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經濟學家的“雁陣模型”當中，有這樣一個規律總結：一個國家的發展，在經歷了最初的人口紅利和大量廉價勞動力優勢之后，會進入“劉易斯拐點”，也就是工人工資出現明顯的增長，勞動力出現短缺。在這個拐點之后，該國家將會進入艱難而漫長的爬坡期。

在這個爬坡期，需要完成兩件事情，第一是產業的轉型升級，第二是國民收入的整體提升。最終如果爬坡能夠順利完成，那么該國將會正式進入“發達國家”之列，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一旦上到這個平臺，除非該國出現重大的政策失誤，否則就不太容易掉出發達國家行列。目前為止，只有兩個掉出發達國家的例子，一個是阿根廷，另一個是南非，但鑒于它們此前其實并未真正完成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升級，所以還不能算進去。

真正依靠工業化實現發達的國家，目前為止還沒有掉出發達國家行列的案例。像日本都已經衰落了三十年，依然是發達國家中游的角色。

由此可見，“完成爬坡期”，是地球上國家競爭這場殘酷游戲的終極考驗，一旦通過考核，那么就將會長久地停留在“發達俱樂部”。

這種狀態的特征是：貧富差距小，社會保障齊全，平均國民收入高，高質量企業眾多而繁榮，民眾教育水平高，文化事業繁榮。

但也要面對另外一個現實：如果爬坡期沒有通過考核，那么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長久地停留在這個階段，社會將在很長很長的時間內，都處于一種發展緩慢而停滯的狀態。

那么其特征就變成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眾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社會保障，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口比例巨大，企業越來越僵化而無法盈利，民眾意識狹隘落后，文化產業只能成為世界邊緣和末流。

下圖為攝影家Johnny Miller拍攝的南非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分隔線”。

這種國家多嗎？挺多，以前我們總說“拉美化”，其實拉美化只是其中一個代表，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基本上，從發展中國家前列，往往能找出來一大堆這樣的國家。

它們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極大的貧富差距，和寡頭經濟。

在這些國家，盡管國家沒有走向富裕，但一小部分人已經實現了“格外富裕”。關鍵是，這部分人掌控著各種各樣的經濟命脈，導致形成尾大不掉的寡頭，操控著國家，他們反而不愿意整個國家發生產業革命，形成一種“頑固勢力”。

在這種國家，當地的富豪精英只喜歡坐地生錢，而不會將國家命運作為自己的責任。他們只是那個國家的掠奪者、代理人，而非真正的領導者，因為他們沒有好的價值觀。

這種階層的誕生，和中等收入陷阱互為因果：因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這種階層做大；因為這種階層做大，才導致了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米萊在阿根廷的革命，就是試圖打破這種勢力。

其實人們很少說俄羅斯，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國家。

我去俄羅斯旅行的時候發現，這個國家的豪華跑車數量，是我去過的國家中最多的。無論是在圣彼得堡還是在莫斯科，路上震耳欲聾掠過一輛超跑，是再正常不過的畫面。

有些人會說，這說明俄羅斯很富有啊。

但其實，超跑越多的地方，說明那個地方的經濟結構越畸形。因為富豪愛買超跑，通常說明這個國家的風氣不正，而風氣不正往往又跟富豪們來錢的方式有關——當來錢的都是暴力壟斷行業，就比較容易在炫富當中尋找存在感。

所以，屁民最好不要把當地富豪的超跑很多，當作一件自己臉上有光的好事。前段時間上海富人們用超跑向韓國人炫富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其實是很丟臉、很無恥的。

俄羅斯寡頭多，就是因為在蘇聯解體以后，眾多國有資產成為了私人寡頭的囊中物；2000年以后，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方向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順利通過這個中等收入爬坡期呢？

之所以爬到坡頂很難，就是因為這時候的發展，沒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在發展初期，大家都很好辦：只需要引進外資工廠，然后利用自己的低人力成本優勢，利用十幾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學會一些初級技術、提高財政收入和民眾收入，同時發展起來一些自己的初級產業，搞好一些基建設施。

這種操作是沒有什么難度的，只要政府是一個在做事的政府，基本上只要想走這條路都可以走。

因為國際資本是流動的，哪里的勞動力價格低，資本就往哪里流動。越南通過好好整頓自己國家內部的政策和制度，就在近些年迎來了這樣的大規模投資。以前越南為什么沒這么做？因為以前的越南政府太爛了，整個國家都被軍隊經商之類的壟斷力量控制，思想也非常的僵化。

越南一開放、一改革，國際工廠立馬就開進去了。這就是資本的跨國流動。

所以越南現在也很好辦，只要繼續大力引進外資，同時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再不出十年，越南也要面對“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卷了。

那么回到中國。中國應當怎樣才能順利走完整個爬坡期呢？有沒有可能將來也進入“發達國家俱樂部”？

在這個階段，需要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是法治。前面所列的那些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法治不行。法治為什么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時候格外重要呢？因為這一階段你無法再利用簡單的人口紅利去發展，那種粗放、野蠻的早期發展，已經衰竭了，這時候就必須要用法治，去給企業創造更好、更穩定的條件，讓它們安心繼續搞技術研發、踏踏實實發展實業。

如果法治跟不上，企業就沒法樹立進一步“爬坡”的信心，企業的領導者們，就都想著撈一筆套現跑路。而早先發展的那些經濟成果，就會慢慢被吞噬掉，形成所謂寡頭。

這其中也是一個資本的問題。因為資本都懼怕風險，法治越完善的地方資本越不害怕——因為有任事情都可以訴諸法律手段去解決。

第二是開放、自由的教育

發展本質上是人的發展，在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我們會發現它們都經歷了非常強烈而持久的高質量教育，直到絕大部分國民的思想意識、人文素質，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

這種教育不是考高分的教育，而是要有公民意識、現代平等意識、尊重意識的教育。因為，文化知識的教育是用來培養技術人才的，但只有這種通識素質教育，才能真正提升全體國民的眼界和素質。

這一點看似和經濟無關，但實際上，它恰恰才是經濟發展的底色。

說到底，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國民素質即是那個國家本身。為什么日本、德國在二戰后成為廢墟，但只要十幾年時間就能重新成為頂尖發達國家？一個真正的發達國家，并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們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