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這是周恩來總理對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作出的評價。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張治中與周恩來有過一段跨越黨派40年肝膽相照的交往經歷。

他們于少年意氣風發時相識，中年時既是政治對手，又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他們私下里以兄弟相稱，但在談判桌上又針鋒相對，雖是兄弟，寸步不讓。他們之間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之緣。

1924年，張治中與周恩來，初識于廣州黃埔軍校。

彼時，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張治中任教育長，兩人因共同支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惺惺相惜。

周恩來說張治中“是國民黨中真正理解并執行孫中山革命理想的人”。

在軍校中，張治中主動旁聽周恩來的政治課，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實踐令他耳目一新。他甚至秘密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請求，但周恩來考慮到國共合作的敏感性和張治中的國民黨高級身份，婉拒道：“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官入黨，但保證暗中支持你。”

這一決定雖讓張治中遺憾，卻為他日后成為國共橋梁埋下伏筆。

兩人在私交上更顯親密。1925年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時，張治中自費操辦婚宴，甚至將周恩來灌醉，這段趣事成為兩家代代相傳的佳話。

然而，隨著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張治中選擇避居軍校教育崗位，避免與中共直接對抗，周恩來則轉入地下斗爭，兩人聯系中斷十年。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張治中與周恩來在長沙重逢。此時張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常駐長沙。

1938年，蔣介石為實施“焦土抗戰”，密令焚城，張治中雖提前通知周恩來撤離，但因執行失誤導致數萬百姓喪生。

面對輿論壓力，周恩來不僅未落井下石，反而幫張治中修改了《長沙大火真相》文稿，客觀分析責任，并勸慰道：“罪在焦土政策，當務之急是收拾人心。”

這份患難中的支持，令張治中終生銘記。

1941年皖南事變后，張治中冒死向蔣介石呈遞萬言書，痛陳“此舉破壞團結，正中日軍下懷”，雖未被采納，卻展現了他支持國共合作的堅定立場。

1941年，當國民黨企圖阻撓周恩來與美方代表會面時，張治中公開反對軟禁計劃，直言“此乃小人行徑”。這種超越黨派的坦蕩，正是基于對周恩來人格的信任。

后來抗戰勝利后，張治中和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中曾分別代表國共兩黨展開激烈交鋒。

張治中三赴延安接送毛澤東，甚至讓出私宅“桂園”作為中共代表團駐地。

周恩來則敏銳察覺安保隱患，提議“警衛工作交重慶警備司令部，你的人換便衣暗中保護”。這種既合作又制衡的智慧，確保了談判順利進行。

1946年新疆和談期間，張治中踐行對周恩來的承諾，頂住壓力釋放131名中共被捕人員，并周密安排護送回延安。周恩來感慨：“若晚一步，這些人恐遭不測。”

而當1949年北平和談破裂時，張治中作為國民黨和談首席代表，被周恩來留在北京。

周恩來以“西安事變已負張姓友人，今日不可再負你”力勸張治中留在大陸，并對他道：“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盡管放心！”

周恩來之所以能作此保證，自然是有根據的，原來他早在張治中決定留下不走時，即緊急通知有關部門，責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想盡一切辦法，將張治中的家屬全部安全送抵北平。

而當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秘密找到張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得知是周恩來特意安排他們一家人前往北平時，洪希厚毫不猶豫地表示答應。

次日中午，張治中即在北平西苑機場見到了從飛機上走下來的夫人和孩子還有弟弟一家人。

得見家人，張治中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于他這樣常年領兵在外的軍人而言，在烽火硝煙的戰爭年代，能與家人團聚，那種驚喜和高興是難以言表的。

家人團聚，張治中徹底打消顧慮，并于1949年6月26日發表了《對時局聲明》一文，徹底與國民黨決裂。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示出新的希望……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救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斷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證明……我覺得，各地同志們，應該懲前毖后，當機立斷，毅然決然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民主主義的實現而共同努力。”（《對時局聲明》一文節選）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建國初期，中國百廢待興，經濟狀況很差。這時，張治中雖被安排在西北軍政委員會擔任副主席，但當時的供給制，他每月只180斤小米，他的幾個子女每人每月27斤小米，住的是普通公房，子女上學、結婚、就業，處處需要開支。

張治中此前在國民黨時，雖官職很高，但兩袖清風，是個窮官，資產主要是不動產，家人到北平倉促，也沒有帶多少錢財，再加上一家人人口多，一時之間陷入經濟拮據，生活緊張的窘境。

這時，對于家中拮據狀況，張治中其實本可以開口，但他看到黨中央領導人的家庭生活都很清貧，根本開不了口，更別說提什么要求了。

思前想后，他只好安排二兒子張一純去向傅作義借錢。想著憑借和傅作義昔日國民黨同僚的關系，先解燃眉之急。

很快，張一純由有關人員領著，來到傅作義家里，按照父親交代的，提出要借250塊銀元。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家里的經濟狀況要比張治中好很多，對張治中登門借錢，他很是同情，二話不說便拿出500銀元遞給了張一純，并說以后文白（張治中，字文白）一家有任何困難盡管找他。

事后，傅作義在和周恩來交談時，無意中提及張治中讓兒子找自己借錢的事情。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周恩來李濟登門拜訪了張治中一家，并從有關費用中批示有關部門，拿出6000塊錢資助張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再后來，得知張治中腿神經痛的老病復發，行走困難，他又親自安排中央軍委衛生部一位副部長赴蘇聯請來專家給張治中治腿疾。

張治中感念周恩來的關懷，更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建設和和平統一大業中。

建國后，他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為祖國的繁榮和統一辛勤工作奔走，獲譽“和平將軍”。

在一段風雨歲月中，周恩來將張治中化名“林友文”送入301醫院，并公開聲明：“他是三到延安的朋友！”

這種庇護，一直延續至生命的終點。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將軍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張治中去世后，統戰部的意思是不搞告別儀式，但周恩來卻堅持，一定要搞個儀式，并說：“我參加，再通知其他張治中的黨內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為張治中將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周恩來親自鞠躬送別這位少年意氣風發時結識于黃埔軍校，最終先走一步的老朋友。

后張治中將軍被安葬于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至此，庇護仍未停止。

1975年11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加重，病榻之上的他除了接待前來看望的各級領導，還惦記著張治中一家人的生活，仍派秘書和總理辦公室主任代表他和鄧穎超去看望張治中一家，轉達他的問候，并詢問還有什么困難和問題需要他幫助解決。

事實上，七十年代，張治中一家人的生活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不再存在什么困難，但周恩來依然想盡辦法幫助張治中一家。

1975年末，周恩來總理病危之際，他還讓工作人員把自己的稿費和平時省下來的辦公費共計5萬余元，送到張治中家里，力求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

張治中與周恩來的交往，證明了一句話，真正的政治家，既能堅守立場，又能超越黨爭；真正的友誼，既需肝膽相照，更需家國共擔。一如張治中之子張一純所言：“父親與周叔叔的交往，始終圍繞著如何讓中國少流血、多進步。”

素材來源：
[1]熊坤靜.周恩來與張治中鮮為人知的黃埔情誼[J].黨史縱覽,2018,(09):4-6.
[2]孫子.周恩來、張治中、鄧穎超之間的秘聞[J].湖南檔案,2002,(01):27-29.
[3]張素我,蘇峰.回憶父親張治中的一九四九年[J].中共黨史研究,2009,(07):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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