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一個多維概念，涉及到性別、城鄉、收入等眾多方面，即便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是面臨著諸多挑戰的。

而在建國伊始，關于教育平等的問題，毛主席便已經有了明確的表態。他在1952年6月14日圍繞干部子弟學校內劃分等級的問題給周總理發去一封信函。

在信箋中他提出兩點，一是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是干部子弟學校要統一待遇，不能分一二三等，要逐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對于毛主席的這一主張，周總理深表贊同。

毛主席之所以非常關注這一問題，和他經常閱讀史書的習慣是分不開的。

在1958年4月，毛主席視察湖北武漢游覽東湖期間，毛主席問了時任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一個問題：“你知道曹操是怎么評價漢獻帝的嗎？”梅白回答道：“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毛主席聽后點點頭，然后憂慮地說：“不錯，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嬌生慣養，吃不得苦。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爸爸是什么級別，這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

對于這一問題，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主席其實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想到了。為此他也嚴于克己，對兒子毛岸英和兩個女兒要求非常高。

1946年毛岸英回國，毛主席一邊同他談心，關心他在蘇聯的生活，一邊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補上“勞動大學”這門課程。于是毛岸英跟著勞模吳滿友學習種地，在延安參加過土改，和底層的勞動者們打成一片。對于兩個女兒，毛主席態度也是一樣的，1947年部隊因為缺少糧食，只能被迫吃難以下咽的黑豆，吃完嘴都是黑的。毛主席要求女兒也必須吃黑豆，不能挑食。

建國后，毛主席要求女兒不能“吃小灶”，要和大家一起在集體食堂吃飯。對此，李銀橋不太認同，覺得應該多照顧一下，但毛主席搖搖頭說：“她們比你們吃得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而且毛主席認為，大食堂的伙食其實比很多普通百姓家庭要好一些，即使吃大食堂，也不是吃苦。李敏和李訥考上北師大附中后，毛主席要求在家長一欄寫上保健醫生王鶴濱的名字，避免學校對他的女兒特殊關照。

盡管毛主席個人嚴于律己，但有一些干部并不認同，對孩子極度寵溺。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顯示中小學生費用負擔明顯過高，尤其是干部子弟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伙食和補貼上。

干部子弟學校待遇更好，補貼按照家長的革命資歷，分為一二三等，普通學校就差很多。于是就有了開頭毛主席寫給周總理的那封信函，要求取消等級補貼，逐步取消干部子弟學校。

幾年后，毛主席在1959年讀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曾表示：“我很擔心干部子弟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盡管干部子女中有一些人成為了國家棟梁之才，但有報告指出：“大部分干部子女存在程度不同的驕傲情緒，優越感強，極個別的干部子弟生活嗦粉散漫，吃吃喝喝，學習不努力，成績不及格。”尤其是1963年陳東平案（陳東平乃是開國上將陳再道的兒子，彼時就讀于哈軍工，但是表現極差還非法獲得了特務機構的聯系方式意圖叛逃）發生后，毛主席更加重視該問題。

其實不僅僅是毛主席，周總理也十分重視此事，盡管周總理一生沒有子女，但他要求侄子侄女們必須和老百姓在一起，去當工人和農民，不要當官，周家子女也始終牢記總理的教誨。

劉少奇也認同該觀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國幾十個城市發生了請愿事件后，劉少奇在會上表示：“不要脫離群眾，防止新的貴族階級產生。”

十大元帥里的劉伯承和羅榮桓，以及陳賡大將也反對設立此類干部子弟學校，劉伯承元帥曾直言：“自己辦學校，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腦子里反映出等級思想,滋生特權思想，產生不必要的對比。相反在老百姓學校里讀書，可以了解群眾生活，和貧苦大眾的孩子交朋友，對孩子將來有好處。”

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風亮節，值得后人崇敬。平等也應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