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理會議是中共中央繼遵義會議之后在會理城郊的鐵廠召開的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與遵義會議相隔僅僅四個月，為什么黨中央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再一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況且會理會議前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經過四渡赤水，已經扭轉被動局面，是什么情況促成了此次會議？

長期以來，會理會議因其特殊性而被黨內黨外的專家學者諱莫如深，大家提起這次會議幾乎都是一筆帶過。所以，人們對會理會議的了解都很簡單：因為林彪一封要求更換指揮領導的信而召開，大會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其實，會理會議的重要性并不弱于遵義會議，它的召開絕不只是處理林彪的來信那么簡單！

會理會議前夕，紅軍高級將領以及中央大部分領導同志都對毛澤東的指揮能力產生了懷疑，紅軍指戰員上上下下對四渡赤水期間一味只行軍不打戰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這些懷疑和不滿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雖然名義上仍是協助周恩來指揮，但實際上已經開啟了毛指揮的時代。

毛澤東上任第一仗便是土城戰役，土城戰役雖然是因為情報的失誤才造成了失利，但以博古、凱豐為首的一班人借此大作文章，在黨內軍內宣傳毛澤東狹隘的經驗論也不過如此，這些鼓動的聲音雖說沒掀起多大風浪，但還是給很多人留下了記憶。

毛澤東指揮紅軍一渡、二渡赤水，連下桐梓、婁山關和遵義，重創吳奇偉的中央軍，取得了紅軍自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

然而，當時很多人并沒有認識到這是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的結果，這些勝利反而滋生了大家的驕傲自滿情緒。

于是在茍壩會議上，大家一致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沒有一人重視毛澤東的反對意見，甚至當場罷免了他前敵總指揮的職務，改由彭德懷擔任。

雖然由于毛澤東的極力爭取和情報的及時獲取，茍壩會議最終取消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還因此成立了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軍事團，但其實這中間的很多矛盾并沒有真正化解。

緊接著毛澤東以神來之筆指揮紅軍進行了三渡、四渡赤水，跳出了國民黨中央軍、川黔滇近四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為紅軍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師創造了先決條件。

四渡赤水是偉人軍事生涯的得意之作，也是世界軍事史上的神來之筆，這一點在今天幾乎是公認的。

然而在當時，四渡赤水的大戰略始終伴隨著質疑和埋怨等不和諧的聲音，并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贊同。

當然這不能全怪大家，因為四渡赤水期間，紅軍官兵的確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犧牲”。這種犧牲并非與敵作戰的戰斗減員，而是每天和敵人兜圈子，動則行軍上百里所造成的極度疲勞、饑餓、病患狀態下的非戰斗減員。據資料反映，四渡赤水期間，紅軍非戰斗減員達到數千人之多，遠遠大于戰斗減員。

“有直路不走偏走弓背路，還沒看見敵人影子便遠遠躲避。”這是林彪的觀點，其實更是當時紅軍官兵的普遍觀點。

甚至連軍事三人團之一的王稼祥也不理解，王稼祥在四渡赤水之間，曾多次向張聞天和中革軍委反應：總這樣兜圈子怎么得了，再兜下去紅軍不被敵人剿滅，自己也散了。

當然更不理解的是基層紅軍官兵，據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后來回憶：那時行軍太辛苦了，每天要在山里走上百里路，不說白天，一聲命令下來，晚上也是說走就走，誰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究竟到哪里去。戰士們的腳上全是血泡和水泡，很多人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再也沒起來，部隊減員極大。基層官兵怨聲載道，很多人大著膽子來問我們軍團領導，但我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時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少奇為此深為憂慮，將基層官兵的意見匯總后擬了一份電稿，交給彭德懷和楊尚昆簽發。但彭德懷當時有一定的顧慮，最后這份電稿由楊尚昆和劉少奇共同簽字后發給了中革軍委。這份電報加上林彪的信引起了毛、周、朱的高度重視，讓毛澤東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所以，當紅軍完成四渡赤水渡過金沙江行進到會理附近時，雖然還未完全解除危險，毛澤東便極力主張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務必要讓全黨全軍統一認識，不然一定會出大問題。

5月12日下午，因紅軍未能打下會理縣城，會議在郊區鐵廠舉行，張聞天主持會議。在下午的會議上，周恩來、朱德先是對林彪及紅三軍團部分領導人進行了嚴厲批評。

特別是針對林彪要求更換前線指揮領導一事，一向溫文儒雅的周恩來罕見地發了火，他把自遵義會議以來，面對敵人四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兇險局面，毛澤東如何巧施連環妙計，使紅軍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的過程全盤托出。

會議開始期間，很多人并不服氣周、朱的批評，當周恩來將四渡赤水的經過和盤托出后，大家都恍然大悟，林彪也低下了頭。

晚上會議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會上大發脾氣，不僅嚴厲批評了林彪，還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彭德懷、楊尚昆等人，甚至包括張聞天和王稼祥。

當然，毛澤東當時對部分同志是有一定的誤解。譬如對彭德懷，毛認為林彪年輕，他提出的更換指揮領導的建議應該出自于彭的意見。加上彭沒有在劉少奇、楊尚昆上交中革軍委的電報上簽字，無疑加大了毛對彭的誤解。

四渡赤水期間，紅軍面臨的局面萬分兇險。為了絕對保密，中情二局破譯的敵情只有毛、周、朱三人知曉，即使是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軍事三人團之一的王稼祥也無從得知。

同時，毛澤東根據敵情制定的應對方案也止步于三人知情，包括林彪、彭德懷等紅軍高級將領只知道往哪里走，并不知道為什么要如此走，于是誤會便產生了。

在5月12日晚上的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發火批評了大家后，在下午周恩來介紹四渡赤水的基礎上，系統祥細地再次復盤了整個過程。

也就是在會理會議上，中央領導和紅軍高級將領們首次理解了四渡赤水，了解了四渡赤水戰略的精妙和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展現出的軍事天才能力，大家才為之完全折服。

也正因如此，出于愧疚心理，當時很多即使被毛澤東誤解的同志也沒有為自己辯解。中央紅軍經過會理會議，認識得到了高度統一，黨和紅軍更加緊密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這才有了后來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一系列史詩級的勝利。

會理會議，說白了就是一次消除紅軍官兵誤會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熟悉軍情的周恩來和朱德給予了毛澤東最大支持，三人歷史性的團結合作使會理會議獲得圓滿成功，達成了會議前毛澤東預期的最佳效果，凝聚了軍心，鞏固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