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周恩來親自點名讓開國上將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和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楊勇到新疆上任后，“四人幫”為了實現其篡黨奪權的目的，曾好幾次試圖插手新疆的事務，但都被楊勇采取“能拖即拖，能抗則抗”的策略頂了回去。

周恩來和楊勇

1974年“批林批孔”時，江青打電話給新疆自治區黨委，說批林批孔就是要解決孔子的徒子徒孫，要求新疆迅速拿出行動來。楊勇卻明確表示：一不傳達，二不執行。

不久以后，江青兩次給楊勇寄來“絕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處”。信里面沒有文字，只有幾期中央政治局委員才能看的《國內動態清樣》，楊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員，這明顯是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江青此舉的用意很明顯，在于試探拉攏楊勇。楊勇對此非常反感，對秘書說：“馬上封好，按正常組織手續給她退回去！”

楊勇的夫人林彬對他這樣處理江青的來信有些憂慮，林彬說：“對這樣的女人，我們不要去理睬，但也犯不著去招惹呀！”

楊勇卻說：“我們黨哪有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的？這種做法不正派，有的人卻擺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討好她，真沒骨氣！我偏要讓她知道有人不買她的賬！”

楊勇和林彬

1974年10月，王洪文要求各地推廣上海所謂的“民兵指揮部”經驗，企圖建立第二武裝。新疆軍區黨委召開常委會討論這一問題時，楊勇堅決不同意，他嚴肅地說：“軍分區不管民兵，這在我黨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先例。不管別處怎樣，在新疆，軍分區管民兵的體制不能變！”

1975年國慶節是新疆自治區成立20周年大慶，中央派代表團前往新疆參加慶祝活動，代表團由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任團長，毛遠新任副團長。林彬得知此事后，生氣地對楊勇說：“毛遠新是什么東西？為什么讓他當中央代表團副團長？中央再派不出人啦？要接待你們接待，我可不見他們！”

楊勇卻說：“老陳來了，你也不見？我想借這個機會好好與老陳談談，有些情況我正要問他。”

林彬提醒楊勇：“我可告訴你，老陳現在地位變了，你和他講話要注意分寸，該講的講，不該講的別講！”

楊勇說：“你說到哪里去了？老陳是自己的同志，對他們要坦誠直言。他現在的位置很重要，‘四人幫’要拉他，這個時候，該講的我們不講，那就對不起同志，更對不起黨！我只是擔心有毛遠新在，和老陳談話不方便。”

楊勇

林彬當即給楊勇出了一個主意：代表團來新疆后，可以分成兩個團到外地活動，正副團長各帶一個團，自治區的領導也分別陪同，這樣一來，楊勇就肯定有機會與陳錫聯單獨接觸了。

代表團到新疆后，毛遠新卻一直跟著陳錫聯寸步不離，在去外地參觀時，自治區的分團方案又遭到了毛遠新的反對，他堅持自始至終要和陳錫聯一起活動。直到代表團回京前，楊勇終于想出了一個支開毛遠新的辦法，安排毛遠新去烏魯木齊烈士陵園去祭奠他的父親毛澤民烈士，這次毛遠新終于不好再拉陳錫聯一起去了。

毛遠新去烈士陵園后，楊勇和陳錫聯整整談了一個上午。中午楊勇回家對林彬說：“講該的都講了，看來老陳心里明白，他不會跟‘四人幫’跑的，他的腦子還清醒著呢！”

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后，“四人幫”命令各地不許開追悼會。楊勇卻不理會這一套，仍然組織軍區機關的同志舉行了一個莊嚴肅穆的追悼會，他戴著黑紗走進靈堂，在周恩來的遺像前久久默哀，表達了對自己的老首長和人民的總理深深的悼念之情。

不久以后，“四人幫”在《人民日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鄧小平的文章。在新疆自治區黨委召開的常委會議上，有人提出應該緊跟《人民日報》，在《新疆日報》發表批鄧的文章，楊勇當即反駁道：“我們不能跟報紙，應該以中央的正式文件為準。中央文件上不是還稱‘鄧小平同志’嗎？怎么能隨意發表社論呢？”

會后，楊勇又對區委和軍區的領導同志說：“現在的形勢很復雜，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遇事要多想一想，看一看，切不可見風就是雨，盲目地跟著跑。”

毛澤東去世后，楊勇估計中央將發生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殊死博斗，為穩定軍心，毛澤東的追悼會剛一結束，他便立即召開軍區黨委常委緊急會議，并在會上宣布：“中央可能要出點問題，但不管如何，我們軍隊一定要聽葉帥的指揮，下面的部隊沒有我的命令，一律不準調動。”

楊勇（左）

那段日子里，楊勇夜以繼日地工作，密切注視著北京的動態，直到10月初北京傳來“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后，他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1977年9月，楊勇調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楊勇在離開新疆前，對前來送行的戰友們說：“我在新疆4年沒有犯錯誤，總算沒有辜負總理的期望，可惜他老人家再也不能聽取我的匯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