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暉

1955年9月，劉伯承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七八年間，軍內的政治斗爭可以說是接二連三。這里有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斗爭，1959年廬山會議及其后的揭批彭德懷、黃克誠“軍事俱樂部”的斗爭，1960年底批判譚政和1965年底批判羅瑞卿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錯誤處理了大批軍隊領導干部，使他們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使軍隊建設受到極大干擾。

一

1958年反“教條主義”斗爭，在當年5月底至7月底持續近兩個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達到頂點。會上，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成為眾矢之的，前者被指為“教條主義大本營”，后者則成了“教條主義司令部”。原本只是在“是否學”和“怎樣學”蘇軍條例上正常的意見分歧，卻演變成軍內第一場具有“反黨”性質的路線斗爭。軍事學院原院長劉伯承元帥、副院長陳伯鈞上將，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宋時輪上將，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副部長李達上將均受到點名批評與批判，就連總參謀長粟裕大將、訓練總監部原代部長葉劍英元帥也未能幸免。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之后，一批包括元帥、大將、上將在內的高級將領受到錯誤的組織處理。劉伯承元帥被免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職務，從此不在軍內擔任具有軍事指揮與領導性質的實際職務，在家休息，一年后出任顧問性質的軍委戰略小組組長。

被指控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的粟裕，則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這位曾經在華東戰場叱咤風云的將軍從此離開軍事指揮一線，調任新成立的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并被限制接觸部隊，被告知“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去跑了”。結果，能征慣戰的粟裕，在軍事科學院這個軍事科研與咨詢機構一待就是20多年，直至病逝。

兩位資深上將——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副部長李達則被指為“反黨宗派集團”的主帥、副帥，對他們的斗爭更為過火，組織處理亦更為嚴厲，不僅撤銷了他們軍內職務，而且把他們趕出軍隊。蕭克到農墾部任副部長，李達到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任副主任，一個分管農業機械，一個負責國防體育協會。他們也是軍隊高級將領中，第一批被趕出軍隊者。

繼蕭克之后主掌訓練總監部的郭天民上將，剛在訓練總監部主持批判蕭克、李達活動，還未能喘口氣，自己就以蕭克、李達“反黨宗派集團”第二副帥的身份被打倒。這回連“廟”也拆掉了，備受指責的訓練總監部被撤銷，其職能歸入總參謀部。

1958年反“教條主義”斗爭，兩位元帥被點名批評，一位大將、五位上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處理，更有李鐘奇等大批少將以下負責軍隊訓練與教學工作的將校，受到種種責難與處理，部隊軍訓與院校工作受到極大沖擊。

譚政大將

二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彭德懷以憂國憂民之心，通過正常途徑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一封信，導致這位功勛卓著的共和國元帥受到錯誤批判。一年前彭德懷主持了對粟裕、蕭克等人的批判，轉眼之間自己成了斗爭的焦點。

這次批彭德懷、黃克誠與上次批粟裕、蕭克有所不同的是，上次基本上還是就事論事，主要在粟裕的“狂妄不尊”（誣指粟裕對彭總和國防部有所不尊的言行）和蕭克的“僵化教條”上做文章，這次批彭、黃，氣氛更嚴厲、火焰更高、勢頭更猛，毛澤東震怒之情溢于言表。軍委擴大會議在明確他們有一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后，對他們當時的“反黨罪行”和二三十年前的“歷史舊賬”一一歷數，是算“總賬”性質，直指身為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和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形同“父子關系”，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等人有一個“軍事俱樂部”，他們“反黨篡軍”，“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場斗爭中，被指“袒護彭、黃”“和稀泥”的朱德元帥也受到責難，并被迫作了檢討；吳信泉中將、李雪三中將等人因對這種批斗會議消極沉默、緘口不言，亦受到指責、牽連。

元帥中排名前兩位的解放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被會議點名批判，并作出檢討，這在人民解放軍軍史上還是第一次。

“人家斗爭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開除黨籍，不殺頭就行。就是撤職、開除黨籍，我還可以參加勞動。”彭德懷自知這場批斗后果嚴重，最終目的是要把他徹底搞臭。1959年8月至9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之后，被撤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職務的彭德懷，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彭德懷上交了元帥服等物品，搬出中南海永福堂，來到北京西郊的掛甲屯。幾年后，彭德懷到成都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排名第三的副主任，分管煤炭、天然氣工作。

黃克誠，被撤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職務，在家賦閑六年后，于1965年8月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九的副省長，由行政四級降為六級。

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的兩位得力戰將鄧華上將、洪學智上將，隨之一同遭殃。鄧華被解除沈陽軍區司令員職務，他本人想去軍事院校學習，未被允許。被解除軍職的鄧華還想進軍事院校當一名學生學習軍事的愿望，看來還是天真了。因為剛剛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已經說了，沒有職位的鄧華留在軍隊，也是危險的。

于是鄧華轉業，但住在北京也不可能。1960年6月4日，鄧華轉業到四川任副省長，分管農機工作。談話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要鄧華多同省委分管農業的廖志高書記和省委常委、農機廳廳長苗逢澍聯系?！奥牭竭@里，鄧華的心立刻沉了下來：名義上分管農機工作，實際上大政方針由省委農業書記管，具體工作由既是省委常委又是農機廳黨組書記的農機廳長管，自己的職位豈不是形同虛設？打入‘另冊’的悲哀就在這里?！编嚾A讓夫人李玉芝把軍服送到洗染店全部染成黑色，以此告別征戰了31年的軍界，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

廬山會議之后，總后勤部部長洪學智也被逐出軍隊，下放到吉林省任農機廳廳長，比鄧華的“副省級”還低一級。洪學智亦是耿直、正義感十足之人。他不認同對彭德懷“里通外國”的指控，說：彭總又不會外語，訪問東歐都有翻譯和陪同人員在場，怎么會里通外國呢？因為對批彭持有異議，洪學智直接被送到寒冷的關外，脫掉軍裝，降至廳級。

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認同的萬毅中將，也因為贊同彭德懷的一些看法，而被指為“彭德懷的狗腿子”，遭到批判撤職，被免去國防科委副主任職務，送到陜西，先在建委，后在林業廳任副廳長。在北京軍委擴大會議上看到黃克誠遭人誣陷，僅是少將軍銜的北京軍區參謀長鐘偉，在數以百計的高級將帥面前挺身而出，說出歷史真相，氣魄震撼全場。更令人震驚的是，鐘偉當場明言：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吧，也把我拉去槍斃吧！

結果，鐵骨錚錚的鐘偉當場被押送出場，趕出軍隊，到安徽任農業廳副廳長，后又被扣上“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罪名，入獄五年。

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元帥、大將、上將、中將、少將五個軍銜的六個人，都被逐出軍隊。廬山會議之后，全軍掀起認定和清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活動，全軍范圍內，短短三個月內（到1959年11月底），因“彭案”而被劃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者就達1848人。

“文革”之中，彭、黃、鄧、洪、萬、鐘六人又都遭到批斗、摧殘、迫害。

1958年，彭德懷在平江農村視察

三

1960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及其后，又揭出了一個以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他們被指為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的“余脈”，“一貫右傾”，“反黨、反對新軍委領導”，同樣受到嚴厲批判和嚴肅處理。譚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常委、總政治部主任職務被撤銷，先是被降為總政副主任，幾年后也被逐出軍隊，調任福建省排名第五的副省長。和黃克誠一樣，譚政也被行政降兩級?？傉尾拷M織部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部長姜思毅、秘書長白文華及解放軍報社總編輯歐陽文作為“宗派集團”成員，受到黨紀處分和撤職、降職處理?？傉敝魅胃电?、甘泗淇兩位上將也受到嚴厲批判，檢討之后僥幸過關。

1965年11月、12月，“文革”爆發前夜，軍內斗爭再起波瀾：先是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中將遭批判、撤職，隨后，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被打倒。他們都被扣上“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的大帽子，遭批判、監禁、迫害。對羅瑞卿的處理，包括他的兼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專委辦公室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等）均被撤掉，槍和獵槍上交，就連軍線電話都被撤掉了。10年后羅、蕭二人才重新回到軍隊。1975年，羅瑞卿任中央軍委顧問，蕭向榮任國防科委副主任。

1966年與羅瑞卿一同被打倒的梁必業，被指控與羅勾結搞陰謀活動，有一個篡軍反黨的“羅、梁集團”。隨著羅瑞卿被打倒，梁必業也隨即被撤職查辦。1966年5月，被解除總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監委副書記職務的梁必業，原本是降職調任南京軍事學院副院長的，結果人還未到任，便又被以“態度惡劣，死不認罪”等為由，改變了處分及任職決定，撤銷其任軍事學院副院長的命令，下放到總后勤部所屬青南馬場任副場長（未到任，后被送到安徽肥西縣蟠龍墩農場監督勞動），由行政六級降為八級。

四

從1958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八年間，共有四位元帥、四位大將、九位上將、六位中將，連同鐘偉等少將以下大批將校級軍官，受到批評、批判和錯誤的組織處理，許多人遭降職降級或被趕出軍隊、趕出北京，農業口、農機領域成為他們中不少人走向社會的第一出路。

這些備受冤屈、備受折磨、被錯誤處理的軍隊高級領導人，對當年的那場斗爭，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事發突然時的震驚和無情打擊中的殘酷。

對于毛澤東的痛批，彭德懷感到的是“晴天霹靂、悶頭一棒。這次打擊是那樣沉重，來得又如此突然，幾乎使這位以沉著堅定著稱的大軍統帥喪失自制”。

1965年12月11日，從昆明趕到上海的羅瑞卿一下飛機，聽到周恩來、鄧小平傳達的會議內容，“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林彪的指責猶如狂風驟雨一陣陣無情地抽打著他”。羅瑞卿震驚、激憤，“只覺得像當頭被人打了一悶棍”，表示：“殺了我的頭也不能承認這些?！绷_瑞卿的此種反應，好似當年彭德懷一樣。

對這種批斗，當年所作的錯誤結論和錯誤的組織處理，身心的痛楚莫過于當事人。

蕭克上將在回憶錄中說：反“教條主義”斗爭“開了自遵義會議后黨內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壞頭”。粟裕大將在20年后的1979年寫給中央的申訴材料中說：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把我作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來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壞了中共七大以來黨內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在軍內開了很壞的先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備受攻擊的鄧華上將對會議上那種“萬箭齊發”的景象感觸尤深，曾私下對夫人李玉芝說：“人抬人，無價寶；人踩人，踩死人。黨內斗爭這種風氣真是叫人憂慮。”

1959年8月下旬，軍委擴大會議分組批斗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第二組對黃克誠的批斗非常猛烈……但沒有一個像樣的發言，只是追查、逼問。更有甚者，有些人拍桌子，揮拳頭，跺腳，罵娘，把會議搞得烏煙瘴氣。只有極少數人一言不發”。

有群起攻擊，還有車輪大戰。日復一日的會議，單是1960年9月的軍委擴大會議從9月14日到10月20日就開了一個多月，其后是總政治部黨委擴大會議，從10月25日一直開到1961年1月25日，兩個會議接踵連續開了4個多月，譚政大將“疲倦了，他被整得神魂顛倒，蒙頭轉向，疲憊不堪……”

同室操戈，昔日的戰友反目。《羅瑞卿傳》記載：1965年12月上海會議之后，一些高級干部同羅瑞卿私下交往“還是同志式的”。可到了1966年3月北京京西賓館會場上，“氣氛全然變了，與會者數月不見都成為路人乃至仇人……大家都程度不同地同羅瑞卿撕破了臉皮，劃清了界限”。

羅瑞卿自述：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而且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著我。我實在忍受不了，頭腦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p>

上述八年中的幾場斗爭，有幾個共同特點：都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并在會上針對重點人和主要問題，上綱上線，無情打擊，群起圍攻，“重炮猛轟”；都提到“兩條路線”斗爭高度，而且斗爭目標都有“標志性罪名”，并據此有一個“集團”性質的“反黨宗派組織”或“軍事俱樂部”；對重點人和主要問題的指控，大都具有隨意性、主觀性，或小題大做，或無中生有，或指鹿為馬，或曲解原意，經不起歷史的檢驗；被指控的“集團”重要成員都受到錯誤的組織處理，或脫下軍裝轉業，或被剝奪職務，或被降職降級送去學習，或被打入冷宮賦閑。在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又都受到了更為殘酷的迫害。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他們的冤案才陸續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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