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掖賢的父親陳達邦和母親趙一曼是一對革命伉儷。在革命過程中，陳達邦和趙一曼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陳掖賢和他的女兒自然有機會得到國家的特殊照顧。對于這樣的照顧，人們也是理解和認可的。然而，陳掖賢卻不愿意。

1966年，對于陳掖賢來說，是痛苦的一年。這一年，父親陳達邦含冤去世。父親臨終前，把自己埋藏在心里的話告訴了他，并對他說：“要相信你的父親是清白的，人民幣改版題字是經過領導批準的。”

對于父親臨終前的話，陳掖賢是相信的。不久后，陳掖賢便懷揣告狀信，來到中南海，為父親申冤，卻沒有結果。

后來，陳掖賢又多次寫信，為父親伸冤。由于對父親受冤屈百思不解，陳掖賢心中產生了一些怨氣，便在那些申冤信中提及了天安門為什么只掛毛主席像等問題，并因此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那段時間，為了躲避抓捕，陳掖賢在野外一直躲了十幾天。后來，因為饑餓和思念女兒，陳掖賢回到了他供職的北京工業學校。

隨后，陳掖賢被捕，并對他進行了隔離審查。

陳掖賢，1929年1月21日出生在湖北宜昌。陳掖賢出生后，母親給他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做“寧兒”。

那時候，陳掖賢的母親還叫做李一超。這個名字，也是父親和全家人都知道的名字。

由于要參加革命，李一超擔心兒子跟著自己吃苦，便把孩子寄養在了丈夫五哥陳岳云的家里。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一超毅然告別了年僅兩歲的兒子和親人，只身前往東北，走上抗日斗爭的前線。此后，陳掖賢再也沒有見過母親。

陳掖賢和母親李一超唯一的合影，是母親在前往東北抗日前，在照相館抱著他留下的一張照片。

由于陳掖賢出生的時候，陳達邦遠在蘇聯學習，因此沒能親自守護在兒子和妻子的身邊。于是，李一超便給陳達邦寫了一封飽含著濃濃思念之情的信，并把自己和兒子的這張合影，一起寄給了遠在蘇聯的丈夫。

在伯父陳岳云的照顧下，陳掖賢的童年過得也算安穩。

1942年，陳掖賢已經13歲了，也長成了一個帥帥的小男孩。此時，陳達邦來到重慶，終于見到了只見過照片的兒子。

那天，五哥陳岳云和夫人將陳掖賢帶到陳達邦的面前，要他叫爸爸。

在聽到兒子叫自己爸爸的那一刻，陳達邦十分高興。隨后，陳達邦將兒子拉到自己的身邊，仔細地打量著，與在照片中的兒子進行對比，腦海中想象著兒子成長的樣子。

看著兒子在五哥陳岳云和嫂子的撫養下長得十分健康，陳達邦的心里十分感激。

隨后，陳達邦撫摸著陳掖賢的小腦袋，急切地問：“媽媽有信來嗎？”

想到陳掖賢已經開始懂事，五哥陳岳云示意夫人將孩子帶到別處后，對陳達邦說：“一超和妹妹把寧兒送來之后，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在武漢的時候，聽說她去了東北，以后一直沒有消息。她和你通過信沒有？”

陳達邦是一個革命者，對同樣是革命者的妻子李一超也十分了解。畢竟，兩人之間愛情就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信仰上的。

因此，對于妻子李一超許久都沒有與家里人通信的事情，是理解的。同樣，不與家人聯系，也是對家人的一種特別的保護。

想到這些，陳達邦雖然心里有些慌亂，但還是平靜了一下心情，說：“寄了一張寧兒兩歲時照片以后，也一直沒有通信。”

對于妻子李一超，陳達邦是不可能不關心的。在沒有妻子的任何消息的情況下，自然在生活中表現得無所適從。

這些，五哥陳岳云都看在了眼里。那時候，為了排解陳達邦心里的悲痛，陳岳云盡量不與他說李一超的事情，而是向他詢問了他在國外的情況。

得知陳達邦在在蘇聯和法國掌握了最新印刷技術時，陳岳云立即想到一個好辦法，就是讓弟弟忙碌起來。

于是，陳岳云對陳達邦說：“我看你回來別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由于失去了與黨的聯系，再加上妻子李一超也不在身邊，陳達邦一時也沒有什么好做的，便答應了五哥陳岳云的提議。

就這樣，陳達邦一邊和五哥陳岳云經營印刷業務，一邊打聽妻子李一超的下落，一邊照顧著兒子陳掖賢。

1950年2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批準下，陳達邦重新入了黨，恢復了組織關系。不久后，在組織的介紹下，陳掖賢也進入于中國人民大學，在外交系進行了學習。然而，李一超卻一直沒有下落。

10月，妹夫任弼時病逝后，陳達邦作為親屬，前往北京悼唁。期間，陳達邦見到了在巴黎共事時的吳玉章，以及董必武。

不久后，在吳玉章和董必武的介紹下，陳達邦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后來，陳達邦又擔任了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

由于工作需要，陳達邦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被秘密派往處理印鈔事務。

在陳達邦在蘇聯工作期間，尋找李一超的事情也有了進展。

1955年1月，李一超的姐姐給陳達邦的妹妹陳琮英寫了一封信，將已經確認烈士趙一曼就是陳達邦的妻子、陳掖賢的媽媽李一超的事情告訴了她。

得知趙一曼是自己的親生母親時，陳掖賢將母親留給自己的遺囑抄了下來，并將母親的名字刻在自己的手臂上，并下了遵從母親的遺教，忠于人民，報效祖國的決心。

1956年，陳掖賢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校工作，擔任了政治課教師，為學子們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1966年，父親去世后，陳掖賢寫信伸冤，卻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1969年，北京工業學校與精密機械研究所組成第六機床廠后，陳掖賢被分配到第六機床廠供銷科，參加了工作。

在第六機床廠工作的那段時間里，陳掖賢的心情十分郁悶，見到同事也不說話，總是低頭上班、下班。

1979年3月，父親陳達邦平反后，陳掖賢的處境得到了好轉。那時候，單位也對他十分照顧。據一個工友說：

“1981年，機電研究院蓋起兩棟單元式家屬宿舍樓，按條件我和陳掖賢都有資格住進去。但是，憑工齡我們只能住四、五層。我住四層，陳掖賢被安排住在一層向陽的單元，說明機電院領導對他還是有照顧的。”

1982年8月，陳掖賢突然自殺身亡。臨終前，陳掖賢給女兒留下了一段遺言：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給組織上添任何麻煩。以后自己的事自己辦，不要給國家添麻煩。記住，你奶奶是奶奶， 你是你！否則， 就是對不起你奶奶。”

陳掖賢去世后，女兒遵守著父親的遺言，一直低調生活，從來不向外人說自己是趙一曼的后代，也不向國家提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