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文

少年周恩來

青年周恩來革命活動的精神意蘊是什么？用周恩來自己所說的8個字可以概括為“多思多慮”“推求比較”。多思：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多慮：抱有懷疑、質疑的態度。“推求比較”追求真理的決心，大量閱讀報刊、圖書，認真、細致考察各種理論之后，才選擇馬克思主義。一旦認定就不會變了。“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已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9歲當家，養成多思、多慮、周到、細致入微的辦事風格

周恩來于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祖籍浙江紹興。紹興是出師爺的地方。周恩來的祖上四代都是師爺。他祖父遷居淮安，活了近60歲，后由師爺晉升為知縣。

周恩來祖父只和二哥在淮安置辦了一所房子，沒有地產。周恩來的父親雖說到紹興學習了3年的師爺，但是學得不好，能力差。他寫得一手好字，只能做低級的紅筆師爺（負責抄寫），不能養家。大約1905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失去主要的收入，家境開始衰敗。

祖父生有四個兒子，周恩來有一個伯父、兩個叔父。伯父沒有兒女。大叔父腿瘸，不能出門做事。小叔父有肺病，生命垂危。周恩來出生半年，小叔父周貽淦病故，為了安慰新婚的嬸母，由祖父母做主，深明大義的父母將他過繼給周貽淦夫婦，由嗣母陳氏撫養，過繼為子。從此他稱嗣母為娘，稱親生父母為干爹干娘。由于嗣父母早逝，從三四十年代起周恩來改稱自己的父母為爸爸媽媽。這前后有一個變化。陳氏出身于書香門第，知書達理，通曉詩文。她將周恩來視為命根子，精心撫養教育。周恩來從4歲起開始認字和背誦唐詩，這種文化啟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從幼兒時起就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幾十年后，周恩來還深情地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出生于官宦人家，從小受父親影響，學會了處理復雜糾紛的能力，處事干練，考慮問題細密周到。大家庭總有各種糾紛，常常請萬氏調解。她總是耐心地聽兩邊的人將情況說清楚后，才發表意見，使雙方都能心服口服。處理這些事情，她常常帶著周恩來。周恩來說：“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周恩來學會了兼聽則明的處事方法。

在兩位母親的愛護下，周恩來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靜、好學、開朗、善解人意。博大的母愛、過分的仁慈，使他多了些女性的柔韌，少了些男性的粗野。

周恩來9歲時兩位母親相繼去世，父親在外地謀生，收入微薄，不能養家。周恩來當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處理嗣母的喪事。當時，生母萬氏的喪事剛剛辦完不久。萬家因是官宦之家，對這件事要求很嚴格。他們不顧周家破落的窘況，堅持按照封建家族的舊規矩來辦，不但要求為死者買了楠木棺材，還對出殯時要多少人吹打，多少和尚念經，多少人送葬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父親沒有辦法，只好把萬氏的棺槨寄厝在清江浦的一座庵內。直到許多年后，周恩來的父親有了一些積蓄，才將靈柩移回淮安縣安葬。陳家對嗣母的喪事沒有提出什么要求，但萬氏喪事在前，處理不好難免要引起族人的一些非議。周恩來不理睬周圍的議論，主張一切從簡，當即將嗣母的靈柩移回淮安與嗣父合葬。這種違抗世俗的做法，在封建社會中對一個9歲的孩子來說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兩位母親的喪事花了很多錢，周家欠下了很多債務。喪事辦完后，周恩來領著兩個年幼的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同大叔父周貽奎一家一起生活。大叔父身有殘疾，不能下地。周恩來是長孫，便成為家中要緊的男子，從小就得為家事操勞，養成了很強的責任心。

那時幾乎每天都有債主上門來討債，要利息。周恩來不得不到處借錢來維持這個家。更糟糕的是，家境雖然破落，但封建家族的舊習俗還存在。大家族中矛盾重重，關系復雜，生老病死樣樣需要應酬。為了記住這些事情，他在家中的墻上貼了一張紙，記下親戚朋友的生日和忌日，到時候就是靠典當、借錢也要把禮送到。債務天天逼著，錢卻沒有，幾口人飯是要吃的，當也當凈了，賣也賣光了，借又沒處借，賒又無處賒。這種生活壓得周恩來喘不過氣來。這種令人窒息的生活過了一年多。周恩來后來還時常回憶起這段生活，不無感慨地說：“這家真難當啊！”為此，他辦事處處小心，因而從小養成多思、多慮、周到、細致入微的辦事風格。

這種經歷，讓周恩來對封建家庭十分反感。毛澤東一再向人推薦《紅樓夢》。當許世友上將說這是“吊膀子”的書沒有意思時，毛澤東對他說，看5遍才能看懂。他還說，這本書里講的是階級斗爭。而喜愛文藝的周恩來很鐘愛越劇《紅樓夢》，卻很少向別人推薦這本書。因為周恩來早在童年，早在封建的大家庭里已深知《紅樓夢》中的滋味。他對侄子周華章說：巴金寫了一本《家》，將來等我退休了，也寫一本名叫《房》的書。他寫《房》就是揭露封建大家庭。正是這種飽含艱辛的生活激發了他對封建世俗的憎恨，鍛煉了他的意志和能力。他作為國家總理的當家本領，或許在兒時的磨煉中已經萌芽。

樹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決心，接受全面系統的近代科學教育

周恩來12歲到東北，輾轉各地求學。1905年，日本、俄國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利益，打了日俄戰爭。這場戰爭在東北大地上打了一年零八個月，清政府宣布中立。此后，遼寧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東北人民備受壓迫和恥辱。在東北，周恩來對民族危亡有了切膚之痛。

東北經濟發展很快，當時已有了鐵路和現代工廠。隨著經濟的發展，東北的文化和思想各個方面也十分活躍。周恩來關心時事，常常看《盛京時報》以及鄒容的《革命軍》等出版物。有一天，老師在課堂上提問：“讀書是為了什么？”有的同學回答：“幫助父母記賬。”有的說：“為了個人的前途。”而周恩來與眾不同，站起來大聲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他對家庭的責任心升華到對祖國的責任心，樹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決心。

1913年，周恩來隨伯父到天津，考取南開中學。這個學校雖辦在天津，但是用歐美的課本，聘請英美教師，用外語授課。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參加過中日甲午海戰，經歷過戰敗的恥辱。他決心教育救國，潛心學習歐美的教育體系，立志培養一代新人。張伯苓辦學極其認真、嚴格，所設課目不僅有國文、外語、歷史等文科，還有算學、物理、化學等理科。周恩來正是在這里受到了全面系統的近代科學基礎教育。他不僅學習到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思維方式。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高級干部中是為數不多的。

通過4年的刻苦學習，周恩來取得優異成績，學習體會到事物是唯物的，事物的發展是辯證的。這種教育為他一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周恩來受過科學、系統、全面的訓練，已經可以認識、理解、跟上世界科技的潮流。他深刻認識到科技對現代化的重要性。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就提出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說，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依靠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后來反右派斗爭，1958年反“反冒進”，周恩來受到批評。三年困難時期，調整政策。

1962年3月2日，周恩來在國家科委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文化部、中國劇協召開的全國戲劇創作座談會聯席會議上，作題為《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再次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指出：“不論是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后，我們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3月6日，陳毅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這次會上講話，提出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帽。性格率直的陳毅講了許多周恩來不便講的話，一語道破。周恩來領導成功研制“兩彈一星”，并布局大飛機、核潛艇、芯片……

另外，南開中學的不少課程是請外籍教師用英文講授的，因此周恩來到三年級就可以讀英文原著，這為他日后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所以，周恩來較早地接觸到了馬列主義的著作。

天津是九河下梢，常常發大水，災民流離失所。他在作文中寫道：“躑躅途中，睹乞丐成群，則思推己及人，視天下饑如己饑、溺如己溺。”現實生活逐步使周恩來認識到辛亥革命的不足。他曾在全校的講演比賽中批評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當時社會上流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這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認為與實業相比，教育是根本。他看到中國貧弱，認為要學習德意志、日本，實行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和“賢人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他放棄了“軍國主義”。1918年2月1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德意志的軍國主義已經招各國反對了（日本不算）。難道我們還要步他的后塵嗎？”“軍國主義的第一個條件是‘有強權，無公理’的。”“我從前所想的‘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現在想想，實在是大錯了。”

在日本留學，周恩來思想發生變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1917年9月，19歲的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后，由天津登輪船赴日留學。

周恩來赴日本之前寫了一首詩：“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這首詩表明周恩來追求真理的決心。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此時還沒有定型。

10月，周恩來入日本東京神田區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準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或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兩所學校均是清政府指定的大學。周恩來到日本首先要補習日文，過語言關。

1918年1月8日，周恩來接到家信得知大叔父周貽奎去世的消息，心中悲痛。他還思念母親，夜里再讀母親的遺詩，眼淚忍不住要流下來。思鄉之情、長子的責任，再加上獨處異國他鄉，他一度相信“無生主義”。“無生主義”認為一切現象之生滅變化，都是世間眾生虛妄分別的產物，本質在于“無生”，修得無生，即是涅槃，即熄滅生死輪回而后獲得的一種精神境界。

但是，現實生活教育了周恩來，很快他的思想發生轉變，重新閱讀了陳獨秀等人創辦的《新青年》雜志。2月1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2月17日，他在日記中將這一變化稱為“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壟斷資本利用歐美帝國主義忙于戰爭暫時無暇東顧的機會，瘋狂地在亞洲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擴張。戰爭使日本消除了自明治維新以后在經濟上的不利情況和當時政府的財政困難，使資本主義急劇地膨脹起來。1914年至1918年，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工礦業生產值增加3倍以上，進口貿易也增加將近3倍。

此時，日本在政治、社會和文化各領域出現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以改革日本法制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興起。

周恩來到日本后不久，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愛爾蘭、捷克、匈牙利等國也都爆發了革命，歐洲革命進入高潮。這些革命極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先進知識分子。他們以共鳴、希望的筆觸介紹十月革命，公開地發表于報端和刊物上。如《露西亞評論》雜志介紹俄國的各黨派時，還提到列寧的名字。周恩來閱讀了這篇文章。文章從1812年十二月黨人講起，在關于十月革命的內容中提到列寧。從中可以看出，其對十月革命的介紹是很粗淺的，但是對周恩來的震撼不可小視。周恩來在1918年4月23日的日記中作了大約800字的追記，寫道：“過激派的宗旨最合勞農兩派人的心理，所以勢力一天比一天大。資產階級制度、宗教的約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恐怕要拿俄羅斯做頭一個試驗場了。”

周恩來在日本讀了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到蘇俄采訪后寫的著名報道《震撼環球的十日》和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等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圖書。他十分關注有關十月革命的報道，對馬列主義學說的介紹以及對無政府主義、基爾特主義、日本新村主義的介紹。他還利用一切機會接觸社會、接觸群眾，向到過蘇俄的日本海員了解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況，了解蘇維埃的情況。他對十月革命、蘇維埃、紅軍及蘇俄國內戰爭的了解遠遠超過國內的青年人。

周恩來喜愛的格言是：與有肝膽人共事，于無字句處讀書。到日本之后，他不是讀死書、死讀書，而是事事都用求學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以此來了解日本的國情。波及日本全國的“米騷動”，使他更加關注社會問題。從此，周恩來開始重新認識日本，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

周恩來（中坐者）在南開學校與同學的合影

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向西伯利亞進軍，武力干涉俄國革命，兵力最多時達7.3萬人。日本為了籌集軍糧，大量征購糧食，引起糧價暴漲，引發了“米騷動”。7月23日，富山縣新川郡魚津町從事搬運工作的家庭主婦們，為要求降低米價同地主資本家進行說理斗爭。白永橋鎮數百名貧苦的漁家主婦聚集起來，憤怒地包圍了投機的米店，要求降低米價，否則放火燒毀米店，并和前來鎮壓的軍警發生沖突。暴動很快就波及神戶、名古屋、橫濱、東京等大城市和農村小鎮。憤怒的群眾到處襲擊囤積居奇、哄抬米價的大米批發商和交易所，形成強大的革命風暴。不少地方的暴動群眾搗毀警察局、財閥公司，并提出“打倒寺內內閣”“降低米價”等口號，從8月3日到10日，有120多個地方發生暴動。從8月26日起，福岡和熊本的煤礦工人也開始了暴動，并與軍隊對抗，搗毀礦山辦事處。反動政府大肆進行搜捕，到9月30日呈報到司法省的被拘押人數達6325人。這次斗爭共延續3個多月，參加暴動的人數達1000萬人以上，席卷1道3府38縣（占全國3/4地區）。雖然最終被鎮壓下去，但迫使大軍閥寺內正毅下臺。

另外，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國內的問題，到中國大量購米，造成中國米價飛漲。這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經濟原因。

周恩來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暴露出來的嚴重矛盾，對日本社會越來越失望。這個失望不僅僅是對日本的失望，也是對正在崛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失望，從而為他日后經過“反復推求比較”，最后確定共產主義的信仰奠定了基礎。

現實的斗爭轉移了周恩來的視線，打斷了他對新思想的探索。5月初，北洋政府出賣國家主權，和日本政府準備密簽軍事協定，中日聯合出兵蘇俄，鎮壓革命。事情泄露后，激起廣大留日學生的憤慨，不少留學生憤而回國，不少積極分子成為次年五四運動的骨干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周恩來積極參加了留日學生的愛國組織“新中學會”，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斗爭中。

周恩來日文水平能聽懂并能交流，具有讀寫能力。但因在南開中學學習的數理化均是英文，他的這些課程的日文水平較差。周恩來于1918年3月4日至6日投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7月2日至3日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均沒有被錄取，沒能得到官費名額。1919年3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將成立大學部的消息后，于4月中旬由神戶乘船離開日本回國。

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成為天津學生領袖，提出革心、革新，在獄中介紹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先到東北，不久回到天津參加五四運動，成為天津的學生領袖。1919年6月主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7月12日，為擴大即將創刊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影響，在《南開日刊》發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文中在評價五四運動時，把它同日本的“米騷動”、朝鮮的獨立運動并提，認為“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動，在東亞歷史上增加些國民自覺的事績”。宣布《會報》將“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介紹現在最新思潮于社會”，“對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導同監（督）的責任”，對于社會生活、各種學術進行“公允正確的批評”，等等。

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正式創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寫著：“民主：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們的箴言。”周恩來在創刊號上發表他起草的社論《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會、改造思想的號召。

革心就是改造自己，自我革命，不斷學習新思想、新知識，提高自己的修養、道德、水平。革新，就是改造社會。這是周恩來所遵循的兩個原則。這四個字貫徹五四運動始終，也貫徹周恩來的一生。

8月初，山東濟南鎮守使馬良宣布全省戒嚴，殘酷鎮壓當地的愛國運動。8月23日，在天津各界聯合會發出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嚴懲馬良，解除戒嚴，以謝國人的通電后，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共同商定派出劉清揚、郭隆真等10名代表赴京請愿。同日，天津代表和北京代表一起前往總統府遞交請愿書，要求懲辦馬良以平民憤，遭軍警拘捕。8月26日，北京、天津學生三四千人，齊集總統府門前請愿示威。28日遭到軍警驅趕毒打，請愿群眾的現場總指揮馬駿等人被捕。周恩來聞訊后，即和張若茗等率領天津學生五六百人趕到北京，連日在總統府外露宿請愿，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并發動輿論支持示威斗爭，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在全國輿論的一致聲討下，北洋軍閥政府被迫于30日釋放全部被捕代表。周恩來稱其為“全武行”。他后來談到自己思想轉變過程時說：“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幫助。”

9月2日，周恩來從北京乘火車返回天津。歸途中，和郭隆真、張若茗、諶小岑等男女學生代表總結請愿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兩個團體中選出一些骨干分子組成一個更嚴密的團體，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種刊物。這一倡議得到大家的贊同。回津后，開始籌建覺悟社。

9月16日，在草廠庵天津學聯辦公室召開的覺悟社成立大會上，周恩來被推舉為會議的主持人。第一批社員20人，打破男女界限，男女各半。這20人基本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聯的骨干，基本都是學生。覺悟社后來發展了2名社員。社員中后參加共產黨的有馬駿（烈士）、周恩來、郭隆真（烈士）、鄧文淑（鄧穎超）、劉清揚、張若茗、李震瀛（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與黨失去聯系）、趙光宸（后脫黨，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成為學者的有薛撼岳、關錫斌、胡維憲、李錫錦、諶伊勛（小岑）、諶志篤、張淑文、周之廉（后從事教育，定居美國，其妹是聶紺弩的夫人）、潘世綸、鄭季清、李毅韜、吳瑞燕。很多人到國外留學，有的留居國外。張嗣婧因屈服家庭的包辦婚姻于1923年早逝。

當時在中國出現了400多種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日本新村主義、基爾特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等。每個刊物的周圍都團結了一批有志、有為的年輕人。

覺悟社成立后，即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1919年11月25日出版的《北京晨報》，評論覺悟社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結合的小團體”，“可以說是天津的小明星”。

1919年12月，覺悟社會議決定社員用抽簽的辦法各取一個代名，為通信的代號或者發表文章的筆名。周恩來為5號，諧音“伍豪”；鄧穎超為1號，諧音“逸豪”；劉清揚為25號，筆名為“念吾”；等等。

為什么以號取名？鄧穎超回憶：“那時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也是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表明大家都是平等的，四海之內皆兄弟。”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愿。群眾公推總指揮周恩來和于方舟、郭隆真、張若茗4人為代表進去見省長。4人竟被拘捕，在署門外的請愿學生亦遭武裝軍警鎮壓，重傷50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慘案。

2月6日，周恩來和于方舟、郭隆真、張若茗等被押往警察廳。

4月5日，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代表諶志篤、鄧穎超等24人到警察廳，要求替代被拘代表。楊以德被迫同意他們與被拘代表見面。警察廳禁止被拘代表與外界接觸的限制被突破。4月7日，警察廳被迫把周恩來等21名代表移送河北地方檢察廳看守所。

此后經過斗爭，除2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處，自由往來，并爭得一定范圍的閱讀書報和通信的自由。難友們組織起來，推舉處理眾人事務的各種委員，制定起居時間表和學習課程表。每日起床后做柔軟體操一次，上午預備接受檢廳訊問，下午讀書，晚上研究社會問題和開娛樂會。4月16日，難友們公舉馬千里、于方舟、周恩來主辦讀書團，并為“永久研究社會問題委辦”，帶領大家開展學習活動，研究各種社會問題。

4月28日，被拘代表舉行紀念國恥日集會，周恩來講述山東問題的始末。

5月4日，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是‘五四’紀念。回想去年今天學潮突起，引得這一年來的學潮起伏，有無窮的感觸。”“將來的希望，尤隱隱約約在各人腦中顫動不已。”

5月10日，晚間全體會議，議定每星期一、三、五開演講會，由難友們分別介紹世界新思潮。

5月12日、26日，時子周介紹世界工業革命史和世界政治革命史后，舉行特別討論會。討論的結果認定“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會的根本改造”。討論社會服務問題。認為出獄后應當進行的工作：商界組織商業研究所；社會舉辦向平民灌輸知識的小報；學生成立演講團，向城市或鄉間演講適合于平民的、有系統的知識，并組織平民教育團，利用課余時間加入各界的組織，灌輸各種知識。

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在晚間演講會上，周恩來分5次向全體難友介紹馬克思學說中5個專題：關于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和馬克思傳記、馬克思學說中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斗爭史、馬克思學說經濟論中的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學說、馬克思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從題目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已經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對馬克思主義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但是他仍沒有確定信仰，仍在對各種學派、思潮進行推求比較。6月6日，馬駿介紹安那其學說，即無政府主義。這個活動并不表示周恩來已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多于國內的很多青年才俊。

7月17日，周恩來與難友出獄。后來，周恩來向友人談起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時說：“思想是顫動于獄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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