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秉君

周恩來總理

中南海西花廳兩次重要會議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后，最緊迫的一個問題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戰飛機來奪取制空權?？墒?，當時國內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幾乎沒有自己的航空工業。于是，盡快創建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已經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先后召開了兩次會議，這兩次重要會議決定了中國航空工業后來的命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會議的人員有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沈鴻和剛從東北調到北京的段子俊等。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創建中國航空工業的方針、原則和發展道路，以及爭取蘇聯援助問題。會議通報了朝鮮前線的戰況和戰場形勢：美軍攻陷朝鮮首都平壤，美機轟炸鴨綠江大橋，志愿軍后續部隊、作戰物資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形勢非常嚴峻。目前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空軍急需飛機，急需用我們自己的飛機來裝備志愿軍，奪取制空權……

經過連續幾番緊張熱烈的討論，最后周恩來作會議總結。他強調指出：“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要從實際出發。中國是先有空軍，而且正在朝鮮打仗，大批作戰飛機急需修理。中國是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五億多人口的國家，靠買人家的飛機，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發展到自行設計。原則是由小到大，在設計修理廠時，就要考慮到日后轉變為制造廠的安排和部署。同時，要和蘇聯談判，爭取他們幫助我國建設航空工業?！敝芏鱽淼目偨Y講話，指明了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方針、原則和步驟。

會議最后還決定，派出以何長工為團長，段子俊、沈鴻為成員的代表團赴蘇，與蘇聯談判援助中國創建航空工業問題。代表團臨行前，周恩來還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他細致地囑咐：“這次赴蘇談判一定要謙虛謹慎，要向蘇聯同志說明我國沒有航空工業基礎，要從頭建設的道理。規模要搞小些，主要解決修理的需要，保證朝鮮戰場作戰。這是因為我們剛剛建國，還很窮，搞大了沒有力量。我國航空工業沒有基礎，談判時原則上依靠他們，一定要爭取蘇聯同志幫助我們把航空工業建立起來。談判中有什么問題，隨時打電報或電話向國內請示?！?/p>

接著，周恩來又與何長工商談了在談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相應的對策。臨別時，何長工風趣地問周恩來：“我這個代表團團長權力有多大？”

周恩來笑了笑說：“你是全權代表，你說的話算數?！?/p>

為了使航空工業滿足抗美援朝戰爭的急需，進而落實周恩來確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針，航空工業局與蘇聯顧問一起研究制訂了一個方案，其主要內容為：計劃用5至8年時間，試制成功活塞式教練機雅克-18和噴氣式殲擊機米格-15比斯（后改為米格-17埃夫）。該方案上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后不久，周恩來便主持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落實的問題。經過與會人員的認真討論，認為該計劃基本可行。最后，周恩來在會議總結時，對有關落實工作的細節問題作出指示。他說：“我同意按照你們提的計劃辦，這個計劃完成之后，我們就可以年產3600架飛機了。但各種飛機所占的比例要請空軍審議一下，看是否符合軍委有關規定的比例關系。關于明年底訂貨問題，和在3至5年內由修理過渡到制造的計劃，還要先給蘇聯發個電報，請他們給予考慮。”

在談到聘請蘇聯專家的問題時，周恩來明確答復：“同意再向蘇聯聘請25名專家。至于完成這個計劃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員等問題，由富春同志辦理?？磥硇枰馁Y金折合成小米50億斤就差不多夠了，我準備拿出60億斤。另外，辦一所航空大學是應當的，也是需要的?！?/p>

會后，將討論修改的新方案上報中央和軍委。不久，毛澤東就批準了這一方案。

密切關注談判的進展情況

1951年元旦剛過，何長工就率領代表團乘一架伊爾-12飛機前往莫斯科，執行爭取蘇聯幫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機場臨登機前，前來送行的陳云對何長工說：“你坐飛機上天了，我也要‘上馬’了?！币饧粗胸斘只I措一大筆外匯，支持建設航空工業。

何長工緊握陳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說：“那你就等我們的好消息吧?！比缓?，他轉身登機，在機艙門口與送行的人揮手告別。

1月8日，中蘇正式開始談判。

蘇方參加談判的是以維辛斯基為首的，包括外貿部副部長柯瓦利、航空工業總設計院院長波依索夫以及國防部、航空工業部的代表在內的7人談判委員會。談判由維辛斯基領導，日常談判由柯瓦利主持。由于中國代表團事先同維辛斯基經過溝通，并取得了“戰前”的勝利，所以正式談判開始后，就直接進入援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正題。參加談判的大多數蘇方代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都很明確，那就是積極贊成幫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所以，談判從一開始，就不再是原先計劃準備談的要不要援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問題，而是直接洽談怎樣援助中國及援助什么的問題。

在后續的談判中，主要是集中在三個問題上，圍繞著這些問題，中蘇雙方又展開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鋒。

關于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方針問題。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方的方針就是周恩來提出的先搞飛機修理，后搞飛機制造。按照這個方針，蘇聯的援建項目不僅僅要考慮修理的問題，而且要從長計劃，并考慮將來的制造問題。因此，中方要求蘇聯在幫助建廠時，就要在整體布局上做通盤考慮，同時還要為將來的飛機制造做好準備。但是，由于蘇聯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對中方的這個“兩步走”方針很不理解。他們認為，中國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業，需要飛機及器材，只要向蘇聯訂貨就行了。這次談判只談修理問題，至于制造問題，以后再說。面對這一僵局，中方代表團一再解釋和說明中國航空工業建設方針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并毫不妥協，據理力爭。經過艱苦的談判，終于贏得了蘇方理解。最后達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內的全部工程由蘇聯包下來的協議，并決定待協議正式簽訂后，蘇聯即派8名顧問和100名專家來中國幫助援建工作。

關于修理的規模問題。這個問題談得比較順利，雙方議定，當年由蘇聯幫助中方修理發動機2000臺、飛機500架（主要機型是米格-9、米格-15、圖-2轟炸機、雅克-11、雅克-18和拉-9、拉-11等），以解決抗美援朝戰場急需；建設規模確定為年修發動機3000臺、飛機600架，初步先改擴建6個軍工廠。在這次談判過程中，代表團又適時提出請蘇聯派一列修理列車來華的建議。這種列車也叫列車工廠，有35至40節車皮，工作人員在車上食宿。車上安裝有車床、實驗設備和小型發動機試車臺，并帶有較齊全的零部件，能對飛機、發動機進行中小規模修理。這種修理列車是當時抗美援朝急需的。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機動修理廠，前線哪個機場有受損的飛機，修理列車就直接開到那里進行搶修，這樣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戰斗機的效率。

援建中國的工廠在哪里設計，這個問題爭論最激烈。蘇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在莫斯科設計，然后把圖紙送到中國施工。代表團對他們的這一提議感到不可理解，因為基本建設很復雜，要進行選點、水文地質勘探，設計才能進行，這是常識性問題。因此，代表團始終堅持既然在中國施工，就應該在中國設計。并反復強調，在莫斯科搞設計難以符合中國的實際，如果不符合實際，必然又要修改，這就給施工帶來很多人為的困難，中方總不能每天坐飛機往來北京—莫斯科之間吧！那樣既費時，又誤事，造成大量的浪費。既然蘇聯愿意真誠地幫助中國，那么就應該按照中國的意愿來幫助中國。

為贏得蘇方的支持，代表團分別向蘇方代表作了許多解釋工作。在后續的談判中，中方的意見終于贏得了蘇方多數代表贊成。最后雙方議定，由蘇聯派20名專家到中國搞設計。它對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代表團赴蘇談判期間，周恩來一直密切關注著談判的進展情況。他對代表團能夠贏得蘇聯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的談判成果表示滿意，但還是感到建設的規模偏大。尤其是當他得知代表團未經請示國內就向蘇方訂購了一批設備后，立即電告代表團：“關于訂購飛機所需設備，未經批準即與對方作最后肯定，顯較急躁。既然已定，除望爭取的訂單內確為我們急需者外，只好先訂草案，回國后，經審核批準再正式簽字，如何，盼告?！睆倪@封電報中，不難看出周恩來為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他不僅考慮到當時購買這批設備國家的支付能力，更擔心買回并不急需的設備而造成浪費。周恩來沒有直接提出批評，而是以“顯較急躁”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態度，展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使代表團成員深受感動。隨后，代表團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對有關項目的內容進行了調整，只選留一部分急需的設備。

經過18天的努力，談判終于獲得成功，與蘇聯達成了《中蘇航空工業技術協定》草案。當天上午，蘇方人員就將《協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上。聽蘇方人員說，斯大林中午沒顧得上休息就開始審批，僅用了兩個多小時就審批完了。斯大林在批示中寫道：“談成的草案要不斷修正、補充。一定要支持中國兄弟辦航空工業，中國的基礎薄弱，我們要全力幫助?！?/p>

2月19日，何長工與蘇方代表草簽了《協定》。代表團回國之前，維辛斯基為代表團舉行宴會送行。這位老朋友感慨地舉起酒杯，由衷地祝賀這次蘇中談判圓滿成功！代表團也為中蘇人民的友誼頻頻舉杯，氣氛非常熱烈友好。

這時，維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長工的身邊幽默地說：“何同志，你下次再來時，希望你帶兩個飛行團在莫斯科紅場降落！”

何長工會心地一笑說：“也許帶三個團來！”在場所有的人都被他倆幽默的對話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和蘇聯外貿部副部長柯瓦利代表雙方政府正式簽署了《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組織修理飛機、發動機和組織飛機修理廠方面技術援助的協定》。這項協定包括援建6個修理廠及其所需技術資料、設備、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專家、顧問，總金額為3000萬盧布。

這次赴蘇談判最大的成果，就是爭取到了蘇聯對中國航空工業建設的援助，這對于中國航空工業的創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63年4月，周恩來和中央專委會成員賀龍、聶榮臻、張愛萍等在中南海

第一架噴氣式戰斗機試制成功

1951年6月29日，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的決定，空軍將“空軍工程部東北修理總廠第五廠”正式移交給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同日，中國第一個殲擊機研制基地——沈陽飛機制造廠（代號“112廠”）誕生了。

隨后，周恩來主持研究事關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所作出的主要決策、確定的方針和采取的有力措施，為新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確定了方向。

這一時期，作為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156個重點工程之一的112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工廠由修理到制造的轉變。

1956年7月19日，是中國航空史上一個難忘的日子。北國盛夏的清晨，依然涼爽宜人。中國制造的第一架噴氣式戰斗機“中0101”號，在完成全部地面試驗檢測后直接進入試飛階段。擔負這次首飛任務的試飛員是從空軍選調來的吳克明。他雖年僅26歲，卻是一名具有顯赫戰功的老飛行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戰斗起飛達數百次，直接參加空戰10余次，曾先后擊落美國空軍最先進的F-86戰斗機兩架。血與火的戰爭考驗，不僅練就了吳克明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作風，同時還使他的飛行技術經過戰斗洗禮更加精湛。

吳克明領受試飛任務書后，像往常一樣帶好飛行裝具，徑直向那架已經做好飛行準備的“中0101”飛機走去。此刻，這架銀白色的戰鷹在晨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奪目。吳克明非常自信地跨進了“中0101”飛機的座艙，看著全是中文標識的開關和儀表，不由得感嘆道：“這才是我們的飛機！”他按程序對座艙設備進行了最后一次檢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啟動了發動機。緊接著，他便開始做地面滑行試驗。飛機在高速滑行時，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縱性，這更堅定了他必勝的信心。當他確認一切就緒時，便把飛機滑向起飛線待命。

隨著指揮員的一聲令下，吳克明駕著“中0101”號呼嘯騰空，緊接著躍升、俯沖、盤旋、通場……當預定的試飛課目完成后，吳克明便帶著意猶未盡的心情按時返航。最后，當他把“中0101”飛機穩穩地停在跑道上后，一個新的奇跡出現了——中國制造的第一架噴氣式戰斗機首飛成功！

1956年9月8日，國家驗收委員會在112廠舉行了隆重的驗收簽字儀式，并把該型飛機命名為“56式”飛機（后在全國飛機統一編號時改稱為殲-5飛機），同時批準成批生產。國家驗收委員會主任王秉璋在簽字儀式上宣布了驗收結論：“國營112廠已經試制成功56式飛機，并可以成批生產，交付空軍及海軍航空兵部隊使用?！?/p>

9月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我國試制成功新型的噴氣式戰斗機》為題，向全世界報道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抓住轉機加速發展第二代先進戰機

1961年初，蘇聯政府準備賣給印度尼西亞一批米格-21殲擊機，并與中國政府協商，要求通過中國將這批飛機轉到印度尼西亞去。蘇聯領導人也想借此機會緩和一下日益惡化的兩國關系，便通過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安東諾夫，向周恩來轉達蘇聯政府的意見：如果中國需要，蘇聯也同意向中國提供米格-21殲擊機。

不久，赫魯曉夫突然致函毛澤東，表示蘇聯愿意向中國轉讓米格-21飛機的制造權，希望中方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談判。當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但考慮到發展中國航空工業的需要，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一致認為不能輕易放過這個機會，當即指示空軍和航空工業局研究，提出處理意見。

接著，周恩來在中南海聽取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空軍工程部參謀長丁仲和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的匯報。聽完匯報，周恩來當即確定由劉亞樓率代表團赴蘇談判，并指出：“如果他們想利用制造權來卡我們，我們就不干；如果他們想壓我們在原則上讓步的話，就寧可不要?！?/p>

毛澤東聽完情況匯報后說：“現在我們和蘇聯只是買賣關系?！?/p>

隨后，中國派出以劉亞樓為團長，丁仲、徐昌裕為副團長的15人赴蘇代表團，前往蘇聯談判引進米格-21飛機事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后，便開始了緊張的談判。

這次談判與引進米格-17和米格-19時的情況大不相同了。那時，中蘇關系還很友好，雖然兩黨之間存在一些分歧，但兩國之間的關系還沒受到多大影響。尤其是民間交往還很密切，中國總是把蘇聯尊稱為“老大哥”，而蘇聯人民也愿意真誠地幫助中國搞建設，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所以，前幾次技術引進都進行得比較順利。可是，眼下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導致兩黨關系破裂，并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國家關系。因而這次談判工作進行得非常艱難。

為了了解米格-21飛機和發動機的生產情況，中方代表團提出要參觀米格-21飛機和發動機制造廠?？墒?，蘇方以各種借口百般刁難，就是不讓代表團人員參觀。劉亞樓終于震怒了，他氣憤地拍著桌子說：“我們不看飛機，不看飛機發動機的生產廠，怎么買飛機？！”

在這種情況下，蘇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員分別參觀了高爾基飛機制造廠和莫斯科發動機制造廠。

由于這次談判是在極為復雜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自始至終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在第一輪談判之后，代表團估計下次談判蘇方可能會提出派遣顧問的問題，并就此事向國內匯報。對此，周恩來專門請示了毛澤東，當毛澤東聽完周恩來的匯報后，淡淡地一笑說：“既然蘇聯專家、顧問已經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來了。”

周恩來立即回電指示：“派技術專家可以，對專家如何使用，我們完全可以主動。派顧問則不能答應。如果他們堅持要派顧問，我們就寧可不要米格-21飛機?！?/p>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決策既堅決又果斷，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務實。代表團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在后續的談判中，堅持原則，據理力爭，終于取得談判成功。

1961年3月30日，雙方達成協議，并在莫斯科簽訂了引進協議及合同，但中方不同意蘇聯再派專家來中國。在代表團回國的飛機上，劉亞樓氣憤地說：“以后再不來談判了，真受氣！下一種飛機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研制了?！?/p>

1962年10月23日，總參謀長羅瑞卿正式批準仿制米格-21飛機，定名為“62式”飛機（1964年11月4日，全國統一飛機型號時改為殲-7型飛機），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飛機生產計劃。

殲-7飛機結構復雜，共有2萬多個零部件，近200項新結構、新工藝和新材料。盡管如此，飛機設計人員和有關技術人員，敢于創新和攻克難關，自行編寫全機工藝規程1.8萬多份，自行設計和制造工藝裝備2.16萬套、各種實驗設備177項。

新一代戰機的引進和試制，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62年6月，周恩來前來沈陽飛機制造廠視察，并召開了東北地區軍工企業領導干部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作了當前形勢和任務的重要報告，并著重研究了新機試制問題。

1963年9月，殲-6飛機試制成功。這是在蘇聯專家全部撤走的情況下完全由中國自己試制的，標志著中國已進入獨立自主仿制超聲速殲擊機的新階段。從此，中國航空工業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自行研制開發的道路，一舉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生產超聲速作戰飛機的國家之一。在殲-6飛機批量生產并裝備部隊之后，中國又把目標瞄向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第二代戰機。

1965年11月28日，國產殲-7飛機（0002號）總裝完畢，隨后轉到試飛站進行試飛前的各項地面測試。1966年1月17日，中國制造的第一架殲-7飛機由試飛員葛文墉首飛成功。

力排極左錯誤思想的干擾破壞

在“大躍進”運動和極左錯誤思想的影響下，中國航空工業遭受嚴重挫折。由于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搞快速試制，快速施工，導致航空產品質量嚴重下降，大批飛機不能出廠交付部隊使用，基本建設質量也存在嚴重問題。

特別是試制的“東風-103”和“東風-102”兩種飛機都出現嚴重質量問題，引起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1960年5月10日召開的軍委常委會，對國防工業生產中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和急躁冒進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和糾正。這次《軍委常委會議紀要》指出：“目前國防工業生產中存在的質量不好的缺點是嚴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決。一切國防工業生產中，應明確提出‘質量第一，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口號，堅決反對單純追求數量、只計算產值不顧質量的錯誤觀點。”

為了挽回“大躍進”運動給航空工業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堅決貫徹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三機部于1962年6月在沈陽召開了東北地區軍工干部會議。緊接著，國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了工作會議。這兩次會議周恩來都參加了，并作了十分重要的講話。

在沈陽召開的東北地區軍工干部會議上，周恩來重點作了五點指示：國防工業過去10年是有成績的，成績是主要的，要總結經驗教訓；國防工業的基礎打下了，但還是弱的，生產還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礎鞏固起來，發展起來；自力更生要逐步實現；科學研究和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軍工首先要著重生產，生產是基礎，要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增加基本建設，要逐步地把生產基礎擴大，不能把生產停下來搞基本建設。常規和尖端也是一樣，常規是尖端的基礎，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進。

6月13日，周恩來在參加東北地區軍工干部會議之后，專程來到112廠視察。在視察過程中，周恩來深入總裝車間現場，關切地詢問新型飛機試制的進展情況。總工程師高方啟向周恩來詳盡匯報了工廠整體生產情況。周恩來還特別關注試制新型飛機所需的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供應狀況，并詢問能不能供應得上。當他得知繪制殲-6飛機模線用的鋼板是進口冷軋板時，立即轉身對秘書說：“給鞍鋼打個電話，問一問他們能不能生產。”周恩來希望生產殲-6飛機的材料和器材全部立足于國內，以免將來受制于人。下午5點多鐘，天下起了小雨，但是他仍然堅持步行到機械加工車間視察。當工作人員上前給周恩來打傘時，他連連擺手說：“還有那么多人沒打傘，也別給我打傘了。”

經過視察了解，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強調指出：“當前計劃調整方針是‘堅決退夠、留有余地、重點調整、打殲滅戰’四句話，只有退夠才能更好地前進?！彼谥v話中還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緊搞常規武器?！辈⒅v：“過去由于高指標產生過矛盾，現在就不能再訂高指標?！?/p>

這兩次會議之后，航空工業系統開展了大規模的企業整風運動和質量整頓工作，并很快糾正了偏差，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新的成效。

“文革”期間，航空工業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這一階段，航空工業系統企業領導班子基本癱瘓，許多職能部門和管理機構被撤銷，質量管理制度廢弛，生產和科研陷入無政府狀態，從而導致航空產品出現前所未有的嚴重質量問題。周恩來對航空工業遭受如此嚴重的破壞，非常痛心。他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采取措施，盡最大可能避免和挽回“文革”給航空工業造成的損失。

1969年4月12日，針對航空工業產品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周恩來召集國防工業辦公室、空軍、航空工業部的領導開會。他在會上嚴肅指出：“一個軍事工廠搞得這樣怎么行？410廠取消了檢驗制度你們是不是知道？報告了沒有？你們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報告的，看后非常難過。軍事工廠哪能搞成這樣！”航空工業部門的領導解釋說：“現在有的工廠正在逐步恢復檢驗制度。”周恩來聽后越發生氣地說：“不是逐步恢復，而是應該馬上恢復。你們應當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并不是廢弛。砸爛一切，否定一切，是極左思潮，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學的?！?/p>

周恩來在抓航空產品質量問題上，歷來是堅持原則、旗幟鮮明的。

不久，“文革”導致航空產品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全面暴露，尤其是殲-6飛機更為嚴重，工廠先后積壓了572架飛機。因存在嚴重質量問題不能出廠，飛機廠變成了“養機場”，這其中還有一部分是援外飛機。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十分焦急。僅在1971年底，前后連續6次針對殲-6飛機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1972年12月11日，周恩來接到空軍某師發生的一起事故報告后，給葉劍英、李德生寫信說：“又一事故，這只能從殲-6本身找原因。請告空司，對殲-6分兩批援外的40架和31架，再派人（會同沈陽112廠）趕赴現場（浪頭、和田），移交前進行必要試飛，然后再請對方也進行一次試飛，如無任何故障，又經全面檢查后，方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須調換，不能馬虎。沈陽廠所有殲-6產品必須嚴格執行試飛和檢驗制度，合格后方許出廠?！彪S后，周恩來要求國防工業辦公室、航空工業部派人到工廠實地檢查，看究竟有多少已生產的殲-6飛機能符合援外的質量標準，并要求一定要保證援外飛機的質量。他同時指出：“不合格的飛機在國內使用也成問題，必須對此作出結論。”

面對航空工業的現狀，周恩來非常憂慮。12月18日7時，周恩來看了浪頭現場檢查組發回的電報后，立即批示：“殲-6飛機40架原說是為援外裝配的，一經檢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數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們飛機生產質量下降到什么程度，還不夠我們提起警惕嗎？！”

隨后，周恩來又委托葉劍英召開航空產品質量座談會。會議期間，周恩來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質問：“為什么合理的規章制度沒有恢復？”同時強調要求：“要批判林彪反黨集團，批判無政府主義，批判極左思潮，各單位一把手要親自抓產品質量?！弊詈?，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你們搞生產的，要安全第一，質量第一，要把常規武器搞好，要精益求精。還要對黨、對人民負責，對祖國的榮譽和戰士的安危負責。”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抓援外，促質量；抓殲-6，促其他；抓航空工業，促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

12月26日下午5時，周恩來在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在軍委會議室接見了與會代表。周恩來嚴肅地說：“你們相互自我批評就好。我們自己生產500多架飛機，人家說我們是第三空軍大國。飛機事故這么多，我們怎么向黨交代？各單位一把手要親自抓產品質量。”

葉劍英補充說：“我們還是按照毛主席講的‘精益求精’的要求，回去一定要抓好質量，首先要抓好設計、工藝、材料這三大方面。”

在接見即將結束時，周恩來鼓勵大家說：“我們要使國防工業趕上去，三機部力量很強，人的因素第一，積極努力搞好，再不能走彎路了?！?/p>

“文革”期間，周恩來力排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和破壞，為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并盡最大努力糾正偏差，從而使中國航空工業又逐漸步入了正確的發展軌道。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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