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解放軍與駐守在湯陰的孫殿英進行了一場戰斗。孫部傷亡慘重，孫殿英也被解放軍所俘虜，戰士們紛紛表示要嚴懲孫殿英，劉伯承卻站出來表示：“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

“東陵大盜”孫殿英，在 1928 年盜了慈禧太后的陵墓，一時間聲名狼藉。這樣的人，為何還得到了劉伯承將軍的優待？

孫殿英從小混混到軍閥

作為“東陵大盜”，孫殿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記錄，還通過自己的手段，一度在亂世中嶄露頭角。

孫殿英出生于河南省的一個普通家庭，他年輕時便結識了不少江湖人物，逐漸加入了廟道會等民間組織。除了結交朋友外，孫殿英還意識到武力的重要性。他很早就開始組織自己的隊伍，投身于土匪活動。借助搶劫、販賣鴉片等非法途徑，孫殿英積累了大量財富。他用這些錢財購買槍支、彈藥，并逐步將自己的勢力擴大。很快，他從一名地痞流氓，發展成了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地方軍閥。

1928年，孫殿英的名字因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開始為公眾所知——他盜掘了清朝慈禧太后的陵墓，被譽為“東陵大盜”。

孫殿英并非一時沖動，而是經過周密的計劃和準備。他得知慈禧太后的陵墓中隱藏著無數珍寶，于是心生貪欲，決定采取極其大膽的手段盜取這些寶物。為了不引起注意，孫殿英偽裝成進行軍事演習的形式，封鎖了陵墓周圍的區域，拉起了警戒線，確保無人打擾。

孫殿英的部隊使用炸藥炸開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迅速搶奪了其中的金銀珠寶、文物等珍貴物品。孫殿英的部隊將這些珍寶運走，裝滿了二十多輛馬車。為了將這些珍寶變現，他秘密委托古董商進行販賣，令他迅速積累了財富。

然而，孫殿英顯然低估了盜墓行為帶來的后果。北平和天津的情報機構很快就發現了此事，并廣泛傳播開來。輿論沸騰，人們紛紛要求嚴懲孫殿英。但孫殿英顯然不是一個容易被制裁的人。

面對眾多的壓力，他通過賄賂國民黨高層，迅速平息了此事。即便公眾的憤怒無法平息，孫殿英依然以“警戒失職”的罪名被移駐至延慶，最終逃脫了更為嚴厲的懲罰。

孫殿英從軍閥到國民黨將領

孫殿英的盜墓行為并沒有終結他的軍事生涯，相反，孫殿英逐漸在軍閥混戰的局勢中嶄露頭角，并獲得了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青睞。1930年，他跟隨馮玉祥和閻錫山起兵反蔣，參與了著名的“中原大戰”。這場戰爭盡管以失敗告終，但卻讓孫殿英逐漸在軍閥中獲得了重要地位。

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孫殿英名義上加入了國民政府并積極參與抗日，但在背地里，他依然與日軍保持著聯系。在戰時的復雜局勢中，孫殿英巧妙地在不同勢力之間周旋，為自己的利益謀取最大化。他既與蔣介石合作，也與日軍有過交往，盡管這種行為遭到了廣泛的批評。

孫殿英抗日時期的雙面身份

在抗日戰爭期間，表面上，孫殿英表現出積極抗日的姿態，而背地里，他卻與日軍、八路軍甚至國民黨有著復雜的聯系。他的雙重身份與多面行為，成為他在歷史上爭議的根源之一。

表面上，他依然是國民黨的一員，積極配合蔣介石進行抗日，但他卻沒有真正與日軍決裂，甚至在一些場合上表現出了與日本方面的微妙合作。

作為一名有野心的軍閥，孫殿英深知抗戰形勢復雜，站錯隊會導致嚴重后果。他一方面通過表面的抗日言辭，鞏固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另一方面則通過保持與日軍的接觸，為自己在日后的利益爭取更多的籌碼。

孫殿英在抗日戰爭中保持中立的態度并非毫無策略。他并沒有簡單地站在蔣介石的陣營中，而是通過與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力量保持接觸，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支持和資源。特別是在1939年，孫殿英與劉鄧領導的129師有過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觸。

當時，劉鄧率領的八路軍在太行山區進行抗日戰斗，與國民黨政府的軍隊發生了一些摩擦。孫殿英所在的部隊駐守在太行山一帶，盡管他并不直接參與戰斗，但與共產黨軍隊的接觸還是不可避免的。他沒有像一些國民黨軍隊那樣進行積極的“剿共”行動，而是盡量保持與共產黨部隊的和平共處。

甚至在劉伯承帶領當時的129軍想要反擊國民黨時，還經過了孫殿英的地盤，孫殿英二話不說給劉伯承的部隊讓了路。

在此期間，孫殿英與八路軍進行了多次交流，尤其是在糧食和物資供給上。通過這些接觸，孫殿英不僅為自己的部隊解決了部分物資問題，甚至還主動贈送過一些武器給共產黨軍隊，還贏得了八路軍的好感。更為重要的是，這段時間他還幫助了一些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他們藏匿的地方，并為他們提供了安全的通道。這些行為雖然不能掩蓋孫殿英一貫的投機取巧，但卻無疑為他在抗戰期間積累了與共產黨人之間的某種“恩情”。

此外，孫殿英還聘請了宣俠父作為自己的秘書，宣俠父是著名的共產黨員，在與孫殿英的接觸中，他勸說孫殿英加強對抗日戰斗的重視。

盡管孫殿英在表面上保持著對抗日戰爭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在背后與日軍的關系也非常復雜。1939年，孫殿英的部隊在與日軍交戰時，面對日軍的猛烈攻勢，最終選擇了投降。這個決定讓他徹底背離了抗日陣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漢奸”。

投降后，孫殿英迅速為日偽政府效力，接受了日本的指揮，并在其控制下繼續帶領部隊作戰。

孫殿英的最終決斷

1947年，解放戰爭對于孫殿英來說，是他軍事生涯的最后一段，最終也決定了他的一生。從一位曾經的軍閥、盜墓賊，到最終走向投降的結局，這一切皆由一場圍繞湯陰的激戰而揭示。

1947年，隨著解放軍的迅猛進攻，蔣介石政府的支撐已經出現了裂痕。在這一時期，孫殿英駐守在湯陰，依然奉命防守這一戰略要地。對于孫殿英而言，湯陰不僅是他軍隊的最后一座堡壘，也是他維持自己軍閥地位的最后防線。

為了提升城池的防守能力，孫殿英加高了城墻，修建了更加堅固的城防系統，甚至加設了三層射孔的城墻，并設置了重機槍和迫擊炮陣地。他認為，憑借這一防守工事，湯陰城將成為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無論解放軍如何攻打，都無法突破。

然而，當解放軍的炮火不斷襲來，孫殿英意識到，湯陰城的防御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堅不可摧。隨著戰斗的加劇，孫殿英部隊的士氣逐漸崩潰。許多士兵已經意識到，他們與解放軍的差距越來越大。

當孫殿英意識到局勢無法挽回時，他急忙向蔣介石請求增援，懇求蔣介石派兵來救援。然而，蔣介石的回應卻令他大失所望。蔣介石的回電僅僅是冷冰冰的“望兄以當年受亳州的精神頑強堅守！頑強堅守！”這份答復無疑讓孫殿英感到絕望。

孫殿英徹底放下了尊嚴和自尊，選擇了向解放軍投降。不久后，解放軍的代表與孫殿英展開了談判，并同意停火。孫殿英的部隊接受了解放軍的俘虜。

劉伯承的寬容

1947年，當孫殿英被俘后，許多解放軍戰士因他曾為蔣介石效力，且有多次倒戈的歷史，要求對其嚴懲。特別是孫殿英曾在戰爭中背叛過多次，在中國民眾的心中，他的罪行顯得尤為沉重。

然而，劉伯承的態度卻完全不同。作為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劉伯承并沒有選擇輕易懲罰孫殿英，而是站出來為他求情，并表示：“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

這一決定讓許多戰士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人無法理解。畢竟，孫殿英曾是一個既有盜墓罪行，又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多次倒戈的歷史人物，劉伯承為何會為這樣一個人辯護？

實際上，孫殿英與共產黨之間并非完全敵對。在抗日戰爭初期，孫殿英并未完全站在國民黨陣營內。盡管他在名義上屬于國民政府，但他在與共產黨方面的接觸中并不完全排斥。特別是在1939年，他與劉鄧領導的129師之間的互動，為雙方的合作鋪墊了基礎。當時，孫殿英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的態度有所不滿，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共產黨抗日。他沒有像其他國民黨軍隊那樣對共產黨發動猛烈的“剿共”行動，而是盡量保持中立，避免與八路軍發生大規模沖突。

孫殿英在某些關鍵時刻，并沒有完全偏向國民黨，而是為了民族大義，盡量避免無謂的敵對。正是因為如此，劉伯承認為孫殿英值得獲得寬恕，至少不應該被簡單地定性為全盤叛徒。

作為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官，劉伯承始終堅持民族解放與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他深知一個國家的解放不僅僅依靠武力，還需要通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孫殿英作為一個曾經的國民黨軍官和地方軍閥，他的投降意味著一種象征性的勝利。通過寬容他，劉伯承不僅向孫殿英展示了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也向其他國民黨軍官傳遞了一個信號：解放軍并非毫無寬容之心，而是能夠給予悔過自新的機會。

雖然孫殿英被寬容對待，但他并未因此感到輕松。在臨終時，孫殿英對自己的一生深感后悔。他曾經多次倒戈，背叛國家和民族，而最終卻沒有為自己贏得任何真正的榮耀。

在病重時，孫殿英對共產黨的寬容和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悔恨感到愧疚，表示“我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民眾。共產黨寬宏大量，不記冤仇，比國民黨好太多了！”

最終，孫殿英在1947年9月30日帶著無盡的悔恨離世，結束了他復雜而充滿爭議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