擇。

亞當斯·李表示，在上輪關稅沖擊下，企業試圖將供應鏈轉移至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但最終受制于當地較低的制造效率和技能水平。“即便面對25%的關稅，大多數企業仍選擇保留在中國的生產基地，”李表示，”但若關稅攀升至60%，可能促使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戰略，加速向東南亞轉移。”

圖源：中國網

上個月底，墨西哥總統否認其國家作為中國產品進入北美的轉口渠道的說法，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對此表示，中國同各國開展貿易合作基于國際規則和市場原則，互利共贏是本質特征，我們始終認為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毛寧稱，中國和墨西哥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發展的好伙伴。自華進口對墨西哥制造業發展和外貿競爭力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墨西哥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保持穩定健康的經貿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期待和各方的長遠利益。中方愿同墨方一道維護好雙邊經貿合作良好生態，助力各自國家發展。

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郝競宇律師稱，原產地規則極具復雜性，不同國家的原產地標準之間差異較大，導致企業在應對關稅時面臨諸多挑戰。

此外，美國和歐盟在貿易壁壘建設上展現出極大的靈活性，通過國內法快速修訂和制定新政策，使得企業應對策略可能迅速失效。傳統的關稅壁壘正在向環保、碳排放等非關稅壁壘轉變，這些領域缺乏國際共識，抗辯難度顯著增加。

從企業應對來說，郝競宇建議，企業出口和出海過程中需注重合規經營，避免因不合規行為而成為貿易壁壘的直接目標。同時，企業需積極面對反傾銷等調查，通過參與法律程序維護自身利益，而非依賴轉口貿易等規避方式。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紀文華表示，政策不確定性正成為跨國企業面臨的主要風險。“當前作出的投資決策可能在兩到三年后因政策變動而受挫，這種風險不僅影響中國投資者，也波及全球投資者，”紀文華表示，對企業而言，他們往往看重的是政策的可預測性和風險的可控性，穩定的政策環境比關稅水平本身更為重要。

來源：浙江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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