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雅楠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在中南海辦公的日子其實并不多，而是奔波在去各地調研的鐵路上。毛澤東依靠專列這一流動的“辦公室”，隨時隨地同地方各級干部現場辦公，接觸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據統計，從1949年進京趕考至1975年最后一次從南方回到北京，毛澤東在專列上共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里程數達340多萬公里。可以說，乘專列開展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向下調查的一種重要途徑。本文選記了幾例毛澤東在建國后乘專列開展調研的故事，體現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創新，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一、“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是贊成學蘇聯的，同時他也認為學習蘇聯要結合實際，不能全盤照搬。195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和領導農村互助合作運動，逐步引導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從蘇聯農業發展經驗來看，中國應在農業方面實行“先機械化再集體化”的模式。但是，毛澤東認為，仿照蘇聯經驗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一方面國內工業化基礎較為薄弱，另一方面農業機械化幾乎零起步。如果中國先進行集體化，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能為機械化的推行打下良好的人力和財力基礎。

毛澤東心中雖已有確定方案，但他還是想聽一聽基層干部的想法。1953年2月15日大年初二，毛澤東乘坐專列沿京漢線南下做調查研究。當天上午，在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帶領下，河北省邢臺縣委第二書記、縣長張玉美走進車廂會議室。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第一次向基層干部調查農村互助合作情況。

毛澤東深知與基層同志交心，讓干部群眾多講真話，看似簡單，實則不易。在調研過程中，看到神情緊張的張玉美，毛澤東便主動與他聊起家常，關切地問起張玉美家里有幾口人。張玉美毫不猶豫地回答道：“35萬人口！”毛澤東欣慰地笑著說：“你這個書記心里裝著全縣人民哩！”隨著交談氛圍逐漸活躍起來，毛澤東開始切入正題，詢問縣里互助合作的相關情況。

從調研問題的提出到遇到的辦社困難，哪怕是一個很小的細節，毛澤東都問得清清楚楚。張玉美匯報了邢臺縣先后建立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當年秋麥兩季都普遍增產，一下子吸引了全縣農民。隨后，毛澤東聽說邢臺全縣組織起來的農戶已占總數的87%，驚訝地問其中的原因。據張玉美回憶，當時他回答了兩個原因。一是邢臺縣是老解放區，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二是《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順合民心民意。張玉美還重點匯報了水門、東川口村建社群眾爭先恐后的高度熱情，出現了動員群眾緩入社比發動群眾入社還困難的現象。聽了匯報后，毛澤東倍感振奮，在張玉美臨下車前說道：“看來，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做法?！?/p>

這次在專列上和河北地縣合作社干部交談，進一步證實了毛澤東的原先判斷，充分展現了毛澤東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真知灼見。1955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在經濟落后、生產不發達、缺乏生產資料和資金的中國廣大農村，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這是基于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發展實際而作出的新探索，是一條與蘇聯農業發展不同的路徑。

二、“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開始轉入全面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然而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在國際上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事件，在國內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1957年1月至3月，毛澤東先后多次在會議上談到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最著名的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

3月17日，毛澤東乘坐專列南下，親自宣傳新思想、新觀點并順帶搞一些調研。當日中午，專列抵達天津，毛澤東先同天津市委負責人黃火青、吳硯農等在專列上談話，晚上在天津人民禮堂與近千余干部見了面，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為題作了報告。18日晚上，毛澤東在山東省政府大禮堂，向省級機關處以上黨員干部作題為“思想問題”的報告。19日早晨，毛澤東在徐州機場的專列上接見了地委書記胡宏、市委書記陶有亮、市長張洪范，了解徐州煤礦、利國鐵礦等方面的情況。同一天，毛澤東來到南京，在下榻處召集江蘇、安徽兩省和上海市的領導座談，起草了《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20日，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和安徽兩省黨員干部會上講話，下午前往上海繼續宣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從上述四天的緊張行程來看，此次南下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干部群眾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認知問題，毛澤東戲稱自己變成了“游說先生”，走一路，講一路。與此同時，他也在隨時隨地調研，掌握真實的輿論環境。在一路宣講和調研的過程中，具有強烈問題意識的毛澤東從報紙上發現了一個重要問題：雖然他已經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升到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高度，但是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沒有把握住輿論的主動權。《人民日報》不宣傳最高國務會議，只發了兩行字的新聞，沒發社論，以后又不宣傳，而《文匯報》《新民報》和《光明日報》把旗幟抓了過去，大鳴大放。黨報被動，則意味著黨的領導也被動。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感嘆道：“真是百家爭鳴，唯獨馬家不鳴?！?/p>

在這次外出中，毛澤東對黨員干部強調：“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被鼐┲?，針對《人民日報》出現的問題，毛澤東立馬采取行動。他明確指出，“搞新聞工作，要政治家辦報”，要更好地為全黨和全國工作大局服務。

三、“又要實際，又要超然，專門實際很危險”

“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但是，由于黨對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實際上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較早地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并努力加以糾正。1958年11月2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鄭州，一路上不斷召集當地負責人座談，如饑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來的情況。11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聭c施比較詳細地匯報了上海的資產階級和教授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包括怕占用他們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貨幣而提取存款購物，怕取消定息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東兩省出現的類似情況。毛澤東說：現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人心大定，一種是人心大亂。毛澤東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嚴厲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的主張，并建議大家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來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1959年初，毛澤東看到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發現大豐收年鬧糧荒，原來是普遍存在的瞞產私分造成的。究竟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2月23日，毛澤東帶著疑惑再次登車南下，要追根究底地弄個明白。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在調查中，毛澤東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問題上來。他愈發覺得高度集中、統得過死的大規模公社存在嚴重問題，必須調整。不久，毛澤東在?？苦嵵莸膶Ａ猩现鞒终匍_第二次鄭州會議。他批評有些人在下面搞了幾個月的調查也搞不清楚，強調“又要實際，又要超然，專門實際很危險”。毛澤東認為，做到“超然”就是不要陷入具體材料，要經過分析綜合，作出對事物本質的正確概括。

經過一系列調研，毛澤東決定盡快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錯誤的正確態度。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雖然之后1959年8月舉辦的廬山會議錯誤地發動了反右傾運動，使其在這一時期的探索工作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但是毛澤東在兩次鄭州會議上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仍然具有長遠的意義。

四、“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

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于“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后果和自然災害，我國國民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1961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及為這次全會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講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毛澤東明確提出，調研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情況明”首先就要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意見。毛澤東親自組織了由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擔任組長的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湘、粵農村調研，最后向毛澤東報告調查情況。毛澤東本人也乘火車奔赴各地開展調查研究，通過群眾生活、言論、行為的實際來了解真實情況。1961年1月下旬，他先后考察了杭州、長沙、廣州等地，在一路的調查中清醒地認識到，要解決農村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必須搞一個詳細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3月22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

“六十條”集中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能行得通？毛澤東認為還有必要征求干部群眾的意見。3月29日，毛澤東離開廣州乘專列北上。透過列車窗戶，毛澤東觀察到鐵路兩旁農民插秧太密，便派工作人員下車詢問農民對插秧密度的想法，幾個農民紛紛贊成六寸乘六寸。毛澤東說，瞎指揮生產有許多出自領導生產的部門。3月31日，毛澤東在?？坑陂L沙附近的專列上，聽取張平化匯報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張平化說，在討論“六十條”中，群眾最關心、議論最多的是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還有“三包一獎”問題，群眾對獎勵糧食很感興趣。毛澤東說：“糧食是群眾生產的，還叫什么獎呢？群眾多生產的就可以多歸他們，還能拿自己的東西獎自己？可以不叫獎?！泵珴蓶|聽了一段匯報后又說：“這只是公社、大隊這兩級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還沒有拿到小隊，拿到群眾中，拿到有經驗的農民中去宣讀。宣讀后會有更多的意見?！泵珴蓶|特別囑咐：“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p>

毛澤東把“六十條”當作解決農業問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專列所到之處，毛澤東都想要了解一下群眾的意見。對于一個中央文件，毛澤東采取如此慎重的態度，經過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見，從“大躍進”以來實屬罕見。這也充分展示了毛澤東遵循群眾路線的調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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