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看見光明（ID：kjianguang）

近年來，中國參與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活動的行為 ， 常被某些國際輿論曲解為 “ 政治站隊 ” 或 “ 意識形態同盟 ” ，甚至被指責為 “ 歷史修正主義的共謀 ” 。

這種批評不僅缺乏對中俄共同歷史記憶的尊重，更忽視了國際秩序演變的復雜性。

那些對中國參與紀念活動提出批評的聲音，往往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窠臼。

他們刻意忽視中蘇在二戰中的緊密合作，將當前俄烏沖突與歷史事件簡單類比。

事實上，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始終堅持中立立場，主張通過對話解決爭端，這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正義性并不矛盾。

正如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出的：“我們反對的是戰爭，而不是某個國家。”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勢力試圖將紀念活動政治化，渲染“中俄對抗西方”的敘事。

這種冷戰思維完全背離了紀念活動的初衷——1945年的勝利屬于全人類，而非某一集團。

中國參與紀念活動，本質上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的踐行，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彰顯。

正如埃及學者貝吉爾所言：“中俄的合作不是對抗，而是為世界提供另一種可能。”

中俄兩國在二戰中的合作，是20世紀全球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是最早對中國抗日戰爭提供實質性援助的國家：1937年淞滬會戰后，蘇聯即派出2000余名航空志愿兵來華參戰，200多名飛行員血灑中國長空。

東北抗聯在極端困境中撤入蘇聯整訓，最終組成“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特別旅”，成為解放東北的先鋒隊。

這種互助關系具有雙向性。

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關東軍近百萬兵力，使其無法配合納粹德國對蘇聯實施東西夾擊，客觀上保衛了蘇聯遠東安全。

二戰期間，兩國人民以生命鑄就了共同記憶。

毛澤東之子毛岸英加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轉戰歐洲；中國記者胡濟邦成為蘇德戰場唯一的戰地報道者；中俄混血少女嘎麗婭為勸降日軍犧牲于槍口下。

這些個體敘事構成了中俄“用鮮血凝成戰斗友誼”的集體認同，而遍布中國的蘇軍烈士陵園和近年聯合搜尋遺骸的行動，正是這種歷史記憶的物質載體。

當前國際格局正經歷深刻重組，中俄在維護二戰勝利成果上存在共同利益。

西方某些勢力試圖通過“歷史虛無主義”解構二戰敘事。

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殖民歷史；北約東擴侵蝕雅爾塔體系；美國將俄羅斯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并實施全面制裁。

在此背景下，中俄通過聯合紀念活動，明確傳遞了三點信號：

第一，反對歷史修正主義。

2025年紅場閱兵中，中國儀仗隊高唱《游擊隊之歌》、展示1945年《新華日報》號外，正是對“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歷史定論的再確認。

此舉與俄羅斯強調“反法西斯精神”形成共鳴，旨在遏制任何否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合法性的企圖。

第二，維護多邊主義框架。

美國近年推行單邊主義，退出《中導條約》、對中俄實施科技封鎖、發動貿易戰，導致全球治理體系碎片化。

中俄通過聯合軍演、能源合作（2023年對華原油出口超1億噸）、共同開發北極航道等舉措，正在構建“非西方中心”的合作范式。

第三，戰略協作對沖風險。

面對西方制裁，中俄形成互補性極強的經濟生態。

中國向俄出口67%的微電子器件和機床設備，俄對華能源出口占比持續攀升，2024年貿易額預計突破2400億美元。

這種互利關系使兩國在烏克蘭危機、臺海問題等議題上獲得更大戰略回旋空間。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中國參與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活動，既是對先烈的緬懷，也是對未來的承諾。

當“喀秋莎”火箭炮的轟鳴聲與《黃河大合唱》的旋律在紅場交織，當兩國青年在紀念館前交換徽章、互致問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歷史的回響，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實踐。

真正的大國擔當，在于守護歷史的真相，在于捍衛文明的尊嚴，更在于開創和平的未來。

批評者將中俄合作簡化為“威權主義聯盟”，本質上是以冷戰思維曲解21世紀的大國互動。

中國參與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絕非對某一國家的政治背書，而是基于以下原則的理性選擇。

首先是，歷史正義原則。

守護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防止戰爭罪行被美化。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始終將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視為國際責任。

在2025年聯合國大會上，中國與俄羅斯共同提出《反對美化納粹主義決議案》，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當代國際秩序的根基，其成果凝結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法理效力的歷史文件，明確否定了侵略擴張的合法性。

然而，當前國際社會正面臨歷史虛無主義的嚴峻挑戰。

日本右翼勢力屢屢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大東亞戰爭”，甚至將甲級戰犯奉為“英靈”；北約以“價值觀同盟”之名擴張版圖，架空雅爾塔體系的安全框架。

部分西方國家以“去殖民化”為名，將反法西斯敘事簡化為“權力博弈”，消解其道義內核。

守護勝利成果的核心，在于堅持“侵略有罪、正義必勝”的歷史定論，遏制任何企圖為戰爭罪行翻案的暗流。

中俄共同紀念衛國戰爭，正是以歷史記憶為紐帶，重申“戰后秩序不可撼動”的底線——唯有正視歷史真相，方能避免人類重蹈“強權即公理”的覆轍。

國際社會亟須以多邊協作捍衛二戰精神，將反法西斯共識轉化為遏制軍國主義復蘇、維護和平發展的行動準則。

其次是多極平衡原則，抵制單極霸權，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

冷戰結束后形成的“單極時刻”并未兌現“歷史終結”的預言，反而催生出美國濫用制度性霸權的結構性矛盾。

從繞開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到以“長臂管轄”制裁他國企業，再到將美元武器化實施金融絞殺，單極霸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名，行“規則制定權壟斷”之實。

這種權力失衡直接導致全球治理失靈：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疫苗分配、債務重組等議題上長期失語，北約東擴持續擠壓歐亞大陸戰略緩沖帶，科技封鎖人為制造“數字鴻溝”。

中俄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本質是對“強權即真理”叢林法則的顛覆——通過金磚機制擴容、上合組織功能拓展、非美元結算體系構建，逐步打破西方壟斷的議程設置權與價值評判權。

中俄能源聯盟采用本幣結算、非洲國家集體拒絕“債務陷阱”污名化、拉美左翼政權重啟區域一體化，均表明多極化不是口號而是實踐。

唯有終結“一國獨大”的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實現“各國主權平等”的聯合國憲章精神，使國際秩序從“霸權裁決”轉向“共同協商”。

再次是文明共存原則，倡導不同發展道路的平等對話。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征，而西方中心主義長期將現代化道路簡化為“自由主義模式”的單一選項，本質上是對文明演進規律的否定。

某些國家以“普世價值”為名推行價值觀外交，從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改造”到對華“制度性競爭”，無不暴露出文明優越論的傲慢。

中俄堅守的文明共存原則，則是對此的根本性批判：中國提出“文明對話超越文明沖突”，俄羅斯倡導“多文明世界秩序”，其核心在于承認各國基于歷史傳統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

從互辦文化年、聯合修復敦煌壁畫與諾夫哥羅德古城，到共同抵制“新殖民主義”文化霸權，兩國正以實踐打破“中心-邊緣”的文明等級論。

這種理念已投射于全球治理——非盟拒絕外部干預內政、伊斯蘭國家自主制定數字倫理準則、拉美左翼重釋“21世紀社會主義”，均印證多元文明的蓬勃生命力。

真正的平等對話，須摒棄“教師爺”姿態，在承認差異中尋求共識。

正如中國高鐵技術適配非洲氣候、俄羅斯疫苗適應東南亞冷鏈條件所揭示的——文明互鑒的本質，是讓發展邏輯扎根本土而非強行嫁接。

唯有如此，才能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新圖景。

當今世界正處于“秩序重組”與“規則博弈”的關鍵期，中俄合作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將共同記憶轉化為共同行動，才能在變局中開辟穩定錨點。

那些脫離歷史語境與地緣現實的批評，終將在時代潮流的沖刷下顯露出其狹隘性與短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